由《社会观察》供稿

　　采访/张昱 冯洛苏

　　他曾经亲眼目睹“一•二八”事变中，遭到日本侵略者飞机轰炸的上海，房倒屋塌、生灵涂炭的惨景。从那一刻起，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就成为他内心深处不可摇撼的梦想。

　　他曾经在清华大学航空系就读，又在战火纷飞之中，和同学们一起内迁。动荡的岁月里，清华刻苦的学风、坚定的报国信念，成为他日后学成报国的不竭动力。

　　他曾经是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的总设计师，少年立志造飞机的他，开始了导弹的研制。面对苏联撤走专家的困境，面对“文化大革命”无孔不入的政治阻力，他和同事们从无到有，从失败到成功，从第一枚中近程导弹到第一枚远程导弹，23年，谱写了祖国航天事业的辉煌战歌。

　　他，就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我国著名的航空航天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屠守锷。退居二线后，屠守锷仍然在中国航天领域担任高级技术顾问。3月21日下午，已是耄耋之年的屠守锷，在家中接受了《社会观察》特约记者的采访。

　　屠守锷的家，没有过多的装饰，雪白的墙，简朴的家具，然而收拾得十分整洁。坐在面前的老人，谈话时，表情平静柔和，语调却十分坚定。

　　屠守锷是一个爱书的人。他的书橱里，一边整齐地摆放着《毛泽东传》、《中国共产党党史》等书籍，另一边则是《结构设计》等与专业相关的书籍。正值清华大学百年校庆来临之际，阔别母校六十年的老人，深情回忆起清华早年的历历往事。

　　清华，学习航空知识起步的地方

　　《社会观察》：您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当年清华留给您最深的印象是什么？

　　屠守锷：清华校风很好。我1936年考上清华大学，1937年日本人就侵略中国。清华先是迁移到长沙，后来再转移到昆明，我们就跟着学校跑，1940年我在昆明毕业。在此期间，我感觉清华学风是特别能吃苦。在那样动乱的时期，大家都很忙、很累，但是同学们自觉坚持学习科技文化知识，坚定信念将来要报效祖国，可能是受抗战那种大环境的影响吧。

　　《社会观察》：您在清华第一年是在机械系读的，航空系成立后您马上就转了过去，您当时为什么这么坚决转系？

　　屠守锷：清华大学机械系下面本来就设有一个航空所，后来在1937年清华正式成立航空系后，机械系就合并进航空系，所以对我来讲没什么变化，不存在转系的问题。不过在我脑海里，“我们要造自己的飞机”的想法早就有了。“九一八”事变以后，紧接着是“一•二八”事变，日本飞机在上海、江浙一带捣乱，当时我就十分憎恨日本侵略中国，想到以后要研制属于中国的飞机，保卫自己的领空。

　　后来，由于工作岗位原因，我转向导弹的研制工作。虽然搞导弹就不能再搞飞机了，不过里面很多构造机理是相似的，我还是发挥了自己在清华和在国外学习时的一些优势。

　　回国从事导弹研究

　　《社会观察》：您在清华毕业后又前往美国留学和工作，但是您在得到抗战胜利的消息后立刻回到祖国，当时为什么要这样做？

　　屠守锷：我到美国留学，原本就是想多学一点本事，绝不想在美国安居乐业。1941年我到美国时，美国还没有参加战争，不久日本就发动了珍珠港事件，把美国拉进战争的旋涡。日本跟美国开打后，美国对中国留学生的政策还是很宽松的，我在美国学习两年拿到硕士学位后，进入航空公司，也想借此学点东西。但是到战争结束，我就想回来了。我之所以这么坚定要回国，跟我一开始的思想有关。我立志要搞航空造飞机，但我不能在美国造飞机，这个思想很明确，根本不存在思想上的斗争。回国后就先回到清华大学教学。

　　《社会观察》：1957年聂荣臻元帅邀请您加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参与研究我国第一枚地空导弹和地地导弹，但是1961年苏联专家全部撤走，需要中国科学家全面接手，当时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什么？

　　屠守锷：苏联专家全部撤走了，我们就自己干，他们走，不妨碍我们干。开头几年，我们这个工作组从仿制做起。之前苏联专家搞了一个导弹，我们通过仿制慢慢懂得导弹如何组成、性能是怎样的。我们自己搞的第一个导弹把射程提得远了一点，要打远一点的话，推进剂要加一些，发动机也稍微加大点推力，结果导弹就被拉长了。1962年，第一次飞行试验失败了。

　　《社会观察》：你们是如何走出第一次飞行试验的困境的？

　　屠守锷：这个失败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对我个人来讲又多懂了一些东西。

　　首先来讲，导弹加推进剂以后变长了，变长以后会产生抖动，碰巧原来的方案里面有一个设备，放的位置不合适。两个东西一振动，把发动机系统搞烂了。之前我们不了解，失败后查出问题所在，加以改进后，发射导弹就成功了。接下来，用这样一个改进以后的方案，把核弹头放在一起做两弹结合试验，也搞成功了。

　　因此，失败对我们的实际应用来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社会观察》：远程导弹的设计是在“文革”期间进行的，遇到一些政治阻力，你们当时是怎样坚持下来的？

　　屠守锷：主要是因为周总理的保护。周总理当时下命令把我们都保护起来，必要的时候派战士用武力保护，给我们营造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当时，我们虽然也分两派，“915”和“916”派，但是大家都知道搞导弹对国家有好处，所以也不会乱搞。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国家事业重于一切。

　　在“文革”最艰难的岁月里，周总理始终关心中国远程导弹计划。周总理曾经出面把我们召到人民大会堂，听取了我们的研究计划和报告。在试验过程中，还叫我们每天要给他电话汇报，对这个项目抓得很紧。1971年，还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的初步实验已成功了。周总理去世后，他对远程导弹的支持性政策还在，由聂荣臻元帅带头执行。这样，虽然经历波折，但是在9年后终于成功将远程导弹发射到太平洋。

　　朴实的母校赠言

　　《社会观察》：清华百年华诞之际，作为清华老校友，您要对母校和青年学生说些什么？

　　屠守锷：清华学子的学习目的，应该是认真掌握知识和技术，今后为国为民做贡献。以前我在清华的时候，觉得学校风气很正，同学们的学习目的都很端正。当前在许多大学里，一些学生不想下苦功夫学实际的知识，只想要考分和混文凭。这种只看考试不研究学问式的学习没有任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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