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为民众而存在

　　时间：1928年 人物：邓以蛰

　　缘由：思考“艺术家的难关”

　　金庸小说中有“南帝北丐”，中国建筑界有“南杨(廷宝)北梁(思成)”，中国美学界有“南宗(白华)北邓(以蛰)”。

　　邓以蛰是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之一，诗意栖居于清华园十五载。邓以蛰之子、“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邓稼先说：“父亲一生追求美的精神境界，在清华大学任教时，他喜欢在幽静的荷塘边、树林的浓阴里散步……感受大自然的魅力，领悟哲学的真谛，从大自然的美中印证书画理论的精髓。”

　　邓以蛰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尤重美学，回国后与鲁迅、朱光潜、闻一多等人投身新文艺创作。1929年，他受聘为清华教授。他从哲学的高度观照艺术，强调艺术超功利性的同时，注重沟通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民众、艺术与社会间的内在联系。他强调艺术具有“陶熔薰化”和“激扬砥砺”的特质，将艺术作为改造社会的力量。1928年出版著作《艺术家的难关》，他提出：“中国人目下的病症是索漠涣散、枯竭狭隘、忌刻怨毒；而要的音乐须是浓厚、紧迫、团聚、丰润、闲旷、隽永、豁达诸风格。”呼吁“社会需要艺术家，艺术家也需要社会”，并提出“艺术为民众而存在”的主张。他在《民众的艺术》文章中指出：“民众所要的艺术，是能打动他的感情的艺术。”

　　邓以蛰是爱国知识分子，亲身经历了清朝的腐败，军阀混战、列强欺凌瓜分中国的岁月。邓稼先说：“父亲一生的志愿，就是中华民族的振兴，祖国的强盛。他自己长期身患重病，寄希望于儿子长大为国家作贡献。”

　　独立之精神 自由之思想

　　时间：1929年 人物：陈寅恪

　　缘由：悼王国维

　　国学大师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1929年所撰王国维先生纪念碑碑文中有这样几句：“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一生坚持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特立独行，狂介有古风。

　　吴宓称陈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陈寅恪虽博学，却无一张过硬的文凭。他留学欧美十多年，受业弟子陈哲三说：“因先生读书不在取得文凭或学位，知某大学有可以学习者，则往学焉，学成则又他往。”为此，陈寅恪受聘清华国学院曾受过一些周折。

　　陈寅恪名气大、学问深。史界大家傅斯年曾说：“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当年吴宓、朱自清、浦江清等人都听过他的课。有人称他为“教授之教授”，也有人称他为“活字典”。

　　陈寅恪学问虽大，钱袋却“小”，常囊中羞涩。时任北大校长胡适要赠陈寅恪一大笔美元，陈寅恪不受，最后决定把一部分藏书卖于胡适，只象征性地取了2000美元。据季羡林看法：“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上带有捐赠的性质。而寅恪师对于金钱的一介不取的狂介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陈寅恪生性狂介，却不乏温情。他初到清华园，与赵元任一家为邻。赵元任书多屋小，陈寅恪便将屋子的一半让给赵家使用。陈寅恪课余与吴宓、王国维、赵元任及其他学者往来频繁，“晤谈对弈，互相切磋琢磨，十分欢洽”。在赵元任夫妇帮助下，他39岁时终于觅得理想伴侣唐筼女士。

　　陈寅恪温情中常泛幽默之光。1924年，清华筹办国学院时，邀请在哈佛大学执教的赵元任回国，哈佛答应有与他资格相当的人来代替才放他走。赵元任写信请正在德国的陈寅恪来。陈寅恪回信：“我不想再到哈佛，我对美国留恋的只是波士顿中国饭馆醉香楼的龙虾。”

　　陈寅恪的幽默不仅表现在平常生活中。他一生关注民族盛衰，国家兴亡，文化存废。当年，袁世凯当总统，他讥之为巴黎选美。张勋组阁，他讥之为妓女作秀。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消极抗日，一批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闹剧，他在《癸未春日感赋》一诗中以“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的诗句予以讽刺。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时间：1931年 人物：梅贻琦

　　场合：就任清华大学校长演讲

　　1931年，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讲中说道：“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基于这一办学理念，校园内汇聚着各家各派的学术思想。他说：“清华有点儿钱，要撙节着用在图书、仪器、请教授上。”上世纪30年代近百位学界知名学者就聘于清华。外籍学者的到来，促进了与国外的学术交流和沟通。冯友兰说，此时“清华的进步真是一日千里，对于融合中西新旧一方面，也特别成功。这就成了清华的学术传统”。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有三个重要支柱：通才教育、教授治校和学术自由，核心部分之一是“大师论”。他提倡善诱、善喻之教，要把知、情、意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对学生进行培养、熏陶；优秀的教师应该为学生在情、志方面树立楷模；大学师生关系应像古人那样“从师受业”，此谓从游。

　　梅贻琦曾作过形象比喻：“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

　　梅贻琦以自己的方式呵护这种鱼水关系。1936年2月29日晨，警察逮捕了3名清华进步学生，被愤怒的学生夺回。当晚清华园被围，几位院长和教授在梅家商讨对策。梅贻琦只是抽烟，一言不发。冯友兰问：“梅先生，你的意见是什么？”他说：“我正在想。”金岳霖问：“你可以不可以一面想，一面发出想的声音来？”他幽默地回答：“要是发出声音来，我也许就想得更慢了！”其实，他早已通知名单上的学生设法躲避。后来多次学潮中，他千方百计地保护学生，吴晗即是因此逃脱围捕。

　　梅贻琦奉行“吾从众”和“无为而治”，有人曾以顺口溜同他开玩笑：“大概也许可能是，然而我想不见得，不过学校总认为，但是我们不敢说。”但梅贻琦绝不是“好好先生”。他在学校改革上表面顺从蒋介石政府的“部定规章制度”，在教育方针、课程安排、民主管理等方面，却坚决站在师生一边，进行必要的抵制。在国势阽危学潮澎湃时刻，每遇难题他总能“一言解纷”。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时间：1935年12月 人物：蒋南翔

　　场合：“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这是从清华园里发出的爱国救亡的时代强音。它唤起全国爱国学生奋起抗日救亡，激励着一批热血青年投身于抗日救亡行列，走上了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

　　1938级校友、女作家韦君宜在《我所认识的蒋南翔》中提到：“那一句‘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当时已经传诵国内，见诸报端，甚至成了‘一二·九’运动的旗号，但始终没有人知道是出自蒋南翔之手。因为他从来不向人说是他写的。他这个人就是这个作风。”那时，蒋南翔是中文系三年级专爱“斗牛”(上世纪30年代清华园里特有的篮球运动)的青年。

　　据清华史料记载，“一二·九”运动前夕，在中共北平(现为北京)市委工作的1934级学生何凤元从城里赶回清华，要蒋南翔赶紧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南翔在清华学堂地下室的印刷车间写出了著名的《清华大学救国会告全国民众书》。他泪流满面，痛陈华北危机，在文中疾呼：“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1935年12月9日，满腔热血的北平学生6000余人游行示威，学生们沿途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反对华北防共自治”、“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并向当局提出6项要求，遭到军警镇压。

　　清华大批学生也勇敢地参与其中。据史料记载，他们清晨7点就起来集合，由黄诚、吴承明等带队，9点左右赶到西直门，但城门下了锁。清华、燕京等校的同学都被激怒了，他们含着热泪呼喊：“中国人的城门，已经不许中国人进了！”学生们向市民作抗日演说，散发抗日传单，直至傍晚才回校。

　　清华的党组织是“一二·九”运动的领导核心，清华地下党党员、1938级学生姚依林(原名姚克广)是北平学联的秘书长，蒋南翔当时任清华党支部书记，并参加北平西郊区委，领导了“一二·九”运动前后的清华地下党和学生运动。经过这场运动的洗礼，清华大学涌现出一批优秀共产党员。

　　我愿以身许国

　　时间：1961年4月1日 人物：王淦昌

　　缘由：党中央决定请他参加领导研制原子弹的工作

　　1961年4月1日，王淦昌刚从苏联回国不久，他来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办公大楼，副部长刘杰向他转达了党中央的决定，请他参加领导研制原子弹的工作。王淦昌当即回答：“我愿以身许国！”从此隐姓埋名17年，后来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王淦昌1925年考入清华，在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叶企孙、吴有训的引导下，他走上了实验物理研究的道路。

　　读一年级时，王淦昌参加了“三一八”示威游行。3月12日，日本军舰侵入我内河，遭到我驻守大沽口国民军的阻击，英、美、日等借口所谓“大沽口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清华学生会决定联合各大学集会游行。王淦昌说：“那时候我正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毫不犹豫地决定参加。”就是在那场游行中，韦杰三牺牲。

　　王淦昌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找到老师叶企孙倾诉，叶先生告诉他：“归根结底是因为我们国家太落后了……要想我们的国家强盛，必须发展科技教育，我们重任在肩啊！”这句话犹如醍醐灌顶，从此他努力学习，为了拯救中华民族。

　　1930年，王淦昌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取得博士学位后，毅然回国。有教授挽留他：“中国那么落后，你回去是没有前途的……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他说：“科学虽然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

　　回国后，王淦昌先后任教于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1950年后，他调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1959年，苏联撕毁了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党中央决定自力更生建设核工作，1961年4月，王淦昌受命秘密地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

　　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时间：1964年 人物：蒋南翔

　　场合：全校体育工作干部会

　　“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走出宿舍，走出教室，去参加体育锻炼，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在清华园中，每天下午4点半，校园广播都会响起这一段熟悉的声音。

　　说起蒋南翔“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这句在清华大学叫响了几十年的口号，不得不提起马约翰教授。

　　马约翰是抱着“强国必先强种”的坚定爱国信念放弃本业，走向体育之路的。他在1919年就说过：“这是一块人民生命不断遭到疾病折磨的土地。啊，中国需要体育，就像一个结核病患者需要治疗一样。”自1914年后，马约翰一直生活在清华园，是他点燃了清华园进取登攀的体育运动精神。

　　清华一贯重视体育运动。1925级学生铁明说：“我进清华时，体育馆已落成，有淋浴，有游泳池，有健身房。大操场上有正规跑道，正规足球场；有七八个篮球场，十几个网球场……当时全校同学不过五六百人，体育设备充足有余。”铁明所说的体育馆是西区体育馆，当时是国内最先进的健身房。体育馆初建时，称“罗斯福纪念馆”。解放初期，毛泽东曾到这里游泳。

　　1953年初，蒋南翔担任校长不久，几次对学校体育教研组的老师和学生会干部谈起解放前清华优良的体育传统，如钱伟长教务长曾是长跑运动员，梁思成先生是标枪运动员，符保卢先生还代表旧中国参加过奥运会等。1953年5月，第一届校运动会开幕式上，蒋南翔强调：“我们学校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今后要定期举办体育竞赛活动。”

　　1957年11月29日，在全校体育工作干部会议上，蒋南翔说：“你们看，马老今年已经76岁了，还是面红身健。我们每个同学要争取毕业后工作五十年。”1964年1月，在马约翰先生为清华工作五十年的庆祝会上，蒋南翔提出：“把身体锻炼好，以便向马约翰先生看齐，同马约翰先生竞赛，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从此，这一口号，成为清华人的奋斗目标。

　　(本版图片由清华大学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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