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历史》封面

　　清华学校与将来中国之命运，实有莫大之关系。关心中国前途者，对于清华以往之历史，盖不可以忽焉者也。

　　——《清华人》，1924年

　　1911年，清华学堂成立。

　　对于自1901年以来就实行新政改革，兴办新学的晚清帝国来说，这实在算不上什么大事。十年改革期间，帝国各地政府兴办新学五万余所，招收新生逾一百六十多万人。清华学堂区区二三十名教师、三四百名学生，不过是其中的沧海一粟。

　　但就是这么一所不起眼的新学堂，竟然和之后中国的命运紧紧勾连在一起，成为推动中国革新不可忽视的力量，不可不谓是一个传奇。

　　清华学堂诞生之初，就显现出不同于普通新学的气象：她的教师延揽自欧美，她的经费由返还庚款保障，她的学制全部仿照美国，更为特殊的是，她的学生全部输送至美国大学留学……可以说，清华自诞生起，不惟与维新的大环境相连，更是与维新追寻的那个外部世界紧密相连。

　　如果说，“求新”“向外”是清华显露于人的表象的话，那么清华真正的特殊内核则在于其与众不同的教育宗旨。早在1911年4月制定的《清华学堂章程》中就规定，清华学堂的教育宗旨为“培植全材，增进国力”，其教育方针为“进德修业，自强不息”，在整个帝国教育目的还停留在培养“尊崇孔教，爱戴大清国之人”时，清华一诞生就超越了其时代束缚，早早抵达了教育的真谛。

　　正是在这样的宗旨引导之下，清华由学堂而成学校，由学校而成大学，短短二十年的时间，就成长为中国最重要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也正是在这样的教育宗旨的指引之下，一批一批的毕业生自清华而出，担当起引领风潮，革新中国的重任。

　　1931年，清华早期毕业生梅贻琦就任清华大学校长，他在就职演说中再次重申了清华的理念：“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

　　而对于清华要造就怎样的人才，梅贻琦胸有成竹。那就是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类人才，而简单地说，就是可以学以致用的人才。达臻这一目标的路径也很明确，那就是通识教育。让学生们接触尽可能广阔的知识世界，然后选择自己真正有兴趣的专业。正如梅贻琦所说的，“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这鼓励学生们保持一颗自由而不封闭的心灵，同时，严谨的学风又保证了学生不至于松懈散漫。

　　接近世界水准，年轻的大学，造就了整整一代各个领域的大家。梅贻琦、赵元任、胡适、竺可桢、梁思成、闻一多、罗隆基……这样的毕业生阵容，可谓灿若星河，在中国的学校中几乎无出其右。在1949年之后，清华所培养的专业人才，仍是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动力集团之一。

　　1931年梅贻琦曾说：“我希望清华今后仍然保持他的特殊地位，不使坠落。我所谓特殊地位，并不是说清华要享受什么特殊的权利，我的意思是要清华在学术的研究上，应该有特殊的成就，我希望清华在学术方面应向高深专精的方面去做。”

　　如今，清华百岁华诞，我们当藉陈寅恪为王国维所撰写的纪念铭文，表达此种心声：“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我们已经回来，世界从此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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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中，有一部分是受过戊戌变法及庚子国难刺激的，故都抱着‘实业救国’的志愿。”

　　“科学救国”的普遍认识，早已在留学青年们的心中暗潮激荡了。

　　1919年6月，应少年中国学会之邀，52岁的章太炎在北京做了一场主题为《今日青年之弱点》的演讲。他以长者的身份针对青年人的短处做了几点语重心长的告诫。当这位古文经学的最后一位大师演讲完毕后，28岁的归国留学博士胡适登上了演讲台。他并没有顾及这位旧学泰斗的情面，一开始就宣布，太炎先生所说的“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话虽婉转，但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极为明白。

　　像是某种暗含深意的宣告，在讲完他的积极观念后，胡适以一句荷马史诗为演讲作结：“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请看吧，我们已经回来，未来的世界应该从此不同了！

　　这并非胡适一时心血来潮的告白。在1917年3月，胡适归国前夕，他在日记中写道：“英国前世纪之‘牛津运动’未起时，其未来之领袖牛曼、傅鲁得，客白儿诸人久以改良宗教相期许，三人写其所作宗教的诗歌成一集。”而牛曼就是引用上面这句荷马史诗题在了诗集上。胡适说：“其意若曰：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吧。其气象可想。此亦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在这句他意欲与所有留美学生共勉的诗里，所透露出的，正是他们一群先觉的人物，在洞见了自己身处历史中的某种角色后，清醒而有担当的自我意识。胡适所说的“吾辈留学生”，指的是考取庚款留学，较早到美国学习的那批人。当时，与胡适同届的便有赵元任、竺可桢、张彭春、胡明复等。

　　1917年6月，胡适提倡的“文学革命”已在国内引起了激烈的反响，他放弃了正在攻读的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受聘于北京大学。也是在这一年，在哈佛，以攻读数学而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第一人——胡明复，离开美国回到上海，谋划着如何实现其“教育救国”的理想。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竺可桢、哲学博士赵元任也先后回到了阔别多年的祖国。

　　1919年，少年中国学会的那次演讲，当胡适宣告“我们已经回来，世界从此不同”的时候，他分明就在刻意地申明，新回来的“我们”与故旧的“你们”的区别(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这种区别是那么强烈，而“新人”身上的特质是那么可贵而新鲜。

　　这些留学归来的青年才俊们，将会带来什么样的“不同”呢？

　　■  庚款留美

　　至少，在十八九岁的时候，胡适身上还看不出任何高出他人的优秀品质。反而，在上海读书的一段时间里，他还曾是一位生活放纵颓废的不良青年。

　　1910年，对胡适来说是个极为重要转折的时刻。这一年，他考取了第二期庚款留学，得到去往美国求学的机会。

　　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决定退还中国庚子赔款中超出实际损失及应有利息之外的余额，并提出使用这批退款扶持中国教育，每年资助一部人留学美国。次年7月，清政府外务部和学部便设立了“游美学务处”和“游美肄业馆”，专门负责考选和甄别留美学生。“游美肄业馆”以“清华园”为馆址，于1909年9月底开办。由于当年年内就要将首批学生送往美国，考选后已没时间进行培训，只能“甄别”后直接派遣。第二届亦是如此。

　　1910年8月16日，胡适等第二批庚款留美生共70人，登上一艘名为“中国号”的轮船，从上海出发，乘船赴美。他们在船上生活了二十多天，大家都熟悉了。胡适是一个爱玩的人，常同严约冲、张彭春、王鸿卓打纸牌。胡适回忆说：“胡复明从不跟我们玩。他和赵元任、周仁总是同胡敦复在一块谈天；我们偶然听他们谈话，知道他们谈的是算学问题，我们听不懂，或是感觉没有兴趣，只好走，心里都恭敬这一小群的学者。”赵元任对胡适的印象则是健谈、爱辩论，自信心极强，“他的身体很瘦，看起来并不十分健康，可是精气十足，让人们觉得他雄心万丈。”在船上，竺可桢是个细心而不善言辞的人。他要来一张这批留学生的油印榜文，闲来无事时，便把这70个人一个个来对号。

　　9月10日，轮船到达旧金山。那时，整个加州正沉浸在加入联邦60周年纪念的欢乐里。正在加州大学读四年级的蒋梦麟领着几位早年留美的同胞，前来迎接胡适、赵元任他们，并带着他们在这座美丽的滨海山城游览了一番。

　　就在这节日的氛围里，一群年轻的中国学生，走进了美国旧金山拥攘的街头。70人的背影，很快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之中。但对于一些事情来说，属于未来的变化已开始潜滋暗长了。《看历史》2011年4月刊：毕业生_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 

　　■  初识美国

　　如果说，可见的变化还需等待时间长久的酝酿。那么，对于这70名来自中国的青年来说，一个崭新的当下的世界已经在眼前了。

　　在旧金山短暂休整了两天，70名留学生又登上了东去的火车。他们对窗外的新大陆充满了好奇。火车先是在无尽的山岭中行驶，穿过内华达山脉之后，便进入了内华达州大盆地。竺可桢感到，“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崎岖的山地、平坦的峡谷、五彩缤纷的岩石，干燥的沙漠，盐湖……一幕幕从未见过的奇景从车窗外闪过。过了漫长的干旱地带后，便是大草原，出了草原，就进入密苏里河流域。这时，他们透过车窗所看到的，便是—个森林茂密、风光秀丽的世界了。一路往东，“景致越来越好，人烟越来越密”，“不多时日，列车过了美国中部高原，穿过阿巴拉契亚山脉，迎面吹来的便是大西洋的风了”(谢世俊《竺可桢传》)。

　　经过四天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到达了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留美学生监督处”。在这里，对每个人学习的专业、所去的学校作了最后确定，并与有关方面联络妥当。当初，大厦将倾的清政府试图实施“新政”以挽救局面，急需专门的技术人员，同时也担心出国学生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于是规定庚款留学生，“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

　　胡适在二哥的建议下，以农矿专业回国容易找到工作，选择了康奈尔大学的农学。竺可桢也选择了农学，他的理由则是觉得农业是大多数同胞生计所系。而且，他十分好奇美国的农业是怎样的一种情况，怎么会有那么多洋面、洋棉、洋布滚滚而来呢？赵元任则在咨询了曾在美国留学的前辈后，按着自己的兴趣选择了康奈尔大学的数学专业。

　　多数人的学校在东部各州。赵元任、胡适他们先乘车去到水牛城，然后再换车到绮色佳，高年级的金邦正将在那里迎接他们。竺可桢、钱崇澍等人则分配到伊利诺伊大学。他们乘火车先到了芝加哥，然后换车南行。火车要穿过一望无际的田畴，那里有美国著名的玉米带。即将学习农学的竺可桢一路上十分留意沿线的风光，见到生长茂盛的大豆、成熟硕大的玉米，他都无比欣喜。

　　到达康奈尔后，胡适则对美国社会的风俗大加赞美。1910年9月，几乎是刚踏上美国这片土地，他就在给乡友的一封信里写道：“美国风俗极佳。此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民无游荡，即一切游戏之事，亦莫不泱泱有大国之风。对此，真令人羡煞。”

　　美国给这群中国留学生带来的新奇感，遍布在从自然风光到社会生活的各种角落，乃至每个人的课堂里。赵元任曾这样描述他入学不久后的一次物理实验，1910年10月6日在洛克菲勒馆所作的宇宙引力的全班试验。他说：“我在中国高等学堂学过重力和引力，惟宇宙引力的说法，即所有物体彼此吸引，在论及巨大物体和行星围绕太阳运转时，只是一种理论而已。这次，教授让我们看到物体相吸的简单明了的事实。 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那次实验宇宙引力是我所看到的最动人的一次物理实验。”(赵元任《从家乡到美国》)《看历史》2011年4月刊：毕业生_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

　　■ “科学”的真意

　　异国青年的眼睛被这种新鲜感所吸引，眼界大开。逐渐地，他们的感触开始深入到这个国家的肌理，他们的情感开始沟通于这个民族的精神。他们真切地感知着这个国家的强大、制度的文明、社会的发达，内心里在一点一滴地积累着刺激，心灵终于为之震撼。

　　如果说，这种震撼缘于对他者美好伟大品质的由衷艳羡，那么当日中国衰败、贫弱、耻辱的事实，则刻骨地刺痛着这些留学青年。同胡适、赵元任同在康奈尔大学的任鸿隽耳濡目染过美国的强盛后，不由地感慨道：“高楼奇云，蒸汽迷雾，铁路蜿蜒，名城巨镇，类如贯珠”，“见物质文明之发达，未有不变色却步者”。那悬如霄壤的落差、刺痛而醒目的反衬，不由得让青年们思考这其中的因由，求寻着中国向前跋涉的出口。1962年7月，陈衡哲在夫君任鸿隽身后为其撰写的小传中说：“那时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中，有一部分是受过戊戌变法及庚子国难刺激的，故都抱着‘实业救国’的志愿。”陈衡哲是1914年秋到美国去读书的。熟悉留学界的情形后，她明显地感觉到，“科学救国”的普遍认识，早已在留学青年们的心中暗潮激荡了。

　　任鸿隽认为，中国的地理形势同美国相似，其不能强盛的主要原因是没有先进的科学。1914年6月，任鸿隽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文章说，自清末以来，吾国虽有数千博士硕士进士翰林，却不过是饰己炫人，为利而学而已，致使中国根本没有一个“为学而学”的学界，这是国家长期衰弱，国人“非愚则谀”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一个国家的盛衰强弱，与学界之有无成正比。他呼吁：要建立学界，增进知识，懂得科学。其实，这样的观点，在那时，几乎是留美青年所皆有的同感了。

　　1914年6月，刚放暑假，美国康奈尔大学的赵元任、任鸿隽、杨杏佛、胡明复等几位中国学生，晚餐后聚集在大同俱乐部廊檐下闲谈。当时欧洲大战一触即发，世界形势变幻莫测，大家不由得谈到中国的命运。任鸿隽在《中国科学社社史简述》中写道：“我们在国外的同学能够做一点什么来为祖国效力呢？于是有人提出，中国所缺乏的莫过于科学，我们为什么不能刊行一种杂志来向中国介绍科学呢？这个提议立刻得到谈话诸人的赞同。他们就拟一个‘缘起’，募集资金，来做发行《科学》月刊的准备。”

　　如果说在刚到美国时，这些中国的青年还对眼前的世界懵懂无知的话，那么经过几年的熏陶，他们已眼界大开，将世界的面貌看得更清楚。正如他们在“缘起”中所说：“今试执途人而问以欧、美各邦声名文物之盛何由致乎？答者不待再思，必曰此实科学之赐也。……同人等负岌此邦，于今世所谓科学者庶几日知所亡，不敢自谓有获。顾尝退而自思，吾人所朝夕诵习以为庸常而无奇者，有为吾国学子所未尝习见者乎？其科学发明之效用于寻常事物而影响于国计民生者？有为吾父老昆季所欲闻知者乎？”

　　接下来的整个夏天，康奈尔大学的多数中国学生都忙着为《科学》撰写、翻译文章。秋天开学的时候，他们已经凑集了三期的《科学》文稿预备发刊。次年1月，《科学》月刊在上海正式出版发行，这是中国首份横排向右，使用标点符号排版方式的刊物。

　　随后他们意识到，只发行期刊与“振兴科学，提倡实业”的宗旨相去甚远，于是有人正式提议改组成立中国科学社。1915年10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间的现代科学学术团体在美国康奈尔大学成立，旨在以“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为使命。

　　尽管科学社诞生于大洋彼岸群山环抱里的一处小镇，但它的血脉，它的宿命却毫无意外地属于那个挣扎的中国，属于中国近代史上始终面对的重要命题的一环。自清末开埠以来，中国向西方学习以图抵抗外辱、富国求强的努力，便如波浪一样，前仆后继，从未断绝。在这层意义上，中国科学社的诞生，便是这段历史的续写。它是中西文化持续碰撞后，一群以国家命运为情怀的年轻的留美学生，所作出的另一种反应。

　　任鸿隽说：“科学精神者何？求真理是已。”他进一步解释道：“科学家之所知者，以事实为基，以试脸为稽，以推用为表，以证验为决，而无所容心于已成之教、前人之言。又不特无容心已也，苟已成之教、前人之言，有与吾所见之真理相背者，则虽艰难其身，赴汤蹈火以与之战，至死而不悔。”而这种凝涵着自由、理性、逻辑、实证、批判、求索等人类高贵品质的科学精神，则贯穿于现代西方学术的诉求之中。“科学”不仅限于自然的知识积累，它还统摄于社会的学科，它更是在其上所提炼出的那一种方法，那一种形式，那一种操守的集合。

　　在此意义上，“科学”便不仅是科学社成员的专利，它代表着那一代留学生最不同以往的色彩，它宣告着那一代人最本质地抓住了西方的精神。而当他们陆续完成学业，纷纷回国的时候，这种“科学精神”的色彩就成了沉淀在他们身上，磨蚀不去的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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