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我们回来”
■ “我们回来”
1915年，随着赵元任、胡明复等人从康奈尔毕业，去往哈佛求学，《科学》杂志的阵地也转移到了波士顿的剑桥城。正在哈佛攻读气象专业的竺可桢也参与进来，并很快就成为科学社的中坚和骨干。
哥伦比亚大学的胡适和科学社成员都是一帮好友，也时常参与他们的活动。尽管如此，此时的他，已经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在另一场运动中，并因其首倡“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
1917年，胡适还在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大师——约翰·杜威门下写有关“汉学”的论文，这时，他接到了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的邀请。胡适放弃了正在攻读的哲学博士学位，决定回国授课。
胡适初到北大时，北大还是章太炎弟子的天下。那些人“国学根底都很浓厚，在国学的某些专科方面，甚至都可以说在胡适之上”。不仅如此，胡适更发现，在旧学上，许多学生的学问也比他强，他们思想成熟且十分挑剔，而胡适却偏偏被安排来教中国哲学史。一向自信的他，也不免有些提心吊胆了。
顾颉刚记载当时的情形说，听说要由胡适来讲中国哲学史，许多同学颇有疑虑：“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大里来讲中国的东西？”在此之前，这课是由陈汉章讲授的，他从伏羲讲起，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胡适接手后，重编讲义，以《诗经》为材料，作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罗志田《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
当时哲学系的学生顾颉刚说：“这一改把我们一般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能闹风潮。”胡适自己也感觉到，许多学生觉得他对上古史的处理是“思想造反”，认为他不配教这门课，要赶他走。
几堂课后，顾颉刚说，胡适虽然读书没有陈先生多，“但截断众流上是足以自立的”。在同学准备闹课之前，他又请同寝室的中文系学生傅斯年去听一下，以作最后的裁判。傅斯年是黄侃的高足，旧学深厚，而且“最敢放言高论”。傅斯年原本对胡适不甚欣赏，但旁听几次课后，他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于胡适而言，他当然是幸运地避免了一场风波，但更为幸运的，乃是中国的学术，中国古典治学范式的突破，中国现代学术道路的开启，正是由此开始了。《看历史》2011年4月刊：毕业生_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
■ 开启现代学术
1919年2月，胡适将其讲义整理成《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出版。这部著作是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基础上加工增补而成的，而这篇论文的导师正是杜威。
在学理上，也许胡适对杜威的理解远没有那么通彻，但在方法论层面，杜威却教给了胡适终身服膺的一套治学方法。胡适在1935年所作的《介绍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说他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杜威，另一个就是赫胥黎。赫氏教他怎样怀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而杜威则教他把一切学说都看做待证的假设，教他处处顾到当前的问题和思想的结果。两人加起来就使他学会了他自己归结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科学方法。
余英时称《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在当时“震动一世的视听”。不到两个月，该书便再版一次，三年后，已出到第8版，而1930年时，第15版又出了。此书是中国人用现代学术方法系统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第一部著作。在序言中，蔡元培评论此书四大特点乃是前人未有：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主张。
而更大的意义在于，胡适将中国从原有封闭的一种传统中，带到一个现代世界上，他对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和学术现代化，第一次作出了示范。正如余英时所言：“《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提供的不是个别的观点而是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换句话说，便是一个全新的典范。”
留美归来的胡适，正是以一种西方的分析的、实证的、归纳体系的方法，让中国学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建设道路上，稍晚于胡适，但与胡适做着类似工作的，还有跟他一同留美的朋友们。这些受西方学术影响极深的人物，在各自的专业里，都有一种奠基与开拓的使命，他们最先带给中国学界“西方的眼光”和“科学的方法”。
1920年，竺可桢受聘担任南京高师地学教授。在竺可桢主持下，学校建立地学系，其编写的《地理学通论》《气象学》讲义，成为中国现代地理学和气象学的奠基性教材。
也在这一年，赵元任来到清华大学，教授物理、数学及心理学的课程。如果说，赵元任——这位近世罕见的“文艺复兴式的智者”，直到此时给人的印象依然是兴趣广泛，“心志未能专一”，在数学、物理、哲学、音乐等各方面皆可翩然游艺的话，那么也是在这一年，极具天赋的他，在语言学方面的兴趣终被激起了。
那年，在清华上课没多久，恰逢英国哲学家、数学家罗素来华讲学，赵元任被请去做翻译，陪同罗素到外地讲学。每到一地，赵元任便用当地方言翻译罗素的讲演。他在途中向湖南人学长沙话，等到了长沙，已经能用当地话翻译了。讲演结束后，竟有人跑来和他攀老乡。这种嬉戏性的翻译让他觉得“好玩儿”，于是决定把语言学作为他研究的主要领域。1921年，赵元任再次出国，在国外，他接触了西方最新的语言学理论。
1925年，赵元任回到清华国学院担任导师，教授《方音学》《普通语言学》《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方言》等课程，开启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现代化之路，中国语言学开始展现给世界以新的面貌。
在语言学研究上，最能代表其现代化色彩的是语音实验室的建立。据其助手杨时逢回忆：“语音实验室的建造，共分为四大间，关于设计、绘图等一切，也都是赵先生亲自策划的。……向国外订购语音实验的各种仪器，如最新式的录音机数架，都是灌制铝片音档的仪器。此外还有，音浪计(记声调用的)、音叉，留声机及其他实验仪器数十种，在当时差不多是应有尽有了。”在此之前，清代朴学家通常进行的语音分析并未凭借近代科技，中国的语音学带有很大的主观性。而赵元任将自然科学的理论方法和设备技术运用于语音学研究，使中国的语音研究走向科学化和精确化。《看历史》2011年4月刊：毕业生_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
■ 胡适，“落伍了”
在日新月异的中国激进趋新进程中，胡适“暴得大名”不过数年，就被激进派视为落伍了。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使得中国的政党颇受启发。他们觉察到观念可以变成武器，学生群众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力量。从此各政党的领袖们，乃至梁启超所领导的原自进步党所分裂出来的研究系，都认识到吸收青年学生为新政治力量的可能性而寄以希望。青年成为那个时代最显要的风向，成为掀起“潮流”的最主要力量。青年们发现新的改变来得太过缓慢，而现在依然要与旧社会周旋，这令他们心情急迫、焦躁不安。他们渴望着更壮烈的事业，更激进的运动。在当时激进的大潮流下，而那些曾经青年的“导师”们，若要跟上“潮流”，则必须“跟着少年人跑”。
1936年，胡适在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
以学术而言，胡适所要忠告青年的无疑还是那套一直没变的治学方法。从1920年到1933年，在短短的十四年之间，胡适以“序言”“导论”等不同的方式，为十二部传统小说大致写了三十万字的考证文章。胡适说：“我所要传播的只是一项科学法则和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便是尊重事实，寻找证据，证据走向哪儿去，我们就跟到哪儿去。科学的法则便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只有这一方法才使我们不让人家牵着鼻子走。我说被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原无骄傲之可言；但是让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牵着鼻子走，也照样算不得好汉。”《看历史》2011年4月刊：毕业生_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
■ 结局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第一个“黄金时代”，在生物、农林、地质、地理及矿业等许多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重要成果，国内许多学科也在此时成为独立的学科。科学的知识得到普及，久被忽略的科学精神开始受到重视，有品质的学术活动，那些思想灿烂的时辰，一时激荡人心。然而，这种势头，因为日本的入侵便不幸夭折了。
因为战乱，胡适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学术活动。举国同仇敌忾的抗日形势下，胡适接受了蒋介石给他的任务，去往欧美各国开展国民外交，宣传中国抗战的决心，争取海外同情与支持。1937年9月，胡适来到美国，开始各地游历演讲。一年后，胡适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美全权大使，这位曾一度回避政治的学者，终于被战乱拉进了政治的漩涡里来。
像一曲清逸飘扬的玉笛之声，突然中断了一般，赵元任天性自在的田野调查及民歌采风，也被日本人的入侵打断了。1938年，赵元任离开战火肆虐的大陆，前往美国躲避战乱。先到夏威夷大学，教文言文一年，后到耶鲁大学任教。在大洋彼岸，那重归宁静的生活里，他继续着对汉语的思考。
这时，离那群留学生在美国校园里喊出“科学救国”口号的日子，已经过去了二十多年。其间不知有过多少无常的变化，在这人如草芥的战乱年月里，仍有人还在坚持着曾经的青春理想，比如竺可桢。1935年底，他被任命为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任浙大校长的13年中，经历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浙大四迁校址，在千里跋涉中艰难办学。等到浙大复归杭州后，党化教育、政治训导却一步步紧逼校园，各派政党分子进一步侵入到学校里来，浙大的学生热衷于学潮，已难以劝告，而军警特务又横行霸道，疯狂反扑。他苦苦维系着科学独立、学术自由的最后尊严，却在“内外特务、政客交迫之下”独木难支，教育理想破灭的竺可桢有了辞职的打算。
抗战结束后，远在美国的赵元任本已准备动身回国，这时收到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家骅的电报，请他出任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赵元任怕做校长，便在美国继续住了下去。赵元任一生如隐士一般，不问政治，只做学问。而好朋友胡适，这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却在政治漩涡中几度身不由己。1947年，赵元任受邀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后，乔迁新居，住在半山腰的一座西式小楼里，过着平静安然的生活。胡适录了一首小诗送他，“万松岭上一间屋，老僧半间云半间，三更云去化山雨，回头方羡老僧闲”。这时的胡适恰逢政治上的失意时期，一句“回头方羡老僧闲”，道出了对人生境遇的感叹。 胡适也许想不到，人生最堪唏嘘的时候，还远没到来。《看历史》2011年4月刊：毕业生_百年清华的中国年轮
一群满怀科学救国理念的年青人，就这样在时代的裹挟和政治的夹攻之下，离自己的梦想渐行渐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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