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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东:从北师大走出来的美国科学院院士

http://www.sina.com.cn   2012年09月03日 15:30   xiaoqing110.bnu.edu.cn

  北京时间2004年4月21日凌晨1时,美国科学院宣布,德州大学西南医学研究中心生物系教授王晓东当选科学院院士。很快,大洋彼岸的这个振奋人心的喜讯传遍了中国生物学界,“改革开放后大陆留美人员中进入美国科学院第一人”、“美国科学院生物领域最年轻的院士”这些名衔让王晓东迅速成为了国内媒体竞相报道的焦点。我校校友会在学校科技楼悬挂巨幅标语,祝贺这位八四届校友获此殊荣。


王晓东:从北师大走出来的美国科学院院士

  三个月后,王晓东重返母校,参加八四届学生毕业二十周年聚会。当选了美国科学院院士的他还是一如既往的谦和、热情,他围坐在老师、同学当中,共叙二十多年的老师恩情和同窗情谊。当轮到他向大家发表感言时,他由衷地说道:“北师大是养育我成才的地方,我对科学的理解,对科学最原始的认知完全是在北师大养成的。我能够有今天的成绩,完全离不开各位老师的指导和帮助。我从内心永远感谢各位老师,感谢北师大。”

  本科记忆:跟随北师大的老师学习是我的幸运

  王晓东是1980年9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微博)学习的。那一年,北师大生物系在河南只招收一名学生,因自己外婆的父亲曾在北师大念过书,王晓东对师大严谨求实的学风留有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在填报高考(微博)志愿的时候地毫不犹豫选择了这所历史悠久的名校。作为高考恢复后的第四届大学生,王晓东极其珍惜这样的上大学机会,而北师大纯朴向上的校风、博大厚重的知识底蕴、教学相长的学习氛围,也使他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曾经有一次,王晓东想看一本生化教科书,当时这本书在全国只有六本,但他却从高年级的师兄那里找到了一本复印本。王晓东如获珍宝,假期的时候把这本五、六百页的复印本背回家,每天读一章,花了一个假期的时间慢慢渗透。

  让王晓东感受最深刻并对他后来的发展影响最大的,是生物系那一批在学识和人品上都堪称教坛楷模的教师。像王永潮、薛绍白、柳惠图、吴国立,魏群等老师都有过出国留学(微博)的学习背景,他们引进了许多国外大学的先进经验,如聘请客座教授,使用国外原版教材等,培养了学生广阔的学术视野和良好的科研习惯。王晓东在上大三的时候便开始翻看英文文献教材,开始思考自己的科研选题。有一次徐汝梅老师邀请了一位加州大学未来学的教授来做讲座,就让王晓东来翻译他的演讲稿。这对于一位在学术上刚刚入门的本科生来说,不仅意味着一次难得的学习和交流机会,更包含了莫大的信任和鼓励。正是这些点滴的帮助和积累,使得王晓东渐渐步入了生物科学的殿堂。

  大四的时候,王晓东跟从薛绍白老师做毕业论文,常常一整天都待在办公室做实验。而当时薛老师家里只有一张书桌,让给了自己要高考的儿子,所以薛老师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办公室看书。就这样,王晓东便有很多向薛老师学习请教的机会。当时他们做的题目是在细胞周期过程中组蛋白乙酰化的情况,这个题目在现在的人看来,也不得不感叹他们的超前思维。薛老师常常跟王晓东交流自己的研究心得,其中一句话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细胞周期的关键,是理解它在周期运行时的一个生化的过程。”在王晓东以后的科研生涯中,他牢牢抓住生化过程这个关键,许多科研成果也是在这个基点上产生的。

  最让王晓东感动的是发生在毕业前的一件事。当时他打算报考外校的研究生,但薛绍白老师却把他叫到家中,结合他的研究方向和特长,和他分析报考外校与本校的优劣。薛老师的亲切关心和照顾让王晓东感动不已,经过深入的考虑之后,他最后决定报考本校,继续跟从薛老师做研究。

  如今,每每谈及自己的科研成就,王晓东无不把当年这些老师对自己的特殊影响和照顾挂在嘴边,他说:“能跟随北师大的老师学习是我的幸运。如果当年我没有报考北师大,绝对不可能有今天的成绩。”

  正是因为如此,王晓东多年来一直情牵母校。虽然他在美国定居,但还常常回校参加各种学术交流活动。有一年他接到薛绍白老师的邀请,专门乘飞机回来做一场讲座。他还担任了北师大生命科学学院的客座教授,除了讲学以外,并积极为优秀的师弟师妹出国留学、工作牵线搭桥。

  出国留学:站在巨人的肩膀再向上迈一步

  1985年,“中美生化考试和申请”(CUSBEA)组织中国学生留美学习生物。王晓东顺利通过了这次考试。他来到了美国德州大学西南医学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之后随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得主约瑟夫 戈尔茨坦和迈克尔 布朗从事博士后研究。

  回想起自己当年的出国的机会,王晓东认为,当年中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向国外特别是美国这样的国家派遣留学生,是一项高瞻远瞩的决策。当时邓小平提出这一主张时,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都怕这批留学生将来不会回来。但邓小平仍然坚持,只要有一部分人回来就值得,即使他们不回来也有可能为中国作贡献。结果,王晓东很自然就成了“改革开放政策的直接受益者”,跟随国外杰出的科学家做学问。

  在王晓东出国留学的第一年里,各种各样的不便也成了自己的生活中的拦路虎。两国不同的文化观念,日常生活中的语言障碍,环境改变逼迫养成的新习惯……都需要时间去适应。但最为幸运的是,王晓东已在国内打下了扎实的知识基础,并养成良好的科研习惯,这两点使得让他在专业学习上颇为顺利。

  在美国,王晓东选择了当今最前沿学科——细胞凋亡规律研究。它能揭示生物生长与死亡的规律,为攻克癌症提供重要的理论依据。之所以选择这个研究方向,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王晓东的两位亲人都在较年轻的时候患肝癌身亡。眼看着亲人在饱受病魔折磨时的痛苦,王晓东产生了要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帮助癌症患者的念头。自从1995年他成立了自己的研究室后,更进一步开展了促使癌细胞死亡的研究。2000年,他和助手们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一种神秘的线粒体蛋白质细胞Smac,这种细胞可以打破肿瘤的“坚硬堡垒”,诱使肿瘤细胞“自杀”。目前,王晓东已经成立生物公司,把研究成果用于实际应用,以研发出更具针对性的抗癌药物。从1995年至今,王晓东共写出了50多篇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论文,他的论文成果被其他科学家引用超过了1.5万次,是过去10年中被引用率最高的科学家之一。基于他在这些方面的杰出成就,王晓东获得了2006邵逸夫生命科技与医学奖等一系列荣誉。

  对于王晓东的成功方法,他的妻子朱厦英曾这样说过:他和我们做实验不一样,我们是急于求成,追求漂亮的报告结果和较高的分数,但是他却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别人的理论系统,他对研究的方向看得比较准,比较远。”

  而王晓东于自己的成绩却是谦逊而低调的。他总是说,能跟随两位世界顶尖级的大师做研究,相当于是被推到了很高的位置。这时再往上走一步,并不是那么的困难。“比我有才能的人多的是,只是我的运气比较好,也不是那么的功利,在同一个地方默默奋斗了许多年,并且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最后的成功也是自然而然的。”

  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仅仅是一项“学术荣誉”

  大多数中国人知道王晓东,是在他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之后。美国科学院院士是美国科学界的最高荣誉,目前共有2300多人,当选者均是在科技和工程方面取得杰出成就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作为“最年轻的华人科学院院士”,王晓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大媒体科教版的头条。然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晓东更多把自己定位于“无数杰出华人科学家中的一名代表”,他说自己“只是在非常具体的路上先走了一步”。因为现在在生命科学研究领域中,领衔课题组或有自己实验室的华人科学家不下1000人。甚至有人统计,在非常顶尖的学术杂志上发表的生命科学论文中40%左右的主要作者都是华人。“我的入选,证明了华人在生物学领域可以做得一点都不比别人差,也表明中国的生物学前期教育是有一定基础的。”

  但在媒体视线之外,王晓东本人仅仅把“美国科学院士”当作一项纯粹的“学术荣誉”。“国内媒体对这件事情的报道远远超出了它本身的价值,让我身不由己地当了一回‘名人’。”王晓东苦笑道。“入选美国科学院,其实只是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名member(成员),但中国把他翻译为‘院士’,这便无形中提升了他的身份地位。实际上它并没有为我带来社会地位和物质待遇上的任何改变,”王晓东笑呵呵地解释到,“还有一些媒体说我是入选美国科学院中最年轻的,这也是有误的。我的导师40岁便进入了美国科学院,而我是41岁的时候进去的。历史上进入美国科学院的最小年龄应该是28岁。实际上,我只是目前科学院中男性里最年轻的。”

  至于屡屡被外界看好的“冲击诺贝尔奖”,王晓东则笑称“这是外行人说的话”。“诺贝尔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它不应该成为科学家的追求目标。” 在王晓东看来,诺贝尔奖是大众颁给科学家的荣誉,大众科学家与专业科学家有着本质的不同,前者作为科学与大众联系的桥梁,他们和体育界、演艺界的人士一样,需要宣传需要更多人的关注。但专业的科学家却有所不同,因为科学工作本身是一件严肃而精细的事情,它需要安安静静的环境。一个专业的科学家真正能够被人记住的,是他所做出的科研成果,而非获得什么荣誉。

  组建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回馈祖国的恩情

  尽管自己在国外获得了卓著的成绩和荣誉,但王晓东仍然觉得有所欠缺。“我们这些人在外边的成绩越大,心里就越发觉得空虚。我曾经得到了那么多老师的帮助和指导,曾经享受了那么好的国家政策,需要感恩,也需要回馈。”因此在2003年,当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的职位向王晓东招手时,他欣然接受。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是国家计委、科技部、北京市政府共同筹建的,三方投入了5亿元用于第一期建设与科研工作。研究所的中心工作是“使主要科研人员进行原创性的研究,同时也鼓励研究人员发现和发明对于中国和世界有应用价值的工作”。所里的第一届科学指导委员会由包括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4余位国内外知名的生物学家组成;目前的第二届科学指导委员会成员均是走在科学领域最前沿的优秀科学家。研究所研究人员的工作成绩,每年都要有这个委员会来做出客观的评估。

  王晓东利用自己在美国每年两个月的私人假期的时间回国,开始了在这块“国家级试验田”的耕作。他希望借助研究所的工作平台,把国外一些先进经验引进国内,并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适合中国的科研管理体制。目前,研究所从人员的招聘、管理、考核、仪器设备试剂的购买、管理等方方面面都在进行全新的探索。

  同时,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也承担起了大量的人才培养工作。每年都有六十多位本科生来这里做实习,完成自己的毕业论文。同时他们每年还面向全国招募学生,开设为期6个星期的“暑期训练计划”,帮助本科生在实际工作中提高动手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学生们接受了与国际接轨的高标准的科研训练,在实习中表现突出的学生能得到留在所里攻读研(微博)究生的资格,或者被推荐出国留学。

  王晓东常常鼓励他的学生说,科研的动力在于科学家求知的欲望,做研究便是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遇到困难不能够放弃,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哪怕在自己看不见前方的时候,也一直坚持走下去。他还常常用自己的经历告诫学生:“我自己做实验也常常看到负面的结果,每天都会失败。但是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又想到了可以比昨天做得更好的地方。所以每天都有失败,但是每天都有新的盼望。”

  对于未来,王晓东最大的心愿,便是把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建成国际一流的生物研究所,并摸索出一套能对其它科研机构起示范作用的科研管理体制。在他看来,他个人的成绩是由努力加幸运获得的,离真正的成功还很远。他还有更高更远的抱负:“我们这一代人是在理想主义的环境下长大的,虽然这么多年在美国,但我还是希望能把我的所学带回祖国,帮助祖国,这也是我当时出国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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