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大镛：勤力端方写人生

　　于他而言，人生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片刻不能虚度。他的生命，也似一块在智慧长河里浸满养分的海绵，纵使不再澎湃，却始终润泽丰盈。

　　北京安贞医院一间四壁洁白的病房里，陶大镛先生静静地躺在床上。清癯的面容，在睡梦中仍是凝神思考的模样。

　　这位92岁的著名经济学家，缠绵病榻已五年余。虽然生活被浓缩在这一方不足十平方米的空间里，虽然喉管切开术使他只能依靠人工喉艰难发声，然而，不会被束缚和局限的，是一位学者对新知新事的无限渴求。

　　儿子陶晓永来看他了。老人醒来，用目光发出无声的指令。于是，陶晓永俯在父亲耳边，讲起国际金融危机的最新演变，讲起中国的经济发展态势。老人凝神听着，浑浊的眼里渐渐有了神采。

　　这是陶大镛留给儿子和女儿的必做功课。精神稍好的时候，他需要以这样的方式为自己充电。于他而言，人生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片刻不能虚度。他的生命，也似一块在智慧长河里浸满养分的海绵，纵使不再澎湃，却始终润泽丰盈。

　　“老教授中的少壮派”

　　在北京师范大学(微博)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网站上，“名誉院长陶大镛”的字样位居页首。教师们说，这代表了陶先生在大家心目中的地位。从30年前初创北师大政治经济学系，到一路成长为经济系、经济学院，直至今天的经管学院，陶大镛一直是这个队伍的学术引路人。

　　不止如此。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名誉会长、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名誉会长、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名誉会长……每一个称号，都俨然是陶大镛学术成就的灼灼勋章。

　　“在经济学领域里，陶先生成名很早、成果丰硕，以至于有些和他年龄相差无几的著名学者，都自谦和他在学术上‘差一辈’。”陶大镛的首位博士生、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李翀教授说。

　　未做助教直接担任讲师，27岁即任正教授，陶大镛创下的这项纪录一度传为佳话。1942年，刚从中央大学毕业不久的陶大镛因战乱流落广东坪石镇，结识了中山大学(微博)经济系主任王亚南。因为相同的学术旨趣和深厚的理论功底，陶大镛被王亚南破格提拔为讲师，在中山大学讲授经济学。此后三年间，他先后任教于广西大学(微博)、重庆交通大学(微博)、四川大学，1945年即升任教授，人称“老教授里的少壮派”。自此，他的学术之舟风正帆满，加速前行。

　　1946年，应英国文化委员会之邀，陶大镛赴曼彻斯特大学和伦敦大学研修。“这次到国外去，要看看蜕变中的欧洲”，怀着这样的热情，两年多的旅欧岁月里，他一面研究发达国家经济发展史，一面关注东欧各人民民主国家的社会经济改造，笔不停挥地撰写了《战后资本主义》《战后东欧的经济改造》《新民主国家论》《社会主义思想史》等著作，为即将解放的新中国选择经济道路提供了参考。而他最主要的学术贡献——世界经济研究，也在这一时期悄然滥觞。

　　研究经济现象的世界性，这在当时的国际学界亦属前沿。陶大镛发现，西方学者多停留在现象分析层面，却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的斗争彻底撇开，甚至妄图“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现象作为人类经济的全体”。在经过大量观察和条分缕析之后，他立足于一般经济规律，摸索出一套独到的研究方法，从纷繁芜杂的表象中“拎”出了世界经济发展的总规律和总动向。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版的《世界经济讲话》《世界经济与独占资本主义》等大部头中，他满怀信心地宣告：“战后的世界经济，在激变中，也在改造中。这一个‘变’的历程，将把人类历史推向崭新的阶段去。”这两本著作是我国最早的世界经济专著，直接促成了这一新兴学科在我国的建立。因此，中国世界经济学会首任会长钱俊瑞、著名经济学家杜厚文等都曾称陶大镛“是我国世界经济学科最早的开创者之一”。

　　开创者的脚步永不停歇。此后的岁月里，他在此领域着力甚勤，先后发表了《论世界经济的研究对象》等长文，汇集成洋洋五十余万言的《陶大镛文集·世界经济卷》，完成了《世界经济新格局研究》等重要课题。1980年中国世界经济学会成立之时，他被推举为副会长；他的研究方法与理念，一直影响至今。

　　“真理之声是封锁不住的”

　　在学界，陶大镛对《资本论》的精研和喜爱，可谓有口皆碑。

　　在他的文集里，专辟有《资本论研究》一章，从《资本论》的理解、应用、教研等各个方面详加论述，可见用功之深。

　　作为一个商务印书馆排字工人的儿子，陶大镛在战乱与贫困中度过童年，刻苦自学考入中央大学经济系。国难、家难激发着他“为国民找寻出路”的豪情，然而，大学课目里的“有闲阶级经济学”却令他备感茫然和隔阂。直到有一天，因为偶然借阅到一本苏联列昂节夫写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教程》，他的眼前亮起了曙光。

　　“我激动地读完了这本书，我懂得了人怎样变成‘能说话的工具’，我懂得了‘儿童的鲜血怎么会变成金属货币’，我更懂得了资本主义的工厂又怎么会变成苛罚的拷问室。从这时起，我不再为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所麻醉，我狂热地开始追求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了。从这时起，我不再消极地憎恨旧社会，我勇敢地愿为新社会的创建而努力了……”欣喜不已的陶大镛一口气研读了能找到的几乎所有政治经济学新书，还四处凑钱，托香港友人买了三大卷本的英译《资本论》寄来。

　　“足足有两个多月，我一天也没有放松学习，全神贯注地来读这部‘无产阶级的圣经’了……我深深感到，长期以来，尽管资产阶级学者对《资本论》采取了漠视、蔑视乃至仇视的态度，但真理的声音是封锁不住的。”一口气读完《资本论》后，陶大镛写了《我是怎样读〈资本论〉的》一文发表，并给自己起了个新笔名“卡奇”以寄托志向。卡尔·马克思、伊里奇·列宁，两位革命导师的精神就以这样的方式嵌入了他的生命。

　　就是这部《资本论》，后来历经了一段漂泊的“旅途”，险些成为陶大镛心中永远的痛。

　　经济学家关梦觉是陶大镛的至交好友，1941年，他借走了《资本论》卷一，约定短期归还。孰料未几“皖南事变”爆发，两位老友顿失联系，一晃近十年之久。1949年，两人终于得见，欣喜之余，陶大镛言语间满是对心爱书本的牵念。而此时，这本《资本论》尚被关教授交托他人保管。两年之后，关梦觉特意携书北上，完璧归“陶”。一丢十余载，转手几万里，这部巨著终于“回家”了。“那时的喜悦和激动，实在无法用笔墨来形容”。陶大镛专门撰文，以作纪念。

　　“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

　　1957年，席卷而来的“反右”风潮使许多知识分子蒙受苦难。39岁的陶大镛也难逃此劫——因为在一次会议上提了些被视作“别有用心”的建议，他和费孝通、钱伟长、黄药眠等人一同被扣上了“右派”帽子，成为名噪一时的“六教授事件”主角。

　　命运似乎和他开了个无情的玩笑——解放之前，陶大镛曾与四川大学彭迪先、李相符教授一起声援昆明“一二·一”惨案被害的进步学生，被蒋介石政府以“左派三教授”的名义实施迫害。此刻，从“三教授”到“六教授”，从“左”到“右”，他被撤消职务、监督改造、受尽磨难，一蹉跎就是20余年。

　　然而，陶大镛以超乎想象的坚韧挺了过来。“文革”时，虽然被剥夺了发表文章的权利，他还是在“牛棚”里偷偷写下了上百万字的书稿。他的耳畔似乎回响着马克思推崇的句子——“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坚强来自内心的信念，他曾多次对我们讲，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追求不会因为人生际遇而动摇，因为这是他披沙沥金寻得的真理。”陶大镛的弟子、北师大经管学院副院长赵春明教授说。

　　早在读书时代，陶大镛胸中就燃烧着爱国救亡的火光。1939年，他在中央大学加入了地下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团”，发起并领导地下党外围组织“中苏问题研究会”，还曾经邀请周恩来、邹韬奋、潘梓年等人为学生们作专场报告。即使在留英访学的三年里，他也心牵国家存亡，团结起一批留学(微博)进步人士，声援祖国的解放战争。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的喜讯传到英伦。陶大镛特意来到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前，献上一束鲜花以示告别与庆贺，然后，火速携眷回国。

　　执教香港达德学院商学系、主编新中国第一个综合性学术杂志《新建设》、兼任《光明日报》经济周刊主编……他把新鲜的学术空气带回了祖国，也在革命建设实践中愈发服膺真理。

　　“陶先生如果听到我们歪曲或者贬损马克思主义，会非常生气。然而，他绝不反对学术探索，自己也身体之，力行之。他是一个坚定而不僵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北师大经管学院分党委书记沈越教授说。他记忆犹新的是，改革开放之初，学界对于经济特区尚有误解与猜测。陶先生专程赴深圳作了为期几天的考察，之后，他开始在各种会议上发表演说、提交论文，为深圳的效益和速度叫好，称经济特区是“符合发展潮流的一大创举”。这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反响——一个公认的“最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站到了创新的阵营里去，说明这种创新并非离经叛道。

　　“早春寒意消，园丁快育苗”

　　1957年，陶大镛在一次会议上发出呼吁：“早春寒意消，园丁快育苗”，而这句话正是他半生倾情教育事业的写照。

　　此时的陶大镛，正在北师大进行着自己的“育苗事业”。1954年，北师大成立不久的政治教育系，急需一个学贯中西而又富有声望的学术带头人，留洋归来正活跃于经济学界的陶大镛自然成了不二人选。1979年，一副更重的担子落到了他肩上——北师大决定在政治教育系基础上组建政治经济学系、哲学系和马列主义研究所。陶大镛接受了筹建政治经济学系的任务，积极组建师资队伍，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很快就建起了全国高等师范院校中第一个经济系，这对于我国师范院校学科建设的完善意义深远。

　　“可以说，北师大经济学科的每一步成长，都离不开陶先生，他对教育是那样特点鲜明、观点突出，感染着我们每个人。”和他共事多年的王同勋教授感慨。

　　对博士生严把质量关，决不批量化生产，这是陶大镛育人的一大特点。1981年，北师大第一批获准招收世界经济专业博士生，陶大镛教授也成为我国第一批博士生导师，28年来，他门下的博士生尚不足10人。

　　经管学院副教授胡松明是陶大镛的关门弟子，他对导师的严格体会至深。“因为健康的缘故，先生已经不能给我讲课了，但他坚持让我做读书笔记，每周带去医院见他。有一次他借给我两本英文原著让我啃下来，我看得很困难，灵机一动，偷偷跑到图书馆去看中文译本。一周后向先生汇报读书心得，我根据中译本谈了很久，先生立即提出质疑：你看得有这么快吗？是不是在看中文版本？我承认了，先生很生气：不读原著，何谈研究？二手文献怎么靠得住！我只好一字一句地重新攻读原著。这种‘痛苦’的训练过程，对我以后的文献阅读帮助很大。”

　　严格的学术训练，使他培养的每位博士生都成了学术中坚。

　　他曾和北师大多位教授联名提议设立教师节，多次在各种场合呼吁“百年大计，教育为本”；他撰写长文，明确提出“科教兴国”要首先“国兴科教”，反对将教育推向市场，力主提高我国教育投入；他参与制订《教师法》，为提高教师待遇和教师队伍质量建言献策；他长期关注农村基础教育，很早就提议对小学生免收学费，少收杂费……对陶大镛来说，关心教育不只是为了一批学生、一所学校，而是为了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

　　“大器晚成，要一辈子这样努力下去”

　　在夫人牛平青眼中，陶大镛是一个为事业完全忘我的人，勤奋是他最大的特点。

　　“在伦敦的时候，他经常去大英图书馆，一块三明治一壶水就是午餐。在马克思常坐的那排书架前，他似乎能够汲取到特别丰富的养分。”牛平青回忆。

　　赵春明十分理解先生的勤奋，因为先生曾语重心长地转送他这样一段话：“搞学术，一定要持之以恒。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赶时髦。大器晚成，要一辈子这样努力下去。”这是王亚南当年对先生的提点，已成他奉行不二的座右铭。

　　回国之后，陶大镛一直身兼数职，还先后在全国人大(微博)、全国政协、民盟中央担任要职。生活更加忙碌了，他牺牲掉一切业余爱好，依旧见缝插针地研读、书写，每天深夜12点后方睡，连看报纸都只能在睡前烫脚时同步进行。

　　这样不停歇的努力，终使陶大镛“视野宏观，才华横溢”。沈越回忆了自己与先生的初识：“在一次全国性学术会议上，我关于德国经济研究的发言引起了先生关注，他在回京的火车上和我长谈，我惊讶地发现，虽然这非他的研究领域，但他却能敏锐地捕捉其价值所在，他给我的启发，竟然比我多年求师得来的还要多。”

　　“正人君子陶大镛”，这是学界对陶先生的一致评价。“你可以不同意陶先生的观点，但你不能不佩服他的人格。他始终如一，从无虚伪。”李翀感慨。

　　端方、刚正、敢于直言，牛平青说，先生始终摆脱不了有些天真的“书生意气”，而这种真性情更滋养了他内心的善良。就在住院不久后的一天，先生谈及中国亟待解决的三农问题，竟至老泪纵横：“研究了一辈子经济，还没能让所有农民都过上富足日子，我心里惭愧啊”。听到老人借人工喉哽咽发声，连护工都没能忍住眼泪……

　　现在的陶大镛，依然有心愿未竟。在病魔摧垮身体之前，他正在构思几件事情：写一部《大时代小故事》，浓缩经风历雨的人生智慧；创办《太平洋导报》，以适应世界经济发展态势的需求……他的心，因为这些愿望而始终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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