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者有言，一个人到处分心，就一处也得不到美满的结果；这样的人若遇事不顺意，岂足为怪？就好比航海远行的人，必先定个目的地，中途的指针，总是指着这个方向走。当目标越接近，困难也就越增加，要把每一步骤看作目标，使它作为步骤而起作用。但愿每一个人都能从容地不断沿着既定的目标走完自己的路程。 ——王文采

　　所有的植物在国际上都有个通用的拉丁学名，与此相对应的是，大部分植物的发现者，命名者也都是以外国人，尤其是欧洲人居多。我国植物分类学研究起步晚，从这门学科的开山鼻祖林奈在1753年发表《Species plantarum》(中文译名《植物种志》)的专著以来，直到1916年以后，才有自外国留学(微博)归来的钱崇澍、胡先骕、陈焕镛等先生在国内建立植物研究所，在各地大学教授植物学，培养人才，之后才开始了近代植物学的探索。长期以来，我国都没有出版《中国植物志》，在解放以前甚至到解放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如果想知道各式各样的植物的学名，只能求助于专家。时至今日，翻开多卷本的《中国植物志》，查看植物的名称时，令人欣喜的是，外国人的名字不再一统天下，我国不但编写出了长达八十卷本的《中国植物志》，全国各省、区的植物志也大部分编写出来，为研究植物的学生和对植物感兴趣的爱好者们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工具书。在这两项工作中，有一个人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就是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微博)生物系，投身于植物分类学研究五十多年的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王文采院士。

收获=努力+机遇

　　王文采学长于1926年出生于山东济南，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年幼的他随母亲前往北京求学，1945年从北京四中毕业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回忆起走上植物分类研究的道路，有两位恩师功不可没。

　　王文采学长起初对植物分类学产生兴趣，源于大三时上的一门课：“植物分类学”。讲课的是北平研究院植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林镕先生，上课时他一手拿着植物标本，一边讲，一边在黑板上绘图，讲述有关植物的科、特征，属生动的教学方式引起了王文采对这门学科的初步兴趣。1948年5月初，正是春暖花开，生机勃勃的时候，林先生便领着学生们去玉泉山实习。他采下山上盛开的花朵，给同学讲述各种植物所隶属的科、拉丁学名和花的构造。花的构造在被子植物中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地球上的被子植物包含四百多科，一万多属，二十多万种，分化主要表现在花的结构变化上。各式各样的花的结构引起了王文采强烈的兴趣，他非常好奇它们是怎样变化的，各种花的结构之间又存在着什么样的关系。以后，林先生又带着学生去了北京的天坛，香山实习，但引起了学习劲头的王文采不满足于此，他还经常自己跑到西山、八达岭、南口等地去看花，画图；没有工具，就拿着刮胡子的刀片在野外解剖花，采集更多的植物标本。因为那时没有可以查植物拉丁学名的参考书，采来的标本很多不认识，王文采就去请教那时住在西直门的林先生。就这样，他认识了不少植物，掌握了不少科、属的特征，同时，因为他酷爱采集标本，宿舍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植物标本，这个“植物迷”的绰号也远近皆知了。

　　学识渊博，讲课生动的林镕先生把王文采领入了植物分类学的大门，而德高望重，爱护学生的胡先骕先生将王文采真正引入了植物研究的深处。

　　王文采于1949年从北师大毕业后，因为学习成绩优秀，被留校任教，担任动物分类学、生物切片技术和外系的普通生物学三门课程的助教。1948年，静生生物调查所所长胡先骕先生从内地回北京，同时任师大生物系的兼任教授，担任他的助教的是王文采的师兄王富全先生，他热心地向胡先生介绍了王文采对植物分类学感兴趣。于是，1949年11月的一天，胡老托王富全找到王文采，对他说，听说你对植物分类学感兴趣，我现在要编写一部《中国植物图鉴》，你来帮助我怎么样？对于胡老的信任和器重，王文采有些诧异，因为当时他对中外有关植物分类学文献，植物学拉丁文等都未曾学过，对于专业的编写工作，还有很多的不懂之处，但更多的是高兴，因为这就意味着能经常去规模更大的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植物标本馆看标本，查文献了。

　　不久，中国科学院成立，静生生物调查所的植物部分、北平研究院植物所和上海生物科学社植物部分合并为中国科学院植物分类研究所。胡老又把王文采找去，问他愿不愿意去植物所，对于当时的王文采来说，这个消息如同喜从天降，在胡老的极力推荐下，不到一个月，王文采就从北京师范大学调到了中国科学院，正式开始了以后长达五十多年的植物分类学的研究生涯。

艰辛考察路，情系植物心

　　我国领土辽阔，从南到北横跨四个温度带，拥有非常丰富而多样的植物区系，被外国誉为“世界园林之母”。比如说最南边的海南岛，西双版纳覆盖的是热带雨林，长江流域遍布是亚热带常绿阔叶林，过了秦岭以北是温带落叶阔叶林，到了黑龙江和青藏高原就是寒温带针叶林了。面对大自然千姿万态的植物，在大多数人眼中，可能发现不出什么区别，更说不出它们各自的名称和用途，但在王文采眼中，每一种植物都是不一样的，大自然里的一花一草一木，都是他研究的对象。植物不会说话，只有靠植物研究者们替它们说话。所以，王文采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发现了不认识的植物。但是，要发现新的植物是不容易的，除了要有机遇外，更重要的是知识的积累。因为只有对一个属的全部种了如指掌，才可能发现、命名新的植物。而且，一个属有小属、大属之分，小属小到只有一种，比如说杜仲属，大属的种类从四五百到一、二千种不等，为了更近距离地认识更多的植物，王文采一次次踏上了野外考察的道路。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是王文采出外考察的高峰期。每一年春暖花开，植物们开始生长发芽，就是他收拾行囊上路的时候；到冰天雪地，植物们开始修生养性，就是他退而整理资料，著书立说的时候。他的足迹遍布了我国的不少省份，从河北到广西，云南，四川，江西，湖南等。当问起他哪一次的考察印象最深刻时，王文采说，南方是植物的王国，云南一省有一万多种植物，四川峨眉山有三千多种植物，一座山就比河北一个省的植物还要多。所以每一次去南方都是大开眼界，印象深刻。

　　在旁人看来，野外考察总是充满艰险与汗水的：热带雨林里多变恶劣的气候，防不胜防的蚂蟥，突如其来的病患侵袭，简陋的装备……王文采都经历过，暴雨烈日，冰天雪地不是想象中的画面，蚂蟥蚊虫曾在他的身上留下痕迹，一场疟疾更是差点夺去了他的生命，在病床上昏迷了几天几夜的他，好容易才从死亡线上被抢救回来。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山区里考察，没有特殊的津贴，在衣食住行各方面也没有良好的保障，可以说是没名没利，但王文采却乐在其中，因为他热爱植物，将兴趣视为事业，视为生命的一部分。

　　1981年到1983年，中科院组织了综合考察队前往横断山区考察三年，采集了大量的植物标本。由王文采主持，多位专家参与编写出了《横断山区维管植物》一书两册，这是他的心血之作，他一直以来都有个心愿，就是退休后能带着这两本书住到横断山区去，那里特别复杂的地形：山谷底部有热带植物龙眼和桔子，山顶却是寒带雪山，像磁石一样深深吸引着他。

宠辱不惊，追求学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万马齐喑，全国大部分的科学研究都停顿下来，自然科学学报都停刊了，中国科学院同样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整风、批斗，写大字报运动不断，王文采也不例外。但在逆境之中，他仍然保持着平和的心境，坚持着自己的植物研究，对于王老来说，只要不把他和植物分开，只要还能继续从事和植物有关的工作，就心满意足了。

　　和如今的科学家自己申请研究课题不同的是，那时的国家科委主任聂荣臻元帅，提出了“任务带学科”的口号，通过任务把学科发展起来，科学家没有自己的任务，不能提出自己想去哪，而是要按照上面的计划来，以完成国家任务为重。1961年越战爆发，中国援助越南抗击美国，科学院植物所承担了一项帮助支援人员找军马草的项目，王文采再次到广西龙州一带的国界线上考察；1969年我国和苏联关系恶化，发生珍宝岛事件后，毛主席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口号，全国掀起了“中草药运动”，植物所编写了《北京中草药》，全国各地也在发掘本地的中草药资源，但当时还没有一本植物志的参考书，各处的标本无法鉴定，定不出名来，所以，因为文革而停工，1965年就开始编写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又开动了起来，王文采负责这项工作，共邀请全国130位专家参加编写工作。到1983年，此书共出版了正编5册，补编2册，收载我国高等植物近15000种，其中9082种配有墨线图，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植物图鉴类著作。成为农、林、牧、医药、轻工业等方面开发、利用我国植物资源的重要基本资料，也是植物学研究和教学方面的重要参考书。对于这部巨著，王老笑称，这是做了份“高级普及的工作”。

老骥伏枥，志向不已

　　从1950年转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到现在，王文采埋首于植物分类学和植物地理学方面的科研工作已经五十多个年头了，不负胡老的厚望，他在学术方面取得了非凡的成就：在对毛莨科、苦苣苔科、紫草科、荨麻科等科的分类学研究中，共计发现新属20个、新种约500个。主持编著《中国植物志》第27卷、28卷、64卷第2分册和第69卷。此外，还曾对我国的番荔枝科、樟科、肉豆蔻科、罂粟科、十字花科、虎耳草科、豆科马鞍树属、葡萄科、金丝桃科、山龙眼科、萝摩科和唇形科青兰属进行过研究。主持编著了《中国高等植物图鉴》、《中国高等植物科属检索表》、《横断山区维管植物》和《武陵山地区维管植物检索表》等专著。其中由他主持、130位学者参加编写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欢迎和重视，荣获1987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他曾任《植物分类学报》主编。在植物地理学方面，根据对许多科种子植物分布区的分析、研究，发现了一些重要分布式样和迁移路线，并提出了我国云贵高原一带可能是被子植物发展早期的一个发展中心的论断。他已在中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一百余篇、专著八部。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进入古稀之年的王老，又瞄准了一个新的目标，毛莨科铁线莲属。长期以来，王老对这个属由过去外国专家建立的分类系统有所怀疑，但是，却苦于资料不足，无法做深入的研究。中科院植物所的标本馆，作为全国最大的研究基地，标本积累到现在有200多万份，但大部分是中国标本，只有很少量的外国标本；然而，在西方国家，如英国伦敦，法国巴黎，俄国圣彼得堡，瑞士日内瓦的植物标本馆里都收集了采自全世界各大洲的标本。所以，从1996年起，他利用出国的机会，陆续访问了美国、瑞士、瑞典、英国、俄罗斯、法国等国的植物标本馆，在潜心研究了他们所收藏的五大洲的全部铁线莲属的标本之后，他认识到在铁线莲属中，萼片水平开展，倒卵形，雄蕊无毛是原始特征，而萼片直立呈长圆形或其他较狭长的形状，雄蕊有毛则是进化特征，并据此又认识到上述外国专家将该属中具直立、狭长萼片和有毛雄蕊的群错误地当作原始群看待。根据上述新认识，王老对过去的铁线莲属分类系统做了重要修改。

淡然自定的人格魅力

　　王文采从小学，中学，大学，科学院一路走来，在中学时，他立志要上大学，减轻家中的负担，他成功了；在大学里，他喜欢上了学校的气氛，立志要把书读好，用功留校，他也做到了。在两位恩师的引导下，王文采进入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兢兢业业专注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上，一干就是五十多年。

　　王文采的学生们说，“读过文采师，别人的就不再读了”，这并非是因为王先生的学生高傲，而是在王老的言传身教中，和他的相处中，真正感受到了他“宠辱不惊，逆来顺受，外柔内刚”的魅力，“不管逆境顺境，不管屈辱荣誉，统统都化解在学问之中，化解在学术追求之中。”

　　接触过王老的人都能感受到他为人谦和有风度，一和人说起植物，说起原来出外考察的经历时就眉飞色舞起来，“有意思，真好玩”，心境还和年轻的时候一样。王老和老伴的生活现在由一位保姆照料着，每天早上，在中央电视台音乐频道的交响乐中，活力十足地开始一天的生活。虽然因为前几年的一场病，使他不能走远路，不能再像年轻时一样去野外考察了，但王老的生活仍然离不开植物，他还在做标本鉴定的工作，他的文章仍不时在学术刊物上发表。

　　有人说，爱花之人不易老。也许正是热爱植物之心，使得王老永远保持着一颗年轻的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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