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建国 本报评论员

　　15岁的“非沪籍”生占海特，为了争取异地高考[微博]权力，网上约辩沪籍青年，结果被斥“上海不需外地蝗虫”。把同胞斥之蝗虫，确实够损的。从这一人格侮辱事件看，不难理解异地高考推进的艰难。

　　改革开放就是放开束缚，大规模的人口流动是其显著标志之一，城市新居民的爆增衍生了庞大的“随迁子女”群体，由于高考制度改革和各地高考方式的差异化，这些学生难以再回到原籍地参加高考。占海特就是这样一个代表。

　　虽然还只有15岁，占海特已经很有自己的思想，她在《教育公平，我的梦想》一文中写道：“我希望就地高考政策不要与父母的职业、收入、纳税、房产、社保等挂钩。若是如此挂钩，穷人的孩子何日才会有出头之日？如何才能通过教育改变命运？”这简直是天问。

　　“蝗虫说”令人惶恐。一个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外来人口的贡献，这一点几成共识。我们没有理由只要求别人贡献，而不与别人分享发展成果。

　　一些人为什么要抵制异地高考，道理很简单，他们怕异地高考政策一旦放开，本地的优质教育资源被稀释，使本地考生面临更激烈的竞争。这是典型的地方保护，是特权思想在作怪。

　　这一特权是高考分省指标造就的。分省指标是一存在好几十年的体制，它给北京、上海等地有别于其他地方“政策红利”，这些地方的家长[微博]和考生习惯将此当做自己的一种权利。拥有这种权利，他们觉得理所当然。事实上，这种权利的存在本身就不合理、不公平、不公正，在“保护”一部分考生同时，“牺牲”了另外一部分考生的利益需求和正当权利。这种显失公平的“特权”，只会制造社会不公。

　　多年来，打破户籍壁垒、实现“无障碍”的异地高考呼声不断。今年国务院终于有了明确态度，要求各地年底前拿出相关方案。放开制度才能让每一个孩子得到公平的机会，虽然这一天来得有点迟，但总归让人们看到了一点进步。

　　(原标题：令人惶恐的“蝗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