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如果是写人物访谈的记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她)的阅历和观察力。有阅历，才清醒，不会由对方牵着走。有观察力，才能把人物抓透。如果是写事件新闻的记者，我看重的是他(她)对事件的突破能力，干脆、干练的办事能力。如果是文化记者，那我看重的是他(她)的知识储备、知识背景。

　　新：你在《新周刊》是既采又编，那你怎么看待编辑这份工作？

　　朱：编辑工作的任务，很大程度就是保证所有的版面基数比较一致。这话的意思就是，要保证所有的稿子质量不能差别太大，风格要比较统一，有一种平衡感、稳定感，专题要有节奏感。说到底，编辑工作就是把握大局的工作。

　　新：这几年你一直呆在《新周刊》？

　　朱：不，中间有两年我去了英国。就是2002－2004年，当时我觉得应该出去走走了，就到了伦敦，念了一个媒体分析的专业。

　　新：欧洲的大学，中国人多么？

　　朱：几乎每所大学都有中国人。这么说吧，每逢夏季，假期，北至瑞典，南至希腊，西至英国，东至波兰，都能看到亚洲学子，背NorthFace大背囊、拿一张Eurorail 火车通票，住火车或YHA通铺，便能自由穿梭于边界消失的欧洲。

　　新：用个烂俗的说法，就是出去“开阔视野”。

　　朱：对，如今，不管是游学还是留学[微博]，学都是第二位，首要的还是开阔眼界。我曾经总结过，去德国读哲学的，去梵蒂冈读神学的，显然对形而下已丧失了兴趣；去法国读红酒的，去意大利修时尚的，完全是中了某种生活方式之毒。《围城》里方鸿渐出洋留学，四年中换了三所大学，分别在伦敦﹑巴黎和柏林，最后却拿回美国“克莱登大学”文凭。如果真有这样的大学，我倒真想一读。

　　新：说说你的留学生活。

　　朱：最难忘的确实不是“学”，是四处游历。我在那两年有两次比较长时间的漫游，都是一个人去的。一次是从伦敦到挪威，再到瑞典，最后到希腊。另一次是从伦敦到比利时，再到西班牙，到巴塞罗纳。都很难忘，这些游历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难忘的经历。

　　新：我看到你的文章里提过这些留学生游历的生活：“他们在哥本哈根Christania与无政府主义者调情，在阿姆斯特丹红灯区里抽两口大麻，在英国Glastonbury音乐节撒野，在巴黎贝尔拉雪兹JimMorrison 墓前跳舞，在西班牙Ibiza岛喝到烂醉，在希腊Mykonos沙滩上裸奔。经历过这样放浪而迷醉的青春之后，他们回到各自所在，从YoungPerson 成长为Adult，西装革履，娶妻生子，夹紧尾巴做人。”——你说说你在游历过程的一些细节？

　　朱：我说一个震撼点的。比如在西班牙，去看了一个流浪剧团的演出。演出进行一半，男主角当场脱了裤子，下台找一个女的，当场做爱，还拿DV拍下，在舞台的大屏幕上播放。

　　新：真是三观尽毁！朱：这个西班牙剧团在欧洲很多地方是被禁止的。

　　新：其它观众是什么表情？

　　朱：都被吓傻了。

　　新：你呢？

　　朱：我当时本来是坐在第三排的，看到这里我赶紧溜到后面去了……，我怕他会来脱我的裤子……。后来我想，那个女观众可能也是演员之一。

　　新：这个艺术形式是想表达什么呢？

　　朱：大概想表达女人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之类。内容不怎么样，但形式实在是骇人。这和看一般春宫秀还实在不同。它的确打着艺术的幌子。下面观众还都是西装革履的绅士淑女。说起来我较喜欢英国人的这种越正经的事就越不正经，越不正经的事情就越正经的调调。

　　新：那么，与这种调调同理同质的事物，还有哪些？比如说，哪个作家？

　　朱：王尔德，毛姆，破产女孩里的Max……

　　新：我明白你的趣味了。既然说到书，说说中国的作家，你喜欢哪些？比如《西游记》喜欢不？

　　朱：喜欢的，但更喜欢《金瓶梅》。它粗俗，泼辣，真实，是另一个世界的，但挺让人向往的。

　　新：为什么说它是另一个世界的呢？

　　朱：我们还是带点知识分子的小情怀吧。

　　新：嗯，再说回留学。留学还有没有比较难忘的收获？比如对你的三观的影响。

　　朱：还有一个收获就是成熟了我的城市观。像伦敦一个晚上可以有2000多场在不同地方上演的、各种趣味的戏剧，这个在广州是不可想象的。我最看重一个城市的丰富性。

　　新：广州的丰富性够不够？

　　朱：明显不够，起码是不如北京的。在北京，各种文化、各种层次的趣味，都能得以展示，你能知道在这个城市的各个角度，都有一些富于生命力的有趣的事物生长着。但在广州，这种生命力和丰富性就不足了。广州更多的是小市民趣味，香港文化对广州的辐射，变成一种限制。

　　新：那么上海呢？在中国的其它城市？

　　朱：上海的丰富性也是不够的。在中国，北京还是我最喜欢的城市，原因就是丰富性。

　　不管做人还是写文章，平庸是最大的缺点。

　　新：我读过你写的一篇采访，关于隐居在丽江的布农，他花四年在玉龙村建了一个布农山舍。自己画草图，自己推翻又自己重建，整个院子占地六亩多，有完整的池塘、花圃与菜地。养了三只狗、三只鹅、两只羊与十余只鸡，请了三个工人。鸡蛋、羊奶与蔬菜基本可自产自得。每天打坐，喝茶，读书……，完全远离城市。这种生活，你能过不？

　　朱：我现在过不了。但我希望以后能过。

　　新：为什么现在过不了？是诱惑过多，还是？

　　朱：布农几乎是与世隔绝，完完全全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不能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们要关注外界，也要外界来关注你。

　　新：对，我们的教育是不允许这样的。你觉得为什么呢

　　朱：中国人还是有宗族观念吧，我们没有宗教，家庭代替了宗教功能。

　　新：对，我们是人伦社会，需要观众，讲究互动。不然会觉得空虚。

　　朱：在中国社会，一个人的存在感来自于他在一个集体、宗族里的相对位置，而不是来自个人认定。

　　新：那么为什么西方社会没有这个问题？

　　朱：来自宗教，宗教教义里我们都是上帝的子民，都是被上帝放牧的，父母只是托管而已。

　　新：可能任何宗教，真正的教义，可能都是让人回到自己的内心。

　　朱：对，就像少年派一样，灾难只会使他从一个怀疑主义者过渡到一个坚定的信徒。但中国人是反过来……。我也希望我能更多地回到自己内心。

　　新：今天聊得很开心。最后我还得点点题，有没有什么话可以总结你的人生态度？

　　朱：除了刚才说的丰富性之外，另外就是，尽可能地不要平庸。不管做人还是写文章，平庸是最大的缺点。

　　采访手记

　　对一个陌生人的阅读

　　采访朱坤的过程，就是尝试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一个不好把握的个体，进行把握。毫无疑问，这很难。我们见面聊了不久，就几乎要吵起来了。

　　朱坤与我是同行，他从北大毕业就到了《新周刊》，任编辑、记者多年，现任《新周刊》编务总监。当我们谈到人物稿怎么写的时候，他认为，写人物稿要尽量避免采访者的感受，尽量避免“我”字的出现。而我的看法刚好相反，我认为一个鲜活的人物往往是在他人的注视、观察中发出光的，这需要采访者在写稿的时候投入真性情，说出独家的识见。再说，世界不就是由一个个的“我”组成的吗？我只能代表我自己，不能代表任何人，当然更不能代表某一团体。

　　朱坤冷冷地说，这是两性的区别。他说，他们杂志的目标读者其实主要是男性。话题涉及两性，我在他的语气中听到某种性别歧视，很有些不悦。为了采访能顺利进行下去，我硬生生地把激烈的反驳咽回去，却一直如鲠在喉，直到现在。

　　一个晚上的面谈，朱坤给我的印象是：有种几乎咄咄逼人的直接。但我知道，这不是全部的朱坤。因为，在采访之前，有一个细节让我印象很深。

　　当时，我通过非常曲折、非常间接的关系找到朱坤，当他听到我是因为他曾获“高考[微博]状元”而采访他，第一个反应是拒绝。

　　他解释得很清楚：虽然他身为既得利益者，但人生并不因这个状元身份而有任何实质性改变，“只是一次考试，运气占很大成分。没什么好谈的。”再说，他也不愿意以一次多年前的成绩，再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一次。

　　我很理解。但我还是必须采访。在QQ上僵持了好一阵，他终于接受了见面的请求，他说——“我们是同行，我理解约别人采访被对方拒绝的滋味。”

　　他对陌生人所给出的这份善意，令我印象很深。将心比心，我做不到。由此，我看得到他的咄咄逼人背后的温和。

　　在采访之前和之后，我又阅读了他很多文章，还在QQ上做过多次长谈，渐渐地，一个原本完全素昧平生的人，在我心中渐渐地丰富、立体起来，他的人生轨迹也变得鲜明，变得亲切可感。

　　现在，我所认识到的朱坤是这样的：他是一个才华和个性一样突出的编辑、记者和写作者，一个视平庸为最大缺点的人，一个带有智力优越感的人。他说话做事，直接而且犀利，假如你无法承受这种犀利，也许会觉得刻薄，假如你能欣赏，他会向你展示更多的层面。他追求自由、广阔、丰富的生活，对他来说，乏味而狭窄的人生不值一过。他读过很多很多书，走过很多很多地方，加过很多很多班，做过很多很多采访，他虽然没有赚到很多很多钱，但他拥有很有趣、很有趣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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