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瞭望 ◎燕农 大学教师

　　2016年广东异地高考[微博]的考生将达4.2万人，成为全国外来考生第一大省。全国人大[微博]代表、广东省教育厅厅长罗伟其建议，招生计划应改为以考生人数为基数，若按现在“基数+增长”的模式，考生输出省的录取比例会越来越高，考生输入省的优质学校的录取比例会越来越下降，这是不公平、不合理的。

　　何谓“基数+增长”的招生计划模式？就是每个省确定一个招生计划基数，平均每年以3%幅度增加招生数。举例来说，A省和B省的高招计划基数假设同为1000个名额，对A省来说，即使考生外流到B省参加异地高考，其基数不减少、招生计划仍增3%；而于B省，无论输入考生规模多大，其基数不变，招生计划每年也只增3%。

　　显然，对于北上广这些既集中了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又是劳动力输入大省、市的地区，在放开异地高考政策后，曾经的“教育政策红利”将受到冲击与稀释。道理异常简单，原先是在自主命题的壁垒中“关起门来吃独食”，而今，每年投放的招生计划没有多大增长，却必须面临外来务工人口子女的平等竞争，使本地考生的红利缩水。

　　事实上，教育部部属高校长期以来将更多招生指标投放在高校所在地并实行“基数+增长”的模式，早就饱受各方诟病，因为它严重损害了不发达地区和人口大省考生进入重点大学的机会。数据显示，在上北大、清华[微博]的机会上，北京户籍考生32倍于河南户籍考生。遗憾的是，这种不公平一直延展至今。

　　但是，随着异地高考的改革实施和劳动人口流动，教育逐渐向法定权利平等回归。这时候，传统招生计划投放模式对不发达地区和人口大省考生设置的不公，开始出现倒挂——逐渐转变为对发达地区考生的不公。那么，招生计划“基数+增长”的模式改还是不改？从教育机会公平的角度讲，改是应然的；从教育资源配置话语权上看，教育“高地”区域很有可能推动这种变革。

　　汶川大地震那年，教育主管部门在权衡利弊之后，协调在四川招生的高校，在省内重灾区和其他地区，依据考生数量分别投放招生计划，以确保重灾区考生与其他地区考生入学机会平等。这是一种基于公平考量的探索和实践。换言之，无论是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各重点高校，都曾认为按考生基数投放招生计划是公平的。只是，这种公平并未得到扩展。

　　对不公平制度进行改革已是大势所趋。如果由高招不公“倒挂”推动了招生计划配置改革，其出发点和过程虽让人不免遗憾，却也还算是“迟到的正义”。其提醒我们：不要到了自己利益受损的时候，才想到改革；只有让公平成为最大公约数，自身的利益才不会日后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