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看一个美国版见义勇为的故事：6月5日，西雅图太平洋大学，一名有精神病记录的男子带着一把霰弹枪冲进教学楼，当场射击了三名学生。危急关头，22岁的工程学系学生乔恩·梅斯冲上前，趁机朝枪手脸上喷胡椒粉喷雾，并在其他同学的帮助下将枪手制服。乔恩的英勇之举避免了更严重的伤亡惨剧——警方事后得知，枪手随身携带超过50发子弹，原计划尽量杀死更多人然后吞枪自尽。

　　在英雄崇拜情结浓厚的美国，乔恩的故事通过媒体和社交网站迅速传遍全美，这个年轻人成了很多人心目中的英雄。一些网友获知乔恩即将在本月结婚的消息后，纷纷在网上认购结婚礼物，并通过众筹网站为他成立了一个“蜜月基金”，目前已收到近5万美元的捐赠。除了网友们的褒奖，按照当地的相关法律和惯例，乔恩很可能还将获得当地政府的表彰，甚至有机会得到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表扬。

　　假设这起枪击案发生在中国，故事或许是另一个结局，因为很可能根本没有一位勇敢而机智的“中国版乔恩”。这可不是随口诋毁，前不久的“招远血案”就足以支撑这一判断。5月28日，山东招远某麦当劳餐厅内，6名“全能神”教徒向一名女孩索要电话未果，便将其当场打死。行凶者手头没有任何武器，但现场围观者都没站出来拯救那个无辜的女孩，倒是有人见形势不妙迅速逃离。

　　事后流传出来的现场视频，让很多人看了深感愤怒。然而，在被问到如果当时你在现场，是否会站出来见义勇为时，不少人都承认自己可能也只是个“键盘侠”。当时网上流传甚广的一个帖子是这样说的：如果我在现场，吼一句“是男人的跟我上”，会不会最终只有我一个人站出来？如果我站出来打伤了那些暴徒，是不是要赔钱和进监狱？如果我被打伤了会不会医药费自理，如果我被打残会不会无人问津？如果对方势力很大反咬我一口，会不会有人站出来还我清白……

　　所有这些“如果”，都透射着迟疑，但这正是很多中国人考虑要不要见义勇为时绕不开的思虑。正是这种瞻前顾后的纠结心态，让“老人摔倒了要不要扶”成了全民热议的难题，且迄今没有定论。更离谱的是，在偶尔出现一个见义勇为的正面案例后，人们竟会为“如何奖励见义勇为者”的问题争得不可开交。

　　没错，我说的正是江西“夺刀少年”的故事。5月31日，江西宜春一辆公交车上，一名男子突然持菜刀行凶，高三学生柳艳兵、易政勇勇敢地夺下歹徒手中的刀，避免了更多人员伤亡，但他们因受重伤无法参加高考[微博]了。媒体报道他们的事迹后，教育部门表示将为他们组织单独考试，多所高校则表示愿免试录取。然而，为见义勇为者“单独设考”或“特招”是否有违公平，激起了人们的争论。

　　这场争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中国人在见义勇为问题上的纠结。按质疑者的逻辑，给“夺刀少年”单独组织考试或免试录取，对其他考生不公平，还很容易造成招生腐败新漏洞。可是，如果教育部门不及时表态，这些人恐怕又会重弹“不能让英雄流血又流泪”的老调，甚至将“扶不扶”等道德滑坡问题都归咎于此。

　　坦白说，看这些网络围观者的纠结言论，我有些怀疑，他们最希望的故事版本或许是这样的——危急关头，两位少年没有英勇夺刀，而是选择了默默围观或伺机逃跑。理由很简单，倘若少年不夺刀，那才是他们熟悉的“遇事无人敢见义勇为”的老故事，他们才能驾轻就熟地发表那些他们熟悉的议论。相反，“夺刀少年”不按常理出牌的英勇之举，给一些人和一些部门制造了一张难答的考卷。

　　最近几年，因佛山“小悦悦事件”以及各种“扶不扶”事件，“道德滑坡论”甚嚣尘上。很多感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人，自觉不自觉地将社会整体道德失范的判断，当作了为自己的冷漠和麻木辩护的理由。他们痛恨“坏社会”，却用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摸索出了一套与世俗社会“兼容”的范式。正因如此，道德滑坡论者应感谢柳艳兵和易政勇，感谢这两个年轻人的英勇映照出了自己的怯懦。

　　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在一些基本价值判断和行为规范上，不应有太大分歧。具体到见义勇为，就要求人们像文章开头那个故事里的人一样，在“要不要见义勇为”、“如何更好地见义勇为”等问题上，多一些共识，少一些争议。至于如何在维护社会总体公平和保障个体公正之间寻求平衡，其实并没有那么难。毕竟，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个体公正与社会公平是同向的，不存在本质冲突。

　　两位品学兼优的小英雄如今面临很多选择，既有教育部门单独设考的允诺，也有十余所高校免试招录的橄榄枝，还有可能实现飞行员梦。令人欣慰的是，这些机会没有一个是他们主动索取的，而是代表了一些人、一些部门、一些机构对其精神品质的认可。未来的路怎么走，决定权不在围观者的嘴里，而在当事人手中。但不管他们如何选择，从决定“夺刀”的那一刻起，积极的变化就已经发生。

　　文/汤嘉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