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开游戏课引热议 游戏课能帮助游戏通关吗(2)

　　像玩游戏一样上课

　　为了一堂110分钟的课，陈江每周要准备近50小时。玩游戏、观看游戏直播与查文献一样，都是备课的组成部分。课程历时16周，他计划逐一讲述游戏行业的职能分工，游戏的设计流程、开发工具、未来可能引入的技术等。一个不能回避的课题是游戏用户的心理问题，比如令万千家长头疼不已的游戏成瘾。为此，他要请心理学学者帮忙。

　　他设计了一整套评分体系：学生要从头开始“纸上谈兵”地设计和运营一款游戏，要进行游戏评析，还要自选角度写一篇课程论文。这些决定他们的课程成绩。

　　课程过半，刘翔宇已经觉得满意。“我感觉上课最爽的一点是，老师把我想说的话都表达出来了。”他想让身边的一些人知道，《王者荣耀》这类手游并不是游戏的全部。在这门课上，他觉得“就像闭关苦学多年后突然来到了大学堂”，有人懂他，更懂游戏。

　　陈江把游戏从各种角度耐心地拆解开来。他没有直接给出好游戏的定义，却在庖丁解牛的过程中，把好游戏该有的要素一一道出：制作精良，想象力丰富，在独特的故事情节中给人启发……

　　刘梦霏遇到过一款她心目中的“好游戏”。那款游戏单靠玩家个人无法打到结局。最终考验来临前，满屏的飞弹避无可避，但是在角色濒临死亡之际，会得到复活的机会，屏幕上会出现一行小字，告诉玩家是某位陌生人给了这次复活的机会。这时，真正的结局到来。复活后的玩家面临一次选择：你愿意捐出自己的全部，来帮助不知在何处的陌生人复活吗？

　　按下“确定”键并不容易，玩家在游戏里上百小时的数据将因此归零。但是想到赋予了游戏角色第二次生命的陌生人，刘梦霏点了“确定”。“那一瞬间，我真的热泪盈眶。”她说，“我在游戏里，体会到什么叫完全的利他主义。”而在现实中，她表示很难找到相同的感动。

　　刘梦霏授课时面对的学生是20多位北师大的研究生，她直接把课程变成了一次游戏。“我把自己定义成一个NPC（非玩家控制角色）。”刘梦霏告诉记者，“课程被设计成一个升级打怪的过程。我给他们任务和工具，由他们为自己获取分数。”

　　传统课堂上，学生的出勤、期中和期末考核表现各占一定比例，由教师打分。在刘梦霏的课上，学生就像游戏里的玩家一样积分。评分体系是透明的。签到一次积2分。每次上课，小组之间互相评分，现场公布。对分数不满意的学生还可以通过“B线”——写游戏评论、完善百科词条等方式获得加分。

　　第一堂课，刘梦霏就请学生用本子在“游戏”中各自“建档”。他们要在第一页为自己画出“玩家画像”，写出自己的游戏史，以及对游戏的定义。课程让这些年轻人第一次知道，原来玩家类型分成杀手、征服者、社交家和探索者4种。每种人享受着游戏不同的乐趣，或征服其他玩家和游戏设计者，或结交朋友，或单纯探索游戏的各种可能性。

　　而她自己的定义是：“电子游戏的本质是一种工业社会之下，基于玩家的主动参与，以平等和自由为特点的媒介。”

　　她惊喜地看到，一学期结束，很多学生从对游戏一无所知甚至带有偏见，到学会了把游戏作为改变自己生活点滴的工具。一次期末展示环节令她印象颇深，一位女生设计了一款游戏，用来解决情侣吵架后谁先开口说话的问题。

　　“从人出发，最后一堂课也在人中结束。”刘梦霏说。在梳理了学术界关于游戏的若干个定义之后，她发现，这些定义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那就是大写的“人”。

　　社会需要培养游戏素养

　　现代社会进程中，电子游戏多年来一直是一门富有挑战性的“课程”。

　　对游戏暴力和色情场面的争议几乎伴随着电子游戏的整个历史。在美国，长达20年的论战后，1994年互动数字软件协会成立，定出一套分级制度。游戏的“名声”有所扭转，但是“游戏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诟病依然屡见报端。

　　据刘梦霏观察，与美国不同的是，国内长期徘徊在“战网魔”“战网瘾”的阶段，主流学术界、大众媒体大都“妖魔化”游戏，迟迟没有把讨论推进到下一个层次：5亿人握在手里的游戏无法被消灭，社会该如何与它共处？

　　作为清华大学历史系在读博士生，刘梦霏观察过身边的同学。他们要么对现象级游戏一无所知，要么认为游戏是“浪费时间”“劳民伤财”的事物，对游戏的认知存在盲区。她也给职业院校学生讲过游戏课，发现这类学生对游戏的理解更深。

　　为游戏“扫盲”成了刘梦霏工作的一部分。她一边面对着并不友善的质疑，一边还要时不时回答身边家长的求助，提供让孩子避免沉迷游戏的建议。

　　她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游戏课包裹上“游戏化实践”的外衣。“多数人不理解游戏这种东西有什么用，还会问，研究游戏这个东西对找工作有什么帮助？”而在国外，游戏已然支撑了庞大的就业，成为大众的生活方式。

　　近几年，刘梦霏总觉得有一种“历史倒流”的感觉。在国外，多数人早已学会以中性的眼光看待游戏。但是在国内，不管她写了多少次“游戏不等于网瘾”的文章，不管游戏业的产值如何攀升，每次讨论还是会把她强行拖回一个“古老”的价值判断里：游戏究竟是好是坏？

　　这种讨论在近两年显得尤为密集。忧心忡忡的家长视野里，总有一些暴力血腥、“文化姿态不高”、诱使人付费、玩物丧志的游戏。“他们已经拿游戏没办法了。但是对游戏进行简单的价值判断，没有任何建设性。”

　　刘梦霏认为，“整个社会需要培养一种游戏素养。我们有文学素养，知道书有好坏，而游戏素养也是一样的，游戏也有好坏”。而不是像现在，“讲到书，我们知道是一本书不好。但是讲到《王者荣耀》（或别的某款游戏）不好，却说所有游戏都不好”。

　　游戏设计师通过0与1的变换，塑造出一个与现实或相似或迥异的世界。玩家能在高度复原的佛罗伦萨屋顶跳跃，能重温大航海时代驾着帆船的艰辛，能经营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也能亲身经历“舆论暴力”的漩涡。刘梦霏觉得，电子游戏之所以吸引人，是因为游戏中玩家的努力能获得数据直接的反馈。这对让“工业社会里被异化的人”感受到自身存在的意义至关重要。

　　“游戏长久以来一直被人忽视的一点是，它能让玩家体会到人性和社会的复杂性，这种代入感比以往任何媒介形式都要好。” 刘梦霏说到兴起，可以像个游戏迷那样滔滔不绝介绍一款教人反思“民意”的游戏。

　　刘翔宇的爸爸曾是他的游戏“导师”。三四岁时，他就坐在一旁观看爸爸玩《红色警戒》《暗黑破坏神2》，有一次，他一激动还把小乳牙咬了下来。但是现在，刘翔宇可以自信地告诉任何人自己想投身游戏行业，唯独说不通自己的父母，也不敢把最新款的PlayStation（一款家用游戏机）买回家。

　　课开了两个月，有不止一位同学向陈江咨询，表达想进入游戏行业工作的意愿。北大开游戏课引起了一些争议，但远远小于陈江的预期。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曾撰文反对北大的“游戏课”，认为“风向标错了”：“兼容并包不应该以可能牺牲青少年身心健康为代价，孩子的理解力无法上升到高校设立课程的初衷，家长的监督力却可能就此毁于一旦。”

　　陈江的眼光放在了行业的“道”的建设上。他认为，“北大的同学未来在社会上的影响力可能权重会大一点，因此要担负更多的社会责任。如果成为游戏行业的从业者，（希望）他们的游戏观很正，而不是只是钻研玩家的心理，让游戏公司赚更多的钱。”

　　外界并不清楚，两家国内主流的游戏公司也会走进陈江的课堂，但是陈江在“商业”面前选择保持谨慎。游戏公司只能占用有限的时长，并且要提前一周把展示内容的草稿交给陈江，“如果有说得太‘过’的部分，还要纠正一下。”

　　陈江觉得，未来要逐步解决的问题有很多。比如，如何让玩家意识到真实与虚拟的分野，“让游戏就是游戏”；引入心理专家、探讨游戏分级制度、在游戏中设计更专业的防沉迷机制。

　　研究游戏已有10年的刘梦霏认为， 一个对游戏有着健康观念的社会，不能只是空谈游戏的罪与罚，而要通过课程等方式一点点改变，“偏见不会自动修正”。

　　毕竟，在游戏产业发达的美国，偏见仍是一股强大的顽固力量。就算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游戏中的暴力会导致暴力犯罪，总统特朗普还是坚持认为：“我听到越来越多的人说电子游戏的暴力真的会影响年轻人的想法。”6年前他在推特上就这么说过：“电子游戏中的暴力元素正在制造怪物！”

　　责任编辑：闫国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