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的1月8日，人民敬爱的总理周恩来逝世；1月15日，他的骨灰被撒在中国大地。25年过去了，国人对周总理的怀念延续着。

　　1961年起任周恩来的卫士、1983年起任邓颖超警卫秘书的高振普，撰写了《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定价15.00元)，按高的说法，此书“纯纪实，无任何修饰”，表达他对这位人民公仆的绵绵思念。

　　去年年底，高振普应邀到中山大学进行“回忆录”赠书仪式。高惠允本报摘发书中的部分章节，以飨本报读者，本报也借此表达对周恩来总理的纪念之忱。文章题目为编者所加。出席关于罗瑞卿的上海会议

　　1965年12月5日，周总理让我们准备飞机去上海。邓大姐知道后，问总理这么突然去上海有什么事。当知道是毛泽东主席召见时，她也就不再问了。因为毛泽东在外地召见的次数太多了，她不便问什么事，只是问大概要多长时间。总理说：“只说有事，不知什么事，大概一两天就可以回来。”我们从他俩的对话中估计时间不会太长。不过根据多年的经验和习惯，我们为总理准备外出的行装是很充分的，出去一天和出去一个月所带的衣物一样多，甚至于还要带一些适应天气变化和再改变去处的衣物。我们个人所带的换洗衣服就没那样充分了。记得那次去上海，我只是带上了洗漱用具，说是一二天就回来，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

　　到了上海，总理住锦江饭店南楼十四层。当天，毛泽东召见了总理。晚上周总理就叫秘书周家鼎了解刘少奇主席的行踪，此时刘主席出访亚洲四国，回国后打算在昆明休息几天，得到毛泽东主席请他开会的通知后马上飞到上海。几天之内，中央常委、政治局、书记处的部分同志和有关省、部队的负责人陆续到了上海。12月8日会议开始，是毛泽东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会议内容我们这些警卫人员一无所知。与会的领导同志和工作人员住锦江南楼。毛泽东、林彪不住在这里。会议规定工作人员不得相互走串，不得离开酒店上街。规定制度的本身是与会议相适应的，严格保密，怕走漏风声。首长去开会，规定警卫人员只准把首长送到电梯口，不得跟随至会场，常委的警卫人员也不例外。

　　随领导同志来上海的工作人员，大部分不知时间长短，可有一条，谁也没估计到会开得这么长，也从来没规定过这么严格，连街都不能上。我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脚上的袜子只有一双。当时是冬天，上海不断地下小雨，较厚的尼龙袜，当晚睡前洗了，第二天又不会干。应我们工作人员的要求，上海接待处经请示会议批准，临时在锦江北楼设一小卖部，以便我们去买换洗的衣、袜。借去小卖部的机会，到院子里透口气。说实话，一天到晚在楼内呆着真难过。

　　会议的气氛越来越紧，我们虽然不去打听会议内容，因工作关系也会听到一言半语。觉察到身为国务院副总理、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出了事。这在“文化大革命”前真是天大的事呀，是继高岗事件、彭德怀事件后的又一大事件。由于不了解事件的真相，心里更怕。

　　成元功和我，还有保健医生卞志强随总理到上海，看到这次会议的情况，特别当知道是罗瑞卿的事情后，在总理去开会的时候，我们很自然地聚在一起，议论上几句。总理来得这样匆忙，对大姐说一二天就回去。党内出了这么大的事周总理事先一点不知道，刘少奇主席也是临时由昆明赶来上海开会，也会感到突然。另外，叶群在这里搞什么名堂？她既不是政治局成员也不是书记处成员，她怎么来参加会？还有她的女儿也跑前跑后，这到底算个什么会？我们的议论是无边际的，但也不是捕风捉影，最后还是落到这会什么时候结束，这会的结果怎么样，罗瑞卿会怎么样，因为他一直是我们的老首长呀！

　　12月15日，会议结束了。我们虽不知会议的内容，但已比较明确地看出这次会议是针对罗瑞卿的，属什么性质的问题搞不清楚。我们这一家除周总理就属周家鼎最清楚了，他们谁也没对我们透露半句会议的内容。

　　时任警卫局副处长的孙勇把我们各家召去开会，宣布回北京分乘几架飞机的名单。周总理、邓小平、李富春和罗瑞卿合乘一架飞机，最后离开上海。当听到这个乘机名单后，我有些放心了，猜想着罗瑞卿的问题不会太重，不然的话，为什么能和两位常委同坐一架飞机呢？回来我对成元功一说，他也有同样的看法。

　　12月17日上午，飞机由上海起飞，周恩来、邓小平、李富春、罗瑞卿围坐在一块，相互交谈着，看得出，他们都很沉闷。罗瑞卿总长显得更为憔悴。回到北京后的很长时间，看不到罗总长参加什么会议，怎么也没想到他会这样被推下万丈深渊。

　　我再次看到罗瑞卿总长，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打、砸、抢时代。在北京乒乓球馆，他被红卫兵用筐抬到会场，与彭真、杨尚昆、陆定一共同挨斗。这场面，惨不忍睹呀。由于长期在中南海领导人身边工作，对这些领导人有一种自然的感情，虽然对毛泽东主席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敢怀疑，但对一些领导人这样被批斗，感情上实在不能接受。

　　1978年8月，罗瑞卿同志为了更好、更多地工作，想把“文化大革命”中致伤的腿治好，在手术的过程中不幸死于心脏病。寻找彭真

　　早在1966年3月彭真就被扣上了“包庇坏人”的帽子，罪名是“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是独立王国”。5月对北京市委进行改组，由李雪峰、吴德分别担任北京市委第一、第二书记，彭真被免除职务，靠边站，住在家里，等待批判。

　　北京市委改组后，跟着就是对北京各大专院校领导人的更换，各大专院校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重灾区”。因而各大专院校基本上处于无政府状态，学生们造反的势头很大。

　　谁也不曾想到，一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1966年12月4日，彭真被人绑架了。秘书向周总理报告了这一消息。这是建国以来最惊人的事件。虽然我们的国家搞了像“三反”、“五反”、内部肃反，包括“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但也未发生随便抓人的事情，更何况对领导人，特别是对彭真这样在党内外享有崇高威望的人，为革命作出过非凡贡献的人。虽说毛泽东批评过他，但只是在党内；虽然他不当市委书记，可还是政治局委员，怎么办应由组织上决定，怎么能随便抓人呢？

　　周总理接到报告，很着急，马上召集有关人员商量办法，分析是哪些人所为，把当时北京有关的几个造反派组织的头头约到国务院会议厅。

　　造反派组织的头头们到了。周总理说明今天约他们来的用意，向他们打听彭真同志的去处，绑架是何人所为。造反派几个头头相互耳语了一番后，一位女学生开始说话，承认是他们干的。

　　总理严肃地说：“你们这种做法是错误的，是极端错误的。”总理叫他们马上把彭真同志交出来。几个造反派头头辩解说，他们的行动是革命行动，是“向修正主义开火”，是为了叫彭真老实交待问题。

　　总理说：“彭真同志的问题，应由他向中央交待，而你们这些学生，不应干预中央的事情。”

　　会议进行了几个小时，仍然没有结果。总理有意想把气氛缓和下来，对他们说：“同学们如果觉得抓走了，自己放回来面子上过不去，现在说出把彭真同志关在哪里，说出地址，由我派人去接出来也可以。”

　　造反派们看到了周总理的严厉态度，说话的口气虽然缓和下来，但仍不肯把彭真交出来。他们相互推诿，说是今天来的人谁也不当家，无权答应放人。还是那位女学生开了口：“请周总理放心，彭真住的地方很安全。他一次可吃两个窝窝头，我们回去后商量一下，再告诉总理。”

　　周总理也看出，今天不会有结果，就向他们规定了几条：

　　第一，彭真同志的安全你们负责，出了问题拿你们是问。

　　第二，不准打骂、体罚。

　　第三，不准不给饭吃。

　　第四，不准再转移到其他地方。

　　散会后，周总理把北京卫戍区的同志留下，指令他们派出人员，一定要找到彭真同志被藏的地方，想办法营救出来；对其他领导人的家严加防范，不要再发生类似事件。还特意指出像万里同志，一定不要叫他们抓走。约陶铸谈话

　　1967年1月4日晚，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在接见广东来京的红卫兵会上，突然宣布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中南局镇压群众的总后台”。几乎与此同时，中南海周围的街上就贴出了揪陶铸的大字报，游行的队伍也随之而来，声势浩大。可见是事先已作了布置的。对这内外相呼应的局面，周总理也感突然。在这之前周总理已知江青在毛主席面前诬告陶铸。总理在毛主席那里肯定过陶铸在接见“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讲话，不是镇压群众。

　　怎么办？陶铸这位中南局的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第四号人物，转眼间，被宣布为毛泽东的对立面，成为“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江青等人善用突然袭击的伎俩，这已不是新鲜事。雍文涛、周荣鑫、吕正操就是在“文革”开始时，被江青在红卫兵大会上点名出局的。可他们都是部长级的人物，而像陶铸这样的政治局常委，也同样可以被江青一点名就垮下台来，确实惊人，可见党内不正常的现象正在逐步升级。

　　就在江青等人宣布陶铸是“保皇派”的同时，陶铸正在国务院小礼堂接见红卫兵，幸而被接见的那些小将们不知陶铸已经倒霉，不然的话，他们群起哄之，会把这接见的会场马上变成批斗会。周总理等陶铸接见结束，约他来西花厅。此时，陶铸本人还不知自己出了事，进门时还说了句“要不是周总理叫我有事，那些红卫兵还不会放我走”。

　　在周恩来办公室，两人相谈很久。总理送陶铸出来时，陶铸低头无语。周总理心情沉重地与陶铸握手道别。这以后，周总理再也没单独见过陶铸，而陶铸只好隐居在中南海的万字廊。“他俩是‘五一六’我不信”

　　“五一六”是指红卫兵“五一六”兵团。在1967年七八月间，北京街头出现的署名“五一六”兵团的标语中有些是攻击周总理的。这当然有人在幕后指挥。当时谁反对毛主席谁就是反革命！后来又出现“谁反对江青谁就是反革命”的口号。但是“谁反对周总理谁就是反革命”的口号却出现很少。但是，“五一六”兵团攻击周总理，是群众起来把它定为反动组织的。“五一六”兵团的寿命不长，但影响很大。全国掀起揪“五一六”兵团成员的浪潮，派系之间也以“五一六”定罪。由于斗争的扩大化，就很容易错划了一些“五一六”分子。周总理曾经指出，“五一六”是少数，不要扩大化。而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这个机会搞扩大化，把揪“五一六”分子推向全国，以证明反周总理的人很多，为他们以后的“倒周”制造影响并打下基础。

　　万万没想到，扩大化扩大到周总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一位国务院机关的干部，被定为“五一六”分子。另外一派就对他实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立功赎罪”的政策。他被定为“五一六”自感冤枉，于是就来个以攻为守的“坦白”，把张树迎和我“坦白”了出来，说我俩是“五一六”分子。说我们一旦有了机会，会对总理下毒手。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很快面报周总理。周总理当然不信，说是只凭一个人的口供，就给别人定性，不可靠。“老张(树迎)、小高(振普)在我这里工作多年，从他们的工作表现说他俩是‘五一六’我不信。”以后的事实证明，周总理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不能离开中南海

　　1967年夏，“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轰轰烈烈”，在“中央文革”的煽动下，对刘少奇的攻击更加公开，更加猖狂。造反派冲击国务院，围困中南海，揪批国家主席刘少奇，公开攻击刘少奇是“假革命、反革命”，并纠集了中南海内的造反派组织，于7月18日晚，把刘少奇、王光美揪到工作人员食堂，批斗两个多小时，进行人身攻击。在“中央文革”的直接操纵下，首都一些高校、机关团体的红卫兵、造反派数万人在中南海周围安营扎寨，高音喇叭不停地叫喊，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当然他们不只是“揪刘”，谭震林、陈毅、陶铸等也是他们揪斗的对象。红旗、标语、漫画布满了府右街道路两侧，后来扩展到中南海北门的文津街、南北长街，以至于新华门前。这些人，不分昼夜地狂呼乱叫，要把刘少奇等揪出去。7月26日和8月2日，谢富治、戚本禹还亲自到“火线”看望，支持他们的行动。戚本禹“水到渠成”的谈话，鼓励红卫兵坚持下去，把“揪刘”活动推向高潮。

　　中南海在周总理的亲自过问下，部署是很严密的，八三四一部队是听党中央指挥的。中南海各门都有部队重兵把守。“中央文革”只能调动红卫兵。红卫兵与警卫部队面面相对，时而发生冲突，红卫兵冲，战士挡。战士们遵照周总理“不动火，不动气，不打人，不抓人，作宣传”的指示，红卫兵始终没能冲入中南海。

　　有些高校的红卫兵，还以绝食相威胁，他们声称，不揪出刘少奇，不吃饭。实际上，他们喝的水是甜的，后来发现，他们交替着吃饭，吃完东西再回去继续“绝食”。所以虽然“绝食”持续了好几天，但却无一人饿倒。

　　时间一天天过去，红卫兵、造反派围困中南海的人数逐渐增加。我们有时走出来，看看他们这“革命”的场面。天气炎热，说真的，这些人也够“辛苦”的。什么时间收场，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他们是受人指挥的。他们的目标根本不会实现，中南海进不去，揪人更不可能，他们的幕后指挥也清楚这一点，只不过是把这些学生们推出来，替他们充当先锋，搞点声势而已。

　　中南海的新华门、东门、西门、北门、西北门已被红卫兵围堵，车辆出入很困难。周总理就在这样一个环境中办公。外出开会，只好走便门。

　　夜深了，劳累一天的周总理还要处理积压在办公桌上的文件。墙外的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着打倒这个、揪出那个的口号。靠近总理睡觉房间的围墙外，由于造反派高高挂起六个高音喇叭，轮番呼叫，吵得总理很难入睡，他只好加大安眠药的用量。这样一天天地下去，造反派可以轮流休息，可以劳逸结合，周总理却不能，睡不好觉，第二天还要继续工作，怎么办？我们几个人商量，建议搬出去，找个安静的地方，睡好觉才能应付这天天的接见、开会。总理不接受，他笑着对我们说：“毛主席、朱老总他们都住在中南海，这里是中央所在地，怎么能离开呢？”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围困中南海的场面何时结束。总理卧室的窗子只有一层玻璃。我们建议再加一层，这样会降低一点外边的嘈杂声，让总理多睡一会儿。总理不同意，说这解决不了多大问题，多吃一点安眠药就可以了。被吵醒后，他就看文件、办公。

　　有一天，总理睡在床上，没有听到外边的高音喇叭声，他风趣地说：“他们天天喊，也太累了，今天也休息了，我会不会因为没有喇叭声而睡不好？”我们被总理的话逗笑了。说来也怪，人们是容易适应环境的，总理也不例外，听久了，习惯了，似乎影响不大。哪晓得，造反派们又使出了新的花样，他们在歌声、口号声中，加上了放鞭炮。这不停的爆竹声，更使人难以入睡，睡着的周总理常被惊醒，只好起床办公。

　　由“中央文革”操纵的“揪刘火线”，无论采用什么方式，使尽了什么招数，也没能攻破守卫中南海的八三四一部队的防线。长期下去，他们也是困难重重。红卫兵们吃不好睡不好，天气炎热，污水、垃圾不能及时清理，有的人开始生病了。他们也感到如果这样坚持下去，不会有太好的结局。

　　终于收场了。他们要“体面”地收场。8月5日，在天安门广场召集百万人的“声讨刘少奇大会”，党中央及“中央文革”的主要领导人，都到天安门参加了大会。

　　中南海内，由“中央文革”精心组织，分三个会场，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进行面对面地批斗。

　　周总理要去天安门，但他不放心中南海的批斗会。头天晚上，他就分配了身边的工作人员，分别去三个会场，观察动态，如有过激行为，马上向他报告。大会结束后，秘书分别向总理报告了三个会场的情况，总理听后很沉闷。

　　自此以后，刘少奇就失去了自由，与王光美被分隔看管起来。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碰见了刘少奇的贴身警卫科长。他手提菜篮到副食店买佐料。我奇怪地问他：“你不是住在北长街吗，怎么到这边买东西？”他叹了一口气说：“给少奇买的。”

　　“怎么……”

　　“不是也造反了吗？”

　　我们俩握手告别。

　　我把这事报告了总理。总理指示有关单位，对少奇同志在生活上还要保证供应。

　　从那时起，对于刘少奇的处境，身体状况，总理都亲自写信向毛主席报告。刘少奇因生活居住条件的变化，精神上的刺激，很快病倒了。总理知道后，指示新华社记者，把刘少奇病在床上的情景拍下来，向毛主席报告，让毛主席看看刘少奇已被折磨成什么样子。

　　“揪刘火线”搞了一个多月，周总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艰难地生活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逐步理解了周总理为什么不能离开中南海。周恩来、邓颖超的收支情况

　　周恩来总理1976年1月8日去世后，我们整理了周恩来和邓颖超两人的工资收入和支出账目。收入只有单一的工资和工资节余部分存入银行所得的利息，别无其他进账。而支出的项目比收入的项目要多一些，大体有这样几项：伙食费、党费、房租费、订阅报纸费、零用费(购买生活用品)；特支：补助亲属和工作人员、捐赠费。

　　从有记载的1958年算起，截止到1976年，两人共收入161442.00元，用于补助亲属的36645.51元，补助工作人员和好友的共10218.67元，合计46864.18元，占两人总收入的四分之一。

　　这说明两位老人对有困难的同志都给予补助，他们把同志们的困难看成自己的困难，对亲属、对同志体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爱护。比如说，给周总理开车多年的司机钟步云，因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失事遇难，多年来总理、大姐都关心着他的家人。得知他的女儿结婚，邓大姐给她送去300元作为结婚的费用。在60年代这300元可不是小数了。邓大姐经常这样讲，拿自己的钱补助同志，也就节约了国家的钱，这些同志就不会再向国家申请补助了。

　　周总理的月薪404.80元和邓大姐的月薪342.70元，合起来是747.50元，在领导人的收入中，算是不少的。五位常委的工资都是一个级别，而夫人的收入就不等了。总理和大姐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他俩除每月应缴纳的党费外再多余的钱，积蓄够5000元就交党费，在我到西花厅工作的期间，他俩曾三次交党费共计14000元。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0元。这以后，邓大姐个人还交过3000元党费。80年代，随着工资的调整，邓大姐收入增加，1992年7月最高达到过706.50元，她仍然坚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仍然帮助有困难的亲属和工作人员，对执勤部队进行生活补助，捐赠希望工程、亚运会等。

　　1992年，邓大姐去世后，我们遵照她的嘱托，把她所有的积蓄，包括已购买的国库券550元，共计11146.95元，全部交了党费。□高振普(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