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昌明医学发达多媒体时代概念都帮不了我们的忙--人的疾病不论什么原因造成，苦果都要我们来承担和解决。在大多数时候，我们人类为病所困，孤立无援。

　　杀手今年20岁，我们指的是艾滋病。无论贫穷或富有，城市或乡村，它无孔不入。还有精神病、性功能障碍，症状之普及简直成了当代文化中无可回避的部分。专家们认为，从疾病发展史来看，人类已经从“传染病时代”、“躯体疾病时代”步入“精神疾病时代”。

　　三大杀手汹汹而来，为现代文明生活打上恐怖印记。我们所需要的治疗，不仅是生理上的；而败坏我们的，也包括人类自己。“精神”、“神经”哪儿跟哪儿？

　　在正常人中混着许多半疯半傻的人。通常所说的“你这人有病”、“你吃饱了撑的”、“你神经呀你”、“你有没有搞错”等就是指这类人。其实我们身边这类人挺多。比如追星族、股民、网虫、球迷都是。这些人加起来可不止公布的二千多万，二亿？三亿？十亿？

　　事实上我们已很难分清谁有病谁没病，完全理智的人和完全疯狂的人都是没有的，正常只是一种相对状态。这就是精神病相对论之一。比如追星，都说傻，可不追星追什么，难道都去追学业、追事业吗？比如炒股，明明知道那是大户们设下的套儿，可还是伸着脖子往里钻，反正不会把钱存银行。又如网虫，明明知道那是给电信部门送钱，电子商务一单都做不成，网恋又见光死，可要那么多电脑打字吗，哪儿有那么多字打？再如球迷，明明知道中国队都是大臭脚，看中国足球是受虐、较真儿更是自虐，可我们用什么来表达我们的愤怒？

　　是什么导致精神病？社会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加快，直接导致精神病增多。统计表明，文明程度越高，社会经济越发达地区的精神病发病率明显高于落后、贫困地区。所以要允许人保留自己的一点儿小嗜好，包括追星、炒股、泡网、看球什么的，以放松精神，否则必犯大病。

　　白痴是人间极品。这不是说把人家当菜--古代王公贵族确有吃“菜人”的，就是把人从小当白痴养，长成了食其肉，据说是极品，鲁迅的“狂人”指责中国旧社会是吃人的社会，看来一点儿没错。这里所说的极品是指他们能保持一种婴儿状态。如果马路对面走来一位直冲你咧嘴笑的主儿，你别以为他傻，那笑容不含一点杂质，那份单纯是你求都求不来的。白痴颐养天年，傻人自有傻福。如果一个白痴一不小心进入了权力机构，那么就把他高高供起吧，因为白痴所处的地位越高他所造成的损失就越小，只让他画画圈或点点头就行，只要别让他决策。这就是伟大的吉尔伯特定律之一。

　　正常人比白痴更有主意，可人一有主意就会痛苦。主意越多就越痛苦，直到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有主意，这样的人就是疯子。与白痴相对，疯子是世界上最痛苦的人。如果设一个痛苦坐标，最左端的是白痴，中间是正常人，最右端就是疯子。

　　傻子和疯子也就是病理学上说的精神病人，在常人眼里不管精神病还是神经病反正都一样，都是行为、思维反常。这类人在目前中国达二千万之多，总量抵得上一个澳大利亚，足以召集一个世界精神病人奥运会。奇怪，有残疾人奥运会就不许有精神病人奥运会吗？至于比赛项目可设傻笑、狂叫、撞墙、拿大顶、倒着跑和抬扛。和一个疯子抬扛是一项本事，谁要是能说服一个疯子他才是天才，可选他当领导。

　　历史上和文学作品里有些“经典狂人”颇值得人们纪念。庄子死了老婆后“击盆而歌”，别人骂他无情，他却说人回归大地是一件可喜可贺之事。你见过哲学家哭吗？魏晋时稽康对前来探访的老友说：“你怎么钻到我裤子里来啦！”可能是吃仙药“五行散”吃多了，但还有比这更放浪形骸、天人合一的吗？丹麦王子哈姆莱特对老头说：“你迟早也会走到我这个年龄，只要你学会螃蟹倒着爬。”萨特说：“在我的空中楼阁里，我是老子天下第一，无人可比，但当人们使我服从于一般的法则时，我则落到了最底层。”英特尔的格鲁夫说：“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瞧，这些可爱的鸟儿们！狂人是社会发展的能动因子。

　　狂人还是对错误世界的一种纠正。在不正常的社会中精神病人就是唯一的清醒者。这不是我说的，这是弗洛伊德学派的理论。把正常人当不正常是社会的悲剧，纳粹德国和中国文革时期就是把正常人当精神病人整治的。幸好1977年出台了《夏威夷宣言》明确指出不应对没有精神病的人采用强迫的精神病治疗。但一个宣言左右不了政治，更无法保证历史不会重演。男女“那事儿”

　　最新版的希拉里竞选广告是这样的：美第一夫人在回答完记者的提问后匆匆钻进专车扬长而去，这时只见克林顿戴着围裙举着一盒东西从屋里急出，高呼道：“亲爱的，你的盒饭！”

　　窦文涛在《锵锵三人行》中开玩笑说，社会越来越阴盛阳衰，总有一天男人要靠出卖色相来讨好女人。如果窦哥所宣扬的那一天到来，那“年老色衰”的男人将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

　　新世纪之秋的某一天，男人突然受到关怀--国家计生委作出决定，将今年的10月28日设为首个“男性健康日”，以此提醒全社会关注男性健康，尤其是男性生殖健康。这次活动的口号是“消除障碍，享受幸福”。请记住10·28，男人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节日。可这是哪门子节？那天是放一天假，还是发点补品？

　　一个新词目前屡被提及，“ED”，即Erectile Dysfunction的缩写，中文译为“勃起功能障碍”，就是常说的阳痿。据计算，阳痿患者在中国40岁以上的男性中至少有8千万！资料显示，人类男性精液的平均精子密度1940年时为1.13亿／毫升，1990年时就下降为6600万/毫升，每次射精时的平均精液体积由3.4毫升下降为2.75毫升。近半个世纪，男性的生殖能力下降了1/2。你说该不该设个节日来关怀一下男人？

　　据保险套公司的全球性调查，在性爱排行榜上，美国人性爱次数最频繁又最早告别童贞；平均一个月做爱不到三次的日本人最压抑；法国人的性伴侣最多而且主要由性伴侣传授性知识；最忠于另一半的是印度人。根据这项调查，全球最常做爱的是美国人，一年有一百零九次，最疏于做爱的是日本人，一年只有三十七次，全球平均值是九十六次，台湾以七十八次位居倒数第五位。

　　香港呢？中国大陆呢？有一次亚洲范围的调查表明，香港人的性能力在亚洲排最后。虽然港产三级片泛滥，但真刀真枪的干时又不行了。所以香港满大街的补药。国人对“那事儿”贯于隐瞒，所以调查说排全球倒数第三不可信。有理由相信大陆比港台都强，不信，瞧这人口增长率！但女人早就有了自己的节日是否就意味着她们“关怀过剩”呢？调查表明，中国已婚妇女中有70%以上的人一生中都没有体验过真正的性高潮，难怪众多女子怨声载床！“要雄起”是男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早在伟哥之前，古代人民就发明了不少壮阳之法。传统医学讲究药食同性，要不怎么叫“食色性也”呢？在众多男性壮阳食品中有：泥鳅、蛇，以形补形，能钻，两条蛇交尾时间特长(蝮蛇可达6～24小时)，食蛇肉能有效地使性生活的时间延长。狗肉，狗虽然是人的朋友，但为壮阳故，朋友皆可吃。鸡蛋，是人体性功能的营养载体，是性生活后恢复元气最好的“还原剂”。医生建议，夫妻在过性生活之前，应多喝由鸡蛋、牛奶和蜂蜜煮成的大米粥。韭菜，又叫起阳草，韭菜炒鸡蛋据说有奇效。犀牛角，取其坚硬无比，有理由认为印度犀牛的灭绝是与东方人把犀角当壮阳药直接相关。事实上，只要哪种动物粘上壮阳就离灭绝不远了。有人想出如果医生能证明苍蝇能壮阳，倒不失为一个灭四害的好法。其它壮阳之物还有驴肉，俗话说“天上的鹅肉，地上的驴肉”，以及牡蛎、鹌鹑、荔枝、麻雀、羊肾等等。

　　广东各市镇夜晚开到最后的商铺往往是药店，但这并不表明广东这地方的人更容易得病。药店此时卖的只有两样：壮阳药和安全套。

　　唯物论认为，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所以最重要的是心理。心理不行，吃再多壮阳药都“不起事”。专家们认为，疾病、营养不良、不良生活习惯如嗜烟、酗酒等固然会导致阳萎，但更主要的原因是长期慢性紧张、情感压抑、工作压力等。挣钱是为了更好地享受，可人们往往挣钱挣到没了“性”趣。这是性的悖论之一。

　　我们的社会充满悖论。悖论之二，就是中国的男光棍高达7000万之众(人口普查的男女性比例是113:100)，而同时居然另有8000万之多的男性ED症患者。男女之大欲上，撑死的和饿死的一样多。悖论之三，就是在我们性能力最强之际把精力都用在了学业上，而等到把精力腾出来时又发生了ED！

　　文明社会的可悲之处在于，男性的第一次射精都发生在女朋友空缺的时候。书上说，男性的性能力高峰期在18-25岁，以后逐渐衰退。《我要去桂林》的歌儿唱得好：“那时我有时间可兜儿里没有钱，等到有了钱的时候却又没时间。”用在这里再贴切不过了。北京人调侃，年青时有贼心没贼胆，中年时有贼胆没贼心，到老了连贼都跑了，得用一颗伟哥炸弹把贼轰出来。所以古人教导我们：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

　　艾滋“那病”

　　艾滋病是古今第一杀手。全世界每年被此病拿掉270万人的生命。艾滋一族总人口已达3400万。中国这一数目公布是2万多，而专家估算，到1999年底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实际人数已超过50万人，且这一数目又以每年增长率37.3%的速度递增。有人估计，如果不花大力气控制，预计到2010年，我国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将会超过1000万。而如果控制好的话，这一数字会降到150万。艾滋病像一个幽灵徘徊在中国城乡各阴暗的角落。

　　这东西据考证是从非洲一种猴子身上传给人类的，莫非是对人类灭绝物种行为的惩罚？

　　传说该病传染的途径很多，什么血液、精液、唾液甚至呵气。有一个故事是这样说的：警察追小偷，小偷突然回头大喊一声：“我有艾滋！”然后就反过来追警察。据说过去每当警察查街边女郎时，对方只要一伸舌头做出吐唾沫的动作警察就会避之唯恐不及。美国有段时间公厕中厕纸满天飞，座厕上、把手上、水龙头上都缠上厕纸。在艾滋病的阴影下，全球有半数的人会担心罹患艾滋病而改变性行为，因此而降低性伴侣人数至一人或慎选性伴侣。南非人改变的比例最大，高达九成人性行为因而改变，日本人受影响者最少，因为日本是全球最爱用保险套的国家，只有二成八的日本人会因为艾滋阴影而改变性行为。

　　当“那病”出现在中国时，无不带给人一种神秘的恐慌。如果一位“那病”的患者不幸曝光，整条街的人都会绕道走，甚至会向居委会写联名信要求这家人搬走。报纸上说有位山西“那病”的患者恶意向医院卖血导致40多人感染，结果所有山西来的血都被拒收。又传说有人往广州番禺的西瓜里注射含“那病”的血液，结果所有番禺来的西瓜都没人要。人们戴安全套的觉悟更是空前提高，都是“那病”的功劳。这叫“灾害教育”，比说教一万次都管用。

　　有心的人可能已发觉，中国不知什么时候“避孕套”的称谓悄悄改成了“安全套”。这一变换标明了其功能的转变。

　　“那病”虽然厉害，但宣扬预防的安全套广告却在中国遭遇红灯。工商部门认为，安全套向社会宣传，有悖于我国的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去年广州市80辆公共汽车上“杰士邦”安全套广告在“撞击人们视线”33天之后被撤下。计生部门的人士则持相反意见，如果看到安全套广告就会想到其它的，那很多东西就都不能做广告了。如果这点新生事物都不支持，说明我们的民族太脆弱，我们的领导太脆弱。安全套能防艾滋，如果要你选择，要命还是要道德，回答肯定是要命。

　　假冒伪劣安全套实际上对预防性病和艾滋病危害非常大。我们没办法统计多少是因假冒安全套染上艾滋的，但数量肯定不在少数。有报道说，不爱戴套的乡村比城市的传染率要高。

　　今年10月31日，濮存昕在《2000年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新闻通气会》上接过卫生部授予的聘书，成为我国第一位“预防艾滋病宣传员”，对于这份新工作，濮存昕坦言：想起董存瑞。有种争取到了战斗任务后的光荣感，和宣传战胜“艾滋病”这个强敌所肩负的责任。濮哥已为预防艾滋病拍摄了一部公益广告片，制作了一幅主题招贴宣传画。在宣传招贴画上，一脸认真的濮存昕用手“托出”了今年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预防艾滋病，男士责无旁贷”。

　　12月1日，每年一度的“世界艾滋病日”又到了，快去街上领一个派发安全套以示支持。(文—风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