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所有的人回忆张畏，没有一个人能复述他一句完整的话--如果将一句话的定义仅仅放在超过10个字以上。他是个寡言者，说的话基本上是一个个的词。即使这样，每次从他嘴里吐出的词，也只是两三个而已。在台州，关于他的传说不少。但是，能够确证的事实却不多，正如他的寡言一样，他的经历与他的过去显得神秘。在去年12月18日公审前，更多的人相信他会没事，将被放出来。

　　正文：从小木匠到走私押运者

　　今年61岁的张学友，是1968年从部队里复原的。他回到了温岭，进了当地的印刷厂。这样他们家里终于有了一个城镇户口，在乡下种地的妻子也随之到了温岭。复原前，张就有了两个孩子，头一个是女儿，第二个是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张畏。后来，张畏有了一个弟弟。

　　到了80年代，三个孩子都开始长身体了，家里仅仅靠张学友一个人的收入远远不够，于是张家夫妇每晚在温岭人民路摆了个小摊，卖点面条水饺。“我们当时很苦的！”回忆起当年，张学友的妻子不禁老泪纵横。虽然这是他们对本刊记者最乐意叙述的话题，但说起来依然非常谨慎，口风特别紧。这个小摊摆的时间不短，而且每晚收工的时间也不短，“一般都在12点以后，有时甚至是通宵。”张学友说。

　　张畏最初学习的手艺是木匠，这个时候的张15岁左右。

　　今年刚从温岭汽车运输总公司书记位置上退下来的韩世根，是1982年进的这家公司。他注意到公司的工资表上临时工张畏的名字，当他把名字与人对上号时，发现这是一个很矮小的男孩(直到现在，张的身高也没有超过1.70米)，1967年出生，当时正好15岁。“他的话确实很少，”韩对这点印象很深。张的木匠手艺，在韩看来也算不上特别出色，但运输公司也犯不上要很好的木匠，因为要做的活儿并不多。这份工虽然每天收入只有一元钱左右，在那时已经是很好的一份工了。

　　张畏做了一件很讨大家喜欢的事情。他为运输公司的领导们一人做了一副床架，而且价格很便宜。但韩世根后来觉着不对劲，他发现公司仓库的脚料少了。说起这件事，韩今昔变化的感觉十分强烈，“要是今天，那点脚料算什么？”不过，当时这点东西不见了，多少也算得上是大事。后来发现脚料是张畏拿走的。也算不上拿走，他用这些脚料做了床架，然后又卖给了公司。韩对此非常生气，张被辞退了。

　　前前后后算起来，张畏在运输公司呆了两年左右。

　　再接下来，张畏开始去学习武功了。

　　另外一个更为热门的行当此时在温岭兴起，这就是走私。据说当年温岭是全国走私香烟最大的集散地。走私者需要押运者，押运者必不可少的条件是会功夫。这样，习武之风在温岭蓬勃兴起。功夫不是少林寺出家人的浪漫，而是实际的生存所需。

　　据自称当年是教功夫也兼押运的张小海告诉本刊记者：“(当时)张畏算不得什么的，是个小角色，要见到我都很困难！”张说他自己的学生，“好一点的，有300～400人。都做这一行(押运)。”但是种种证据表明，张畏在此行中做大了。而有趣的是，张小海后来成了一个坚持不断向有关部门揭示张畏的关键人物。

　　第一桶金

　　有一位匿名者在归纳温岭人对张畏第一桶金来源的种种传说时，总结出七种说法：

　　1.张参与走私香烟，靠黑吃黑暴发；

　　2.张做的是白粉生意，利润惊人；

　　3.张在广东生产盗版光碟发家致富；

　　4.张加工走私冰毒并生产提炼毒品之化学中间体；

　　5.所办治炼厂提炼贵重金属钯致富；

　　6.张在保安公司任职其间，纠集了一批亡命之徒在外地化装成警察抢劫高档轿车，并绑架敲诈得巨款；

　　7.巨额贿赂政府官员，审批数十家大公司、小公司、不大不小中公司，靠贷款兴家立业的金融暴富。

　　严格地说，这七种“金”来源，可能在十多年里，张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事实支持传说，但显然他的“第一桶金”不可能用到全部七种手段。

　　温岭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德明向记者给出的答案是：走私并吃黑。

　　到现在为止，许多温岭人仍能非常清晰地回忆当年走私巨款被没收，更准确地说法可能是被“吃黑”的经过。100万！--在80年代末，这笔钱的数目太大了，况且涉及的人也非常多。

　　大宗的走私，其基本的路径是：先一帮人三万五万(有时钱会更少一点)凑足一笔款子，一般是100万元左右(这样也要有超过30人参与)，然后派人先押送到温洲验款，接着就送钱到公海，雇渔船把走私的物品如香烟等从公海运至温岭的沙山上岸，随后到温峤镇上车。小数量的走私物品，则由摩托车从小路运至集散地，而大宗的，则又需要押运者从公路押运至集散地。温岭的泽国镇，就是当年走私香烟最大的集散地。据说，走私物品一般是三三分成，集资者与押运者种种人等在一份“三”里分成，而另外两份“三”则为打发有关人员之用--由押运者完成这一有关人员的“打发”手续。一份“三”的分成，即大大超过本钱，由此可见利润之高。现在走在温岭街头，很难想象当年这里竟是走私香烟最大的集散地，因为街头烟摊差不多都不卖外烟，至少不明摆着卖，买盒外烟问好几个烟摊。这一次出事发生在将巨款送到温州验款的时候。押运者说车被公安扣了，参与凑款的人赶至温州闹事，要求还车，车放了，但放在这辆面包车底箱的巨款没了。碰巧，这次的押运者，就是张畏。

　　既然巨款被没收了，大家也就无话可说，但后来渐渐传出风声，说钱并没有被没收掉，而是被押运者吃了黑。当时是万元户尚为富裕的标志年代，三万五万对于集资者而言，绝对不是小数目。于是，许多人对张畏起了疑心。集资人数最多的联树镇(也是张的老家)，就集合起来想向张畏要个说法。但张带了一帮人回了联树，双方动起手来，结果联树一些人被打伤，张畏赢了。此后，再也没有人敢向张要个说法。

　　为这一结果提供佐证的是，联树被打伤的几个人向当地派出所报了案，结果却是不了了之。回忆至此，温岭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德明也说不清楚为什么会不了了之。杨说，张的团伙正是从这时开始。

　　100万这样一笔款子，对于参与集资者每个人得利可能就只其中的百分之几，但当这笔款子被集中到一个人手中后，资本的暴涨，当可想见。从后来的发展来看，此次“吃黑”成功，算得上奠定了张未来在这一行当称大的基础。在1998年，张甚至花去3700万--这大概称得上真正的巨款，向上海一生意人购买走私汽车罚没证。虽然事实证明，这一次张被别人欺骗了，但这一事实同样也证明张没有退出走私这一行。

　　神秘的朋友

　　作为走私的押运者，无论是作为对手还是作为朋友，张畏必须与这样一个人打交道：他就是李志毅。

　　据温岭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德明介绍，李系1978年从部队退伍回温岭的。由于他在部队里做过保卫，因此在退伍前给温岭有关领导写信，要求进入刑侦队，可惜当时的领导不乐意这种毛遂自荐的方式，因此他被分配回到了乡下。但是，后来李仍回到了公安系统，并且当上了刑侦队队长、教导员，后又历任温岭打私办负责人、保安公司总经理与110指挥中心负责人。在温岭发生的走私集资被没收事件之时，李志毅正是打私办负责人。多数人说到李志毅，都语焉不详，甚至令人感觉谁都想要脱离这个话题。其中的原因之一是，在张畏等32人被起诉的名单中没有他，在王秀方等人被起诉的名单中也没有他。他未来的结果会是怎么样，谁也不敢担保。记者费尽口舌，终于说服李志毅的妻子接受采访。虽然李妻与张畏的父母一样，都是首次也是惟一一次面对记者，但说起李志毅与张畏，他们一个字的信息都不肯透露。

　　仍然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张畏与李志毅关系非同一般。

　　在李志毅任温岭保安公司总经理时，张畏是其公司非正式雇员之一。张呆在保安公司的方式相对特殊，他不是正式注册的保安人员，却拥有保安公司正式雇员的所有待遇，他要付出的代价仅为每个月向保安公司交1000元钱。传言“张在保安公司任职其间，纠集了一批亡命之徒在外地化装成警察抢劫高档轿车，并绑架敲诈得巨款”，也在此时成为温岭人的一个重要话题。所有的推想都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没有李的支持，张无法完成“第一桶金”的原始积累，更无法做大；同样，如果没有任何利益，张也犯不着每个月交保安公司1000元钱，去做一个“零时工”。

　　他们之间更为密切的联系证据，是1995年张畏殴打警察出逃8个月后，是李志毅与王秀方帮助张周旋，终于使张无事而归。而这次殴打事件，是张在温岭建立名声最重要的标志，是张畏王秀方集团浮出水面的象征；更重要的是，张无事而归，终于使之“声誉鹊起”。

　　1997年，李志毅从公安局内退，随后到了张的公司任职，这一事实更再强化了他们之间的关系的种种猜想。据称，在张畏王秀方上海公司的揭幕式上，代表公司讲话的人就是李志毅。通过李这一角度，张的崛起，有了足够的想象空间。

　　比之李志毅，王秀方更显得神秘。警方多方搜寻他与张畏的关系，也仅仅知道他们有一点点很远的亲戚关系。而张王两人最初相识，是王母改嫁回到联树镇时。

　　王与张最亲密关系的象征，同样是1995年那次轰动温岭的斗殴，王作为最重要的人物，帮助张把这事摆平了。没有人能够解释清楚有着极其良好的上层关系的王秀方，为什么会选择臣服张畏--在他们两人共同的公司里，张是董事长，而王是总经理。

　　浙江省公安厅一位高级警官解释张的崛起，说这两个人物的确起到了非同一般的作用。他们之间的结盟，庞大的黑社会团伙真正有了基础。

　　更大更疯狂

　　温岭市公安局副局长杨德明描述他印象中的张畏，有点不在乎的意思，他说：“(张)都是被别人吹起来的，”为这一判断做例证的是，“他去理发都要带上一帮人”。杨解释他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是，“他一个人是不敢上街的”。

　　但是一般的人却并不这样看问题。

　　在温岭的浙江之江集团董事长应文华自称生意做的不错，“每年有几千万的收入”。但是他的挂着浙O牌照的别克轿车，1998年11月被别人点火烧了。应不知道是谁烧的，不知道就更恐惧了。后来张畏被捕后，他的团伙第三号人物姚建军交待说别克车是他们烧的。记者问应文华：“你们有生意上的冲突吗？有个人恩怨吗？”应对此一一否认。而姚说他们之所以要烧掉应的别克车，是因为张听说应在背后讲他与王秀方的坏话，要教训应文华一下。结果一辆别克车被干净利落地烧了。

　　在烧掉应文华的别克车之前，张畏已经布置他的手下“做掉”杨德明，而且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标价。但是张的手下多少慑于杨公安局长的身份，虽多次在杨宅附近守候，但终究未敢动手。

　　在张“做掉”的名单中，还有一位是温岭市政协主席陈夏德。与应文华相似，陈在张被捕前并不知道他已落入黑名单。陈与张结怨，事情极其简单。1998年，在自己的同党王秀方进入了市政协后，张也要求进入温岭市政协，名单已经报到最后一关，就是在这时也无人表示明确异议。而当时正从市委副书记转任政协主席的陈夏德，看大家不发言，觉着自己马上就要任主席，不说话不好，就讲了几句。这样，张畏落选了。其实，“整个主席团都不同意张进入政协”，陈解释说。不过，当时的情形是没有什么人表示明确的异议，帮张打号召的人太多了。

　　后来，许多人帮助张畏争取增补政协委员，但也没有通过。

　　正是因为许多人在事先并不知道自己的处境，所以当张畏的起诉书传出后，很多人都觉着心惊与后怕。当年，张畏狂言让温岭一位公安局副局长“一星期离开温岭”，后来果然如此的传说在大家心里更强化了传奇与恐怖的效果。

　　张想“做掉”的，在温岭，多少也算得上是大人物了。据称对于温岭的大小官员，张有两个词：“送钱！放倒！”--或者贿赂成自己人，或者“做掉”。公安局副局长杨德明、政协主席陈夏德都属于欲“放倒”而未遂的官员。张的举动差不多算得上疯狂了。

　　但是，非常有趣的事实是，张在暗室里策划操作一次次“放倒”官员的过程里，自己却被别人盯上了。这个人叫张小海。这位自称“从黑道上出来，但又打进黑社会的‘中国特工’”，和他的同伴一次一次向上级有关部门揭发张一伙的犯罪事实。

　　1999年3月，温岭市面上出现了一份号称散发“10万份”的小字报，列举了张的种种犯罪事实。张畏与王秀方怀疑这是张小海所为，派人将他带到温岭宾馆盘问。后来由于张的家人报了案，公安局给李志毅打了电话，张被关27小时后，才被放了出来。在接受采访时，张否认小字报系他所写，他给出的答案更加传奇：这是张内部同伙开始分裂，张的一个手下看上了张的妻子，然后通过小字报的方式传出消息，要“做掉”老大张畏。

　　从后来的公审起诉书看，1999年3月，是张最疯狂的时期，所有最显赫最重大的犯罪活动，基本上都集中于这一时期。

　　接着，1999年5月2日，张被浙江省公安厅刑事拘留，随后被依法逮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