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面对诽谤绝不低头

　　我对余杰一直很宽容，因为这件事不是他引起的。起因是我发表了一个反盗版宣言，严词揭露日益猖獗的盗版集团既是文化盗贼又是文化杀手，不料被曲解后出现了《谁是文化杀手》的文章，指出我才是三十年前“文革”中的“文化杀手”，根据是自称“当年同事”的人在我出名后一直在社会上传播的流言。

　　余杰的问题是两个，一是把别人的批判进一步推向极端；二是把捕风捉影、穿凿附会的流言用彻底肯定的词句正式发表，又下了最吓人的政治结论和人格结论，广为发行。

　　记得我与余杰见面时，好几个人都在场，他客气地对我说：“余先生，我不是针对你个人，如果我生活在你的那个时代，也会与你一样。”我立即摇头表示否认。怎么会是一样呢？

　　我在那个以伤害别人为时髦的年代，整整十年没有伤害过现实生活中任何一个人；他生活在一个严禁伤害别人的时代，却那么轻易又那么严重地伤害了我。我当时笑着对他说，我刚满20岁就挑起了一家八口每月生活费只有26元的可怕生活重担，而从未向掌权的造反派求过一句情；最后连全国性的批“邓”狂潮也没有一字一句参与，为此宁肯食宿无着地长期流浪在外，你这位姓余的小老弟一定能做到吗？

　　当时我就惊讶，作为一个有逻辑能力的大学生，他难道分辨不出，他的指控早已不属于“忏悔”的范畴，而是必须捉拿归案的问题了？忏悔意识本是一种澄彻的历史理性，一种勇于承担历史责任的人格自觉，但他们却把它投入了中国的负面遗产，变成了喜欢看别人忏悔的恶趣，变成了强迫别人检讨的霸道，变成了互相揭发、彼此咬来咬去的社会丑剧，这恰恰是“文革”中最时兴的一套，本身最需忏悔。余杰说，不利用权力就可以点名要别人忏悔，我说当年造反派红卫兵也是以“无权者”自居，要“当权派”和名人“触及灵魂”、“狠斗私字一闪念”的。

　　我一生可忏悔的事情很多，但恰恰在“文革”期间最少。(克儿/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