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引咎辞职政令的调查报告

　　(导言)

　　重庆市太和镇书记李乾均回忆说，当时“我们都懵了”！李所说的“我们”是重庆市、合川市的各级分管安全的官员。吓懵他们的是涪江江里的沉船所“制造”的场景：江里江岸都是死尸，大雾、渐渐聚齐的死者家属哭喊着叫着自己亲人名字的悲声……

　　1月29日。合川沉船。死亡46人。

　　很多不无道理的推导都认为，这一重大事故成为重庆引咎辞职政令出台的关键。

　　3月27日，重庆市公布《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大宣传大检查大整顿的通知》。在这一通知里明文写着：“在1年之内发生两次死亡10人以上的事故，或发生1次死亡30人以上的事故的区县(自治县、市)，按照行政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分管该项工作的区县(自治县、市)领导要引咎辞职，政府主要领导也要按规定给予行政处分。因严重官僚主义和失职、渎职而酿成性质恶劣的事故的，行政一把手也要引咎辞职。”

　　这一通知，让舆论界迅速注意到“引咎辞职”这四个字。从现在的材料看，引咎辞职，无论是规定还是实践，重庆此次出台的政令都远非第一次，但与过去历次所不同的是，这次有了极具体的量化标准。最简单地说，人民的生命安全与中国官员的仕途、或者用更通用的说法是“政治前途”有了最为密切的关系。

　　回望中国过去的一年以及今年的前三个月，重大安全事故确如“突发事件”不断地剌激中国人平静地生活。人命关天，更是官员责任所系。但在中国幅员辽阔，人口重多的背景下，官员责任成为屡屡讨论却又终难有得的一项难道。否则，国务院总理朱鎔基也不会再三强调：“责任追究”。

　　合川沉船以及46条生命的代价，终于有了一个有量化标准的引咎辞职。如果顺着合川沉船事故这条线性的逻辑探究，我们将会直接或间接地串联起基层中国的现实、重典治乱与压力传递、制度建设，还有引咎辞职以及如何辞职……在这种现实框架里观察中国官员的管理质量、心理状况、以及责任能力，相信是有价值的。

　　(正文)

　　-船沉了，船主不识水性

　　重庆市太和镇书记李乾均可能是赶到合川沉船事件现场的第一个官员。他对记者回忆说，现场的景象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我们都懵了”！李乾均所说的“我们”，是指从重庆市合川市赶来的各级官员。

　　让大家都“懵了”的场景是：涪江江里江岸都是死尸，而渐渐聚齐的死者家属哭声震天。

　　后来统计，此次沉船死亡46人。

　　这艘渝合川客00110的私营客船，是从合川市小河乡内口处逆水而上，开往太和镇的。这一天是太和镇的赶集日，而且是春节后的一次赶集日，人数非常多。仅仅3米宽，10来米长的这艘机动船大约乘坐了80多个人。赶集对于重庆市乡镇的农民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交易日。相对特殊的是，小河乡农民赶集的主要地点是太和镇。小河乡书记邹本伟给记者统计说，每个赶集日，去太和镇的小河乡农民有数几千人。而且基本上都是由涪江沿江而上去的。

　　船主李建辉把船驶到了太和镇内的蓑衣滩，这是一处急流槽口。在他们的船前面，还有一艘船计划着冲滩，但冲了几次未遂，但顺流而下，让开河道由李建辉来冲滩。李建辉驾驶的这艘渝合川客00110连续冲滩，也没有成功。这艘坐了80多人，船舷被压得离水面仅十几厘米的客船在急流下被迫后退，“轰”，船撞上了江中的礁石。

　　一声轰响，随即有人落水，迅速地，整条船倾覆，大多数人被盖进了船里。稍微庆幸一点的是，在前面冲滩未果的那条客船，此时赶来救人，但也仅仅只救起了7个人。偏偏这天雾大，几米外都看不见东西，岸边当然也就看不清江中心的情况，救助变成很困难的事情，更多的人被急流冲走。

　　这次沉船事故的肇事者、船主李建辉同时也是损失最大的。他的爱人孩子，包括他自己一家三口人，还有弟媳与侄女以及妹妹的孩子，6个人都在事故中死了。

　　这一结果令多数人感叹：船老板自己竟然不识水性。当然，李家也有幸存者。李父李天泉在船刚触礁时即落水，他抓到漂下来的木跳板，漂回到岸边。但是，对于江中心的亲人，他无能为力，雾太大了。

　　重庆市合川市以及太和镇小河乡有关官员迅速赶到了现场，更多的死者家属也从各处赶来了。但是，救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水急雾大，谁也想不出良策。

　　5天后，重庆市政府“1.29”特大沉船事故处置领导小组给出事故原因调查结果：该船核定载客数量为40人，实际超载一倍多；为逃避安全监督，该船由非正式码头上客，所以乘客均未购票，而是缴现金登船；该船违章冒大雾航行导致触礁，驾长临危处置不当，造成特大海损事故。

　　-沉船，导出引咎辞职政令

　　重庆市经委安全生产局局长陈中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正是这次事故让重庆市市长包叙定更加强烈地认定，治乱必须通知重典！

　　具体的数据是：今年头三个月，重庆发生3人以上的死亡的安全事故22起，死亡失踪195年。事故和死亡人数，用陈中新的计算，“比去年同期接近翻番”。

　　针对这自去年以来，重大安全为断的局面，重庆市经委安全生产局一直在起草并修改有关安全生产奖惩条例，报到市长那里一直被批评“处理的部分，轻了”！在处理部分，安全生产局建议的是用党纪政纪来处理有关责任人。

　　在合川沉船前，重庆另外两个被广泛报道的重大安全事故是：2000年12月2日，潼南县发生沉船事故，死亡13人；今年1月20日，同样在合川—肖家路段，因车速过快从当地一座名为晒拱桥的公路桥附下，12人当场死亡。

　　众多事故叠加，终使合川沉船后重庆市一次安全会议上，市长包叙定提出：重大

　　事故的责任人必须引咎辞职。自此，安全管理的处理部分有了处罚基调。3月27日，重庆市以政府令的形式公布《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安全生产大宣传大检查大整顿的通知》。这一通知里的处罚部分明确写到：

　　“在1年之内发生两次死亡10人以上的事故，或发生1次死亡30人以上的事故的区县(自治县、市)，按照行政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分管该项工作的区县(自治县、市)领导要引咎辞职，政府主要领导也要按规定给予行政处分。因严重官僚主义和失职、渎职而酿成性质恶劣的事故的，行政一把手也要引咎辞职。”

　　对这一事实上将人民生命安全与官员仕途作了最为确实密切联系的这一政令，重庆市渝北区分管安全的副区长范明文的评价：“我们重庆市是敏感的”。他提请记者注意这样一个事实，4月1日，江西省委书记与省长都换了人。

　　思维敏捷的范明文想提请记者注意的是中国的现实背景，在他看来，在国家的背景里来观察重庆，可能才会理出其逻辑关系。

　　显然，在国家的背景里，值得注意的事实之一是，在此政令出台的不足半个月时间前。国务院总理朱鎔基在两会的新闻发布会上，就SkyNews记者的问题回答道：“对江西万载小学发生的爆炸事件，我的心情感到很沉重”，“国务院没有尽到责任，我感到心情沉重，应该进行检讨”，“我认为，不管事实如何，国务院和我本人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因此导致生命的损失，一定将县长、乡长、镇长立即撤职，并依法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对省长也应该给予行政处分”。

　　对于有效防范安全事故的发生，朱鎔基总理在4月初再次强调，“关键是要真正落实领导干部的责任制。”而且，今后，对任何地方发生特大安全事故，都要严格按国务院制定的《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执行。

　　-被痛打的乡长，引咎辞职

　　引咎辞职在重庆公布政令前就已经有过实施，当然仍然是合川沉船事故。

　　合川所沉船舶是小河乡的，船主也是小河乡的，当然上面80多个乘客也都是小河乡的。小河乡书记邹本伟听到消息，从自己的住所合川市打的30多公里赶到现场。已经聚满了死者家属的现场，每个人都在大声哭喊着叫着自己亲人的名字。在向本刊记者回忆当时的情况时，邹说：“我真想让人给打一顿才好！这样也许可以减轻一点内疚。”

　　不是没有挨打的干部，只不过不是邹本伟。

　　沉船打捞远没有想象般容易，但死者亲属更希望被暂时命名为“失踪”的亲人能够生还，所以，再积极的打捞也没有家属的心情急迫。这一层潜在的冲突，在事故的第三天终于找着发泄口。在现场的小河乡乡长秦光华被农民团团围住，先是急切地指责，随后有人向秦吐口水了，再后就是拳脚相加……最后，有人掏出了秦光华的领带，反转过来，拖着他向涪水江边走去，要让他也尝尝水的滋味。小河乡书记邹本伟给记者形容说，“就象拖死猪一样。”不过，还未到水边，太和镇的警察出面解决了这一冲突。

　　秦光华说，“当时我脑子一片空白，只是想我肯定会死掉的。”

　　36岁的秦光华是小河乡的招聘乡长。招聘干部，按重庆市委组织部研究室副主任张国忠的解释：既不是公务员，也不是事业单位干部，所以他们的收入没有纳入预算，要在预算外解决。他们有点类似“民办教师”。当然，招聘干部当乡长，是要经过乡人代会选举的。秦光华在太和镇被痛打后住了两天的医院，随后又赶回打捞现场，虽然医院的结论是，身体软组织大面积挫伤。秦对自己被痛打，向记者叙述时表现出的是对死者家属的理解心情，但作为一乡之长，面对如此重大事故，一顿痛打显然不是对此的“结论”。

　　重庆市与合川市纪委联合调查小组很快就到了小河乡。随后合川市委组织部与秦光华谈话，指出根据这一事故的性质，秦光华需要“下课”。

　　当然，直到记者4月初再赴重庆合川市采访此事，“1.29”特大事故的责任在当事人看来并非没有争议，争议的焦点是“属地原则”，即按惯例是发生事故地应承担事故责任。但联系到这一事故超载之多，死亡之巨，这种争议本身显得与沉船事故极不对称的价值。

　　3月25日，小河乡人代会，在这次会议上秦光华与分管安全的副乡长杨镇东要向大会提出引咎辞职。虽然在打捞时秦光华被乡里的农民痛打，但乡人民代表对秦的印象还是相当不错。这位从19岁开始就在乡里各级政府开始自己工作的招聘乡长，显然有广泛的人缘。因此，乡人民代表并不投票赞成他辞职。小河乡书记邹本伟说，后来有关人员做工作，乡人代会还是同意了秦光华与副乡长杨镇东的引咎辞职。

　　合川市委分管安全的副书记袁华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组织上最后还解聘了他，同时免去了他的乡党委副书记职务。最简单地说，秦光华彻底地“下课”了。在乡长的这个位置上，秦光华第一个为合川沉船的46个生命付出了代价。秦光华的引咎辞职发生在重庆市出台量化标准前，那么这一事故其它有关官员的处理将会如何？记者采访时，有关人士透露，合川市的意见已经出来，但由于重庆市对合川方面的处理意见还在讨论之中，因此没有公布。

　　很显然，小河乡书记邹本伟也将会在有关处理之列，只不过他目前并不知道处理结果。接受记者采访，“正经”的事情谈完了，邹对自己工作中的合作伙伴乡长副乡长的引咎辞职深有感叹，“我们这样的基层干部压力实在太大了”！对自己的未来，邹多少有点迷惑，他说，如果处理的太重，就可能想干脆自己辞了，去做点小生意。

　　记者在重庆接触各级官员甚多，但象邹这样在压力下有点失去方向感的官员并不多见，原因是各级官员对付压力不是没有办法。

　　-基层现实，5角钱的分别

　　虽然重庆方面最后对合川“1.29”特大事故的调查结论是：该船核定的载客数量为40人。但在最初的报道里，比较多的报道说此船核定的载客数量是20人。数量差别所显示的其间隐因，正是中国基层社会的真实现实。

　　小河乡书记邹本伟向记者坦陈：为什么会有报道说此船载客数量是20人呢？这是因为，此船是按20人的定员买的保险。对于乡镇运营的机动船而言，油耗一般而言相对较低，不构成船主的成本压力，反而各种管理费税倒成了重要成本来源。所以，各个船主在办理运营手续时，都是想办法找关系能够使核定的载客量比实际的载客量低，这样少交了费，就余出了盈利的空间。

　　但是，凭此认为船主牟取暴利，恐怕也不完全真实。

　　对于乡镇间的水路运输，客源最多是赶集日，而平时几乎没有客源。当然，这于管理而言，多少也是难题。合川市安全整顿指挥部的姚树春向记者表示，他认为解决这一现实困境最好的办法是“联营”，成立临时的调度来协调这种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客源差别。

　　不过，就小河乡而言，去太和镇集场是最为主要的赶集方式。小河乡至太和镇，从水路来看，基本的运营价格是，无论远近(短的1公里，长的7公里)，一律一人5角钱，只计人不计货，而且随叫随停。一般情况下，一艘船一天能跑两个来回，船主如果能有象出了这次特大事故一样的超载人数，即载客量比核定的数量翻番，收入大约两年能够收回船的投入成本。而一条乡间农民自制船舶的运营寿命最多只8年。没有超载，收回成本时间要延长很多。

　　《重庆晚报》总编辑助理姜春勇在与记者谈及重庆基层现实时，举他亲历事实说，乡镇客运汽车超载，对于乘客们而言，不仅都没有怨言，在汽车要过收费岗时，司机要大家低头躲过检查，甚至让部分乘客下车走过收费岗以免被发现，都很安静地遵守司机的要求。很难说农民全部都安全意识差，关键是低的收入只能选择便宜但拥挤的车辆。

　　对于小河乡赶集的农民，其实可以选择陆路与水面两种方式到达太和镇，但绝大

　　多数的选择是水路，原因是，坐汽车要1块钱。5角钱的差别，把水路的竞争优势全部体现出来了。

　　这一层现实，使在涪江上运营的船舶超载成为了常态，事故隐患自然大增。

　　很难说这不是船主在现实压力下不得不的选择。出了“1.29”特大事故，安全管理空前严格，在涪江上所有运营的船舶都重新核定载客量重新投入运营，超载至少短时间里成为不可能。当然，在价格上，水路运输比过去也有提高，达到了每人1块钱。但接下来的另一事实又显现出来了。邹本伟说，价格一提高，农民赶集人数顿减，现在小河乡去太和镇赶集的比过去下降了一半不止。

　　“虽然只有5角钱，但对农民而言，差别太大了！”邹本伟感叹。

　　-现实判断，重典治乱

　　如果就“1.29”特大事故的原因讨论，还有一层事实值得注意，交通管理的权限分割。比如在涪江上运营的船舶，其审批与核定、包括处罚权，都归交通部门管理；但具体的管理又由乡镇操办。太和镇书记李乾均与小河乡书记邹本伟都说：出了事，算我们的。但我们的处罚权都没有，如何管呢？

　　三峡工程、西部开发与成立直辖市，重大的变化在短时间内相继集中于重庆这个西部特大城市，在管理上这座城市所面临的压力可能是空前的。

　　记者请接受记者采访的政府官员用一句话来形容重庆，得到最广泛的答案是：“小城区大农村。”重庆市经委安全生产局局长陈中新转述市长包叙定的说法是：重庆是一个市的结构，一个省的架子。这一判断后来被上升到“世界性难题”的高度。

　　如果按照省的结构，过去的管理是这样一种梯次结构：省—地市—县—乡镇。而重庆成为直辖市后，地市与县这本来分两层的结构被径直合并，所以，重庆现在有40个区、市、县。管理的横度与深度都存在着难度。就安全问题而言，重庆山高路远地势恶劣，这种条件加上管理跟不上的背景，其恶劣将会更加显现。

　　象涪江上的超载，客观因素众多，但官员的管理质量至少也算得上重要原因。就在重庆市出台引咎辞职量化标准的前一天，即3月26日，重庆市大渡口区长江江段又发生沉船事件，当时的报道说有7人下落不明，后有报道说这7人中有2人生还。记者事发次日电话打到大渡口区，找到分管安全副区长的秘书潘方国，得到的答案是此事找“安办”(安全生产办公室)。而接受记者电话采访的大渡口区劳动局一胡姓副局长告诉记者，他已经知道重庆市出台的引咎辞职量化标准。不过，说到这次事故，他很放松，逻辑是，“下落不明的人数还没有多到构成重大事故的标准”。

　　这多少也算得上官员的一种现实状态。细察这起与众多起重大安全事故，重庆现实的低生产力水平与官员管理水平所构成的关系中，官员责任在意识中被模糊了。

　　很难说重庆市委市府主要官员对这一现实没有清醒地认识。许多官员回忆市长包叙定的讲话时，都脱口而出他经常出现的两句判断：矫枉必须过正，治乱必须用重典。当然，“重典”也不完全无据可依。在重庆引咎辞职量化标准里所规定的“10人以上、30人以上”，按照陈中新的解释，就是按照国家安全管理办法制定出来的标准。安全管理办法这样规定：

　　安全事故

　　死亡3人以下，由当地政府直接处理；

　　死亡3人以上10人以下，由区县政府处理；死亡10人以下30人以下，由省政府处理；

　　死亡30人以上，报国务院处理。

　　-责任追究，层层签定责任书

　　4月6日，记者赶赴重庆市渝北区，希望了解新的政令后的官员状况。

　　这天是渝北区政府与辖区内乡镇政府签定安全责任书的时间。比较而言，渝北区是重庆交通枢纽，三条国道与一条高速公路从其境内穿过，按照交通安全的属地原则，这里发生的任何事故，都是他们的“指标”。这也是记者选择这一区域这一时间采访的原因。

　　比照重庆市引咎辞职的量化标准，渝北区制定的标准又有提高，具体的数量是：在1年之内发生两次死亡5人以上的事故，或发生1次死亡10人以上的事故——相关负责人要引咎辞职。参与签定此次安全责任书的，不仅有乡镇领导，还有区里各个职能部门。

　　在这样一个责任环链里，记者的印象是各级官员“各就各位”了，象小河乡书记邹本伟的迷惑便不复再见。

　　在会议间隙，渝北区分管安全的副区长范明文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自己可能是区里压力最大的官员了。因为，“按属地原则，谁的境内出了事故，谁负责；而负责者又是分管领导，当然我最有压力了！”所以，在这种情形下，自然的选择就是责任传递，或者按有关人士的说法“压力传递”，层层签定责任书。

　　另外一位自称“更紧张”的是渝北区交通局长邓万学，他说，“就是从自我保护的角度，也要抓好安全工作啊。”邓总结目前所选择的办法就是，“凡能把下面套住的都套住，出了问题，谁也跑不脱！”邓万学告诉记者，在这次会议上他的发言就直接地说“我受了处理，你们下面的人也别想跑脱！”当然，邓解释说，这也是为了加强责任心。

　　邓万学对现状有两个比较精彩的概括，一是“我们的口号就叫‘严防死守’”，第二个就是，“层层签定责任书，就相当于了官员责任追究”。

　　渝北区副区长范明文与交通局长邓万学共同为记者算了一道“题”：如果在渝北区境内发生了特大的安全事故，比如死亡超过30人以上，那么包含他们两位在内，大约有十多个官员必须“引咎辞职”。

　　-责任传递，压力下的官员集团

　　谈到这种种的必须“引咎辞职”，比一般官员更具宏观视野的范明文说，“其实上下官员都一样，谁没有压力”？范还介绍介绍说，这种压力并非分管安全的官员才有，其它官员也一样，比如质量问题，还有计生问题等等。

　　重庆市北碚区副区长陈澍就不是分管安全，而是分管农业工作。面对记者，陈澍一开口就说：“我头上悬着三把刀，随时会要我的命。”这三把刀分别是：森林、煤矿、防洪。它们归陈澍分管。

　　大学里学的是古典文学的陈澍，毕业后分配在党校当老师，90年代初却以农村题材的报告文学而引人广泛关注。当时，他认为“可能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中国农村现实了”。但当他的报告文学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研讨会时，真正的农业专家的意见让他“清醒”，所以随即报考中国社科院，读农业经济的博士。读博期间，他到重庆市北碚区挂职，然后就去掉“挂”，真正成了副区长。

　　有作家的经历，又有学术的背景，现在身份是政府官员，如此转换多种角色身份，陈澍的状态令记者好奇。见着他时，他现在的样子比想象要“专业”得多。

　　记者赶到北碚区时，正值清明节，稍稍留心就可以在城市的楼角街边发现一堆堆的纸灰。而北碚区有一个正在申报国家级的森林公园，这就是陈所管理要负责的内容。森林之所以是陈澍头上的“第一把刀”，关键在防火。除了冬季，清明前后就是防火的重点期，山里有坟墓，祭祀要烧纸，烧纸易引发山火，一旦有火……

　　对此局面，陈澍比较津津乐道的办法是与“六长”签定责任书。“六长”的前五“长”分别是：镇长、村长、林场场长、企业厂长、学校校长。而第六“长”则显得非常有趣，是坟主，很难用“长”来形容这一责任人。坟主在责任书里保证“应教育其子女不要在林边玩火，放鞭炮；在祭祖活动中，不得在坟头烧钱化纸，燃放鞭炮”，如果违反上述条款，坟主“根据有关法规罚款500元”。象这样签定责任书，是陈工作的一般方法。这是由上至下的“顺向法”，而陈自述他还有“逆向法”，即经常下乡检查发现问题，处理并处罚。

　　陈给记者举出的处罚实例是，曾经有两个学生在森林里放火好玩，烧了一点点地后被迅速扑灭，最后决定给两个学生的家长共罚款9000元。但基层承办罚款的人员向陈澍汇报，说这两个家庭都是下岗的，拿不出这么多钱。

　　“我的意见是，桥时桥路归路。”陈给记者转述他当时对具体办事人员的回答。这一问题，在陈澍这里其实已经算结束了，他又转向了另外的话题。记者后来找到机会，追问道：

　　“结果呢？”

　　“当然罚了！”陈澍回答，“治乱用重典，这是必须的！”

　　官员集团所承受的压力包括可能承受的重典处罚，显然不单由集团内部消化，它传递着并衍生为整个社会的压力。

　　-官员退出机制之一，要求你引咎辞职

　　看上去，重庆市引咎辞职政令似乎仅由相对集中的几次重大安全事故促成，但事实上重庆市委组织部在去年曾长时间研究包括“引咎辞职”在内的有关法规。在今年1月出台的《重庆市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实施办法》里，有明确的“引咎辞职”一款。

　　采访重庆市委组织部前，记者曾与重庆市人事局有关官员讨论中国官员的“退出机制”问题。人事局公务员管理处处长丁元眉与杨安军称，在制度建设上，中国公务员的退出机制早已建立。正常的“退出”有退休、调离与辞职；同时人事处理方面有辞退，如果遭受到行政处分与刑事处分的，其严厉的是“开除”，这同样也是“退出”。但是，中国官员的“退出机制”，按层级管理原则，应由组织部门管理。中国政策是：“党管干部”。

　　由于组织部长与分管副部长出差，经过有关方面级级请示，最后重庆市委组织部出面接受记者采访的是研究室副主任张国忠。记者上午如约来到组织部，张国忠的同事说他昨晚为市委书记赶写材料，加班到了早上4点钟，希望记者另改时间。但34岁的张国忠仍然赶到了办公室接受记者的采访。他并不乐意失约。

　　我们的采访仍然由中国官员的“退出机制”开始。

　　张介绍说，在去年研究调查准备出台30个配套政策时，“引咎辞职”作为一种官员的“退出机制”，已经进行了反复的讨论，甚至在初稿里也制定出了相应的量化标准。

　　重庆市委组织部对引咎辞职“咎”的定义曾在这三方面给予了充分的考虑：

　　第一：对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重大损失与重大危胁的；

　　第二：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的；

　　第三：在政治上造成了不良后果的。

　　张国忠介绍说，这三个方面包含了经济、生命、社会与政治领域，对官员考察比较全面。而且，组织部在量化标准的制定方面特别考虑的是第一条，即“对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造成重大损失与重危胁”。但是，这一初稿在征求意见的过程中，对量化标准不同的意见特别集中，因为各地情况差别太大，量化标准的确不容易统一。张说重庆方面也注意到中组部在深圳龙岗区进行的《关于处级领导干部引咎辞职的暂行规定》，其中的量化标准也不多。

　　一方面出了事故，官员仍在台上，或者异地做官，这极让老百姓反感；另一方面，要真正地制定出法规来进行处理，量化标准又成为了一个难题。

　　不过，张国忠也相信，此次重庆市就安全问题出台的引咎辞职的量化标准，多少算得上的一次“突破”，任何人对此也很难说不行，未来的工作将是在完善方面下功夫。

　　今年元月由重庆市委组织部正式发布的这一“办法”里，据信经过精心推敲的“引咎辞职”条款这样写道：

　　“第四条 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包括自愿辞职、因公辞职、责令辞职和引咎辞职。”

　　“(四)引咎辞职。党政干部因未认真履行职责，致使本地区、本单位发生严重恶性事件，造成重大损失和恶劣影响，不宜继续任职的，要劝其辞去现任领导职务。

　　对应当辞职而拒不辞职的，应按照规定程序免去其现职。”

　　对这一“实施办法”，张国忠解释说，基本程序是分三步：首先，劝其引咎辞职；其次，如果仍不辞职，则责令其辞职；第三，如果拒不辞职，就通过相应的组织程序，对其免职。

　　对于一般人而言，相信多数人对引咎辞职的印象来自西方国家，两个基本概念是大众对其判断的标准，其一，非直接责任，其二，基于道德自律与舆论压力的“自愿”。但重庆版本的“引咎辞职”在形成一种制定的轨道上，可能与这两项概念区别较大，至少“自愿”之态不再明显。

　　对此，张国忠的解释是，中国与西方国家国情不一样。

　　张对“不一样”最直接的阐释是：西方国家一般是直接选举总统，然后由总统来任命各级官员；而中国各级官员则是一级一级选举上来的。所以，在中国，引咎辞职更应从制度层面来制定与完善。

　　回溯我们的讨论，关键点在中国的现实是官员能上不能下，如何解决“下”。官员难“下”，缘自不想下不愿下，所以引咎辞职有了具体地量化标准，官员一旦达到，首先“劝”其引咎辞职，遇到阻力的最后结果是：免职。如果并不在引咎辞职量化标准内的官员要求辞职，结果会如何呢？张国忠对此的答案是：辞职必须得到确认，谁任命谁审定确认。也就是说，能辞不能辞？何时让辞？不是辞职者自己可以确定的。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有组织纪律性的要求。

　　-权宜之计或者制度建设

　　1月20日发生重大翻车事故，不到10天内又发生重大沉船事故，据称有接近10年时间没有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合川市，这次可以说是连遭打击。事故之后，合川市委市政府决定进行一场“声势浩大，前所未有的大运动”。

　　合川市安全整顿指挥部姚树春给记者的有关处罚介绍，确实如他所言“前所未有”。在合川境内发现车辆超载的，超载1人扣证1个月、3人则拘留、达到7人就吊销证照。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合川市在这一规定下因违章违纪被行政拘留的达92人，被刑事拘留的5人。合川市“套住”各乡镇长、书记与分管领导的办法除了“引咎辞职”，还有一招就是先交风险抵押金。乡镇长、书记与分管领导每人必须交1000元，年终考核或退或扣。姚说，好多乡镇负责人没有钱，但借钱也要交齐。

　　不惟生产安全引发重庆各级政府各级官员的高度重视。记者在重庆采访时期，正值重庆市社会治安工作会议召开，在《重庆晚报》的报道里，公安系统官员的责任追究，同样也有“引咎辞职”这一条款。

　　负责起草引咎辞职量化标准的重庆市经委安全生产局局长陈中新说，有了这个标准，他们现在的工作好办多了。过去开个安全工作会议，下面没有什么重要的人来，现在来得比任何会议都要齐。

　　陈中新相信，引咎辞职的量化标准会很快在全国其它城市推广，至少在安全问题上会是这样。理由是，“全国的生产水平就是这样，各地区别并不太大”。陈中新说，过去为了发展生产，有口号说“宁愿被炸死，不愿被穷死”，我们安全部门是竭力反对的，现在可能会对这一导向有所校正。

　　显得可贵的是，陈虽然是重庆市最重要最直接管理安全的官员，但他对目前出台的有关标准与办法并未失去理性的判断。他的观点是：“这些规定可能并非永久性制度”。在陈中新看来，随着法治的建设完善、管理秩序的理顺，会有新办法的。

　　陈中新从安全管理专业的角度看，认为，安全不能搞群众运动，大检查只能是治标，不能治本，必须从安全管理体系上加强建设。他举例说，我们现在的生产力水平就象是坐“拖拉机”，安全系数当然低，如果未来社会发展了，我们换了“国产车”、甚至“进口车”，设备与技术都有了保障，安全系数才会提高。当然，陈也承认这些都只是外部条件，最关键最重要的是官员的责任心。

　　但是，陈也坦陈：我们现在的历史阶段是无法跳过的。所以，从现实的角度讲，安全工作现在还必须搞群众运动，搞责任制，签责任状。

　　当我们从安全生产的“专业”领域脱离出来，陈中新坦陈他个人显然没有能力回答“引咎辞职”作为一项制度建设这样的问题，而重庆市委组织部有待研究的正是引咎辞职从安全生产这一点有了量化突破后的后续制度建设。 (主笔李鸿谷见习记者张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