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表示了我与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之间的一些极其琐碎的小事以及有关的一些杂念。

　　十几年前，我给《国家地理》杂志的摄影师当过助手，事前也不是没有犹豫过：这是一本美国杂志，而且是“国家”级的。但雇主向我保证：《国家地理》杂志老祖宗定下的办刊宗旨是：“不论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只描述其好的一面，绝不刊登不友善的文章。”事后，这番承诺被铁一般的事实所证实，非但如此，更绝无甚么“三七开”、“二八开”的余地。此外，我还大略了解到这本杂志的图片制作：任务是这样的，京、沪、穗三个城市，每个拍摄十天，每天拍足反转片10卷。拍好的300卷反转片被送往大洋洲处理，然后转到美国，编辑与远在亚洲的摄影师通过越洋电话反复讨论了大部份的底片，然后给了摄影师新的指令：沿原路再跑一趟，外加《国家地理》的老根据地云南，共拍400卷。

　　不知道过了多久，照片终于在这本杂志上刊登了，两幅。

　　后来，我就到北京采访亚运会去了，亚运会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幕发生在男子110米栏的赛场：110米栏的终点附近挤满了摄影记者，并且自动分做两堆，一堆老中，另一堆老外。那边发令枪一响，就听得老外那一堆里立即响起了扫射般密集的快门和马达转动声，一直响到终点，老中那堆，却要等到运动员接近终点时才整齐地发出“哗啦”一声，像是一个师傅教出来的。

　　那个年代，但凡有点追求的中国摄影记者都爱跟你谈亨利·卡蒂埃-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说实话，我认为“决定性”的并不是什么瞬间，软片的“宝贵”，使他们的摄影动作看起来很像电影中老八路在打伏击时的特写镜头：“近一点，近一点，再近一点……开火！”

　　90年代以后，尽管《国家地理》杂志在制作上仍保持着“最顶尖”

　　(cuttingedge)的水准，而我也深信我国的摄影记者绝对有充足的“弹药”在可能将来的北京奥运上大打出手。但是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仍然觉得他们这样搞法实在是太浪费了，浪费得让我沮丧，对这本光滑的黄边杂志，我再也提不起兴趣。我想这也是很自然的事，贫富缩小了之后，又有了思想上的差距，年纪大了，不敢再看这种过于保守的东西(同时被放弃的还有另一本该国的主旋律杂志《PlayBoy》)，杂志催人老啊。

　　这只是一个很私人的认识问题，《国家地理》永远都不缺读者，在我国，更有不少人立下雄心壮志要办一本中国人自己的《国家地理》。与此同时，此事近来又扯上了品味问题，据说《国家地理》是小资手里的标准杂志，我猜想，一本杂志和它代表的酷劲，大概自《廊桥遗梦》那会儿就在当时还是中学生的我国小资族群中开始蕴酿了。

　　此外我还记得，福赛在他那本刺痛并且激励了很多人的书里说过，凡在客厅里出现《国家地理》杂志的，主人的品味及其在美国的社会等级就要减去2分，失分与客厅里出现一张塑料座椅相同。当然这都是美国内部的阶级斗争。我上中学的时候，样板戏舞台上痛陈着“爹不是你的亲爹，奶奶也不是你的亲奶奶”，全上海的学校里也流行着把化学不叫化学，物理也不是物理，前者改叫“农业基础知识”，简称“农基”，后者革新为“工业基础知识”，简称“工基”。作为参与教育革命的一分子，我和部份同学均认为凡是名中带“理”或“学”的都不能体现出必要的阶级性，因此数学其实也很有必要改为“数基”，地理则应改名叫“地基”。

　　我的地理课没有上好，一方面是被“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死党耽误了，另一方面，大概是因为地理课本的制作实在太差，唤不起学习的兴趣。《国家地理杂志》在70年代制作一张图片的成本，足以把我们全年级的地理课本都用进口芬兰纸印成全彩的。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国家地理》杂志在美国国内所应起到的普及和提高的作用似乎也不明显，国家地理学会现任理事会主席吉伯特·葛罗夫纳也承认，在对意大利、墨西哥等9国青少年进行的地理知识测验中，美国学生“很悲哀”地排在最后。

　　办一本中国人自己的《国家地理》也许很有必要，不过《国家地理》的主管单位不是白宫而是一个家族性的“事业单位”，而在“自然地理”、“人文地理”或“经济地理”等正常概念之外，并没有多出一门名叫“国家”的更权威的地理学科。思想端正了，剩下的就是要舍得花钱，花大钱。约瑟夫·洛克当年凭什么生生地把先其来到丽江的英国植物学家沃德赶走，成为香格里拉的第一个“发现者”？靠的就是《国家地理》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