纸上江湖

　　电视上播放《笑傲江湖》之际，吴文光也出了本和“江湖”有关的书：《江湖报告》。说《江湖报告》必须先说一说吴文光的纪录片《江湖》。

　　1998年夏天，吴文光和助手苏明开始跟拍一个表演团体“远大歌舞团”。“远大歌舞团”的成员大部分是河南农民，巡回演出的路上不断地补充新生力量，一般在城乡结合部或者农村支棚表演。最初纪录的方式是拍片，模糊的写书念头出现在拍摄进行至中段。大棚没有演出的晚上，吴文光也收起摄像机，大家在一起聊天讲故事。吴文光意识到，应该用另外的方式记下这些个人“口述史”。《江湖报告》的内容就是他的录音机上留下的内容。

　　《江湖报告》曾以连载方式刊登在《芙蓉》上，不少人怀疑吴文光的做法有“一鱼两吃”的嫌疑。事实上，《江湖报告》虽然和《江湖》在内容上有重合的地方，但它绝不是纪录片的纸上克隆，而是已经脱离了后者形成了一个自足体。

　　纪录片和书之间有很大的差异。从结构上说，纪录片本身就没有明显的情节线，书里的情节更淡，人物口述构成了主体。从内容上说，文字纪录补充了影像纪录。2000年3月间，吴文光去过老刘(大棚的老板)在河南的老家，此时《江湖》已完成。在那里，吴文光听到了他离开大棚后发生的一些故事。这些故事整理后，被放在《报告》里。补充的一段也是大棚命运最不济的一段：老刘和老大(老刘的儿子)在经营观念上起了冲突，发展到不愿站在一个棚子底下的地步，主要演员的背叛又雪上加霜。

　　读《江湖报告》与看纪录片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人物的语言洗去影像干扰而分外清晰。爱上薛龙(大棚骨干)的梦龙跟一个交好的朋友谈心事时说：“我体会无奈的感觉体会得特别深，高兴高兴不起来，伤心伤心不起来，只是叹一口气。”看片过程中，类似这样体现人物的话很容易被忽略掉。

　　因为河南话是大棚里的“普通话”。吴文光在后期整理时请了河南朋友帮忙，但仍然有一些错误。玉杰咬了老大，老大说：“都出血了。”被误记为“出血球了。”

　　常销和畅销

　　由于吴文光在体制外活动，他的片子往往只能在圈子内流传。吴文光说他没有考虑过他拍片子是给谁看的问题，但写书无疑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他干了些什么。这是他出版《江湖报告》的原因之一。

　　纪录在吴文光那里已经蜕变成一个单纯的动词，没有什么动机和目的。他本人在纪录的过程中逐渐消失，只是个纪录的载体。然而要完整地或接近完整地纪录生活，拍纪录片不能是惟一的一种方式，所以吴文光在拍片之外选择了写作。吴文光一个访谈的题目叫《离艺术非常遥远》，他也经常表明立场，他和那些搞艺术的不是一个屋子里的人。由此看来，写书是吴文光必然要走的一步，因为写作立场更中立，而纪录片无论如何也会带艺术气味。吴文光尽量远离艺术的态度也表现在《江湖报告》的副标题上：一个以大棚为个案而展开的田野调查。

　　《现场》连着几个星期在北京三联韬奋图书中心销售排行榜居首位，这样的情况是吴文光没有想到的。他事先估计能卖5000本左右，这个数字来自经验。在独立纪录片的圈子呆了这么多年，他大概知道会有多少人去买这本书。出版商最后决定印8000本，估计现在已经卖得差不多了。《现场》(第二卷)今年7月出版，届时第一卷要增印。《江湖报告》能比较快地出来，正是借了《现场》的东风。

　　一般来说，印数10万以下的都不能说是什么畅销书。按照这个标准，吴文光的书离畅销的距离还很远。他也没有奢望成为畅销书作家，但他希望他的书能常销，类似于经典名著。但不管怎么样，吴文光的名字还是一个卖点。(小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