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工商管理研究所所长张维迎教授把慧聪国际总裁、慧聪商务网CEO的郭凡生带到了光华管理学院的讲坛，郭凡生为学生所做的第一讲就是“网络时代的企业制度创新”。

　　45岁的郭凡生早在1985年就发表他关于企业股份制改革的重要论文《股份制——中国企业改革的唯一思路》。1987年调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1990年3月他和几个同事下海从“商”，几经波折后创立了慧聪公司。

　　“我可以说是中国企业股份制改革思路的开创者之一。因此慧聪的‘劳动股份制’是先有了成熟的理念，再进行实际操作的。”郭凡生所谓“劳动股份制”，源于这样一个观念：那就是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员工的知识投入与投资人的资本投入一样是企业发展的“资本”，因此在进行成果分配时，投入知识和劳动的员工有权和投入资本的企业所有者与董事们一起分享合理的分润。

　　这一制度在实际操作中则体现为，创始时出资占有50%的股权的郭凡生在实际分红时将40%的分红权让渡给员工，而且公司制订了一个章程：任何股东分红不得超过总分红的10%，董事会成员获得的总分红数不得超过全部分红的30%，超过部分，应用于在公司不持股员工的分红。据说如果现在上市，慧聪的员工中将有500人成为百万富翁，其中的100人成为千万富翁。

　　当记者问及这一制度的激励效果时，郭凡生首先提出了疑问：“option(期权)仅仅是一种激励制度吗？”而郭凡生对此的回答则是，“它实际上是一种产权制度。”

　　“现在有的学者仅仅把期权看作一种激励机制，这是很大的误解，期权制度和员工持股都是一种带有产权革命特征的改革。在工业化社会，资本是最短缺的，但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人成为创造利益的本源和最短缺的资源。象雅虎、思科，它们的资本所有者在其中只得到百分之三十到四十的权益，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权益给了创业者和干活的人。以慧聪为例，在我们只有2000多万的资本时，IDG用3000多万来买我们20%的股权，其实它买的80%是无形资产，买的就是知识和人。”

　　然而，慧聪成立8年以来，郭凡生的“劳动股份制”使公司内部高层不断“因为理念的不和而发生分裂”，原来创始的股东和董事已经有2/3的人离开了。一位副总裁的离去给郭凡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位公司花钱送到澳大利亚学MBA的副总裁回来后就对郭说，你搞的股份制是假的，没有实行按股分配，我持有5%的股份，你只给我分1%，这不对。

　　“我说你那是前个世纪资本的道理，我跟你讲的是知识的道理。”郭凡生坦言，曾经有不少股东在底下串联要推翻这套做法，但“劳动股份制”得以推行到现在，“一是因为我占了50%的股份，从资本的角度我说了算；其次是这个制度受到了企业90%的职工的支持——不持股的职工永远支持这种制度，只要一开职工大会反对者就没戏。”

　　曾经有几位公司的高级经理和董事出走，办起了自己的公司与慧聪竞争，他们的口号就是要“实现合理分配”。但按郭凡生的说法，现在离开慧聪的人所办的同类企业里，“没有一个家能够达到慧聪5%的规模”。据他介绍，慧聪今年将会有3亿元以上的收入和200万美元以上的利润，“我可以负责地说，未来两到三年，慧聪将是中国互联网企业中收入最高、利润最大的公司。”

　　这是一种经营的成功还是观念与体制的成功，目前还没有答案。但郭凡生认为，它至少说明一个问题，“慧聪的劳动股份制尽管现在还存在很多问题，但对于我们目前仍然所处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体制系统，以及传统资本主义市场潮流来说，它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这一优势比当年民营企业对国营企业的优势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