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对于犯罪与犯罪人，包括我们现在讨论的张君应从多方面的角度来观察与思考，简单的将永远不会找着真正的原因，也同样无法解决现实困境

　　(正文)郝宏奎去年10月到湖南安乡进行调研时，正好张君最小的姐姐来公安局，她向郝宏奎解释张君之所以走上犯罪道路，“主要是社会处理不当和社会不公所导致”。

　　郝宏奎作为一个6人调查小组成员，先后到过重庆、湖南、湖北与云南等地，这些地方都曾是张君的涉案地。

　　有着如此深入调查经历的郝宏奎，觉着对张君取一个单向度的原因分析并不合理。

　　4月20日，坐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办公室里，这位侦查系系主任面对记者，字斟词酌地“回答”了张君姐姐的解释：“我对社会不公导致犯罪这个观点，不敢苟同！”

　　郝宏奎说，“张君的亲属，还有一些媒体可能都这么认为，但这并非事实。”

　　郝宏奎进一步推导：“如果简单地将犯罪原因归为社会，那么将不好解释同样的社会背景下，有的人犯罪，有的人却没有。同样，如果将犯罪单纯地归为个人原因，也会是片面的。犯罪行为是个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结果。”

　　当谈及张君一案犯罪规律特点时，郝宏奎择词遣句极其慎重。他说，“我知道你们想要什么，但你们想要的，我却不能给”，这其间的原因是，“这一案件特别是侦查部分的内容的专业研究，应当留给专业人士进行内部探讨。”

　　据透露，有关方面曾对张君一案的规律特点及侦破经验教训作过极其详尽的调查与分析，但这样的材料显然是属于“高度机密”。郝宏奎说，张君确实提供了深入研究的价值。

　　-超常反社会心理

　　(小引言)

　　记者：经过在看守所几个月的反省，现在你怎样看你不长的一生？

　　张君：我的一生有三个重大转折。

　　记者：哪三个重大转折？

　　张君：第一大转折是从纳波手里买枪。

　　记者：第一次买到枪是什么感觉？

　　张君：我买到第一支枪那天晚上，一夜没有睡着，一直把枪抱在怀里。我在想，有了枪，权力、金钱、女人、荣誉，什么都有了。

　　——摘自有关报道

　　(正文)

　　中国人民大学的法学教授韩玉胜对张君的评价是：“超常反社会心理与人格。”

　　这位中央电视台4月21日直播张君案的特邀嘉宾，在电视台做完节目后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回顾说，“张君案放在整个中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并不多见。”

　　中国人民大学刑法学教授卢建平与韩玉胜有同样的认定：“(张君)在犯罪学上是极其罕见的案例。”

　　反社会人格：以自我为中心，情感冷漠、残忍，没有道德感与罪责感，报复欲望强烈，不达到目的决不放弃。——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郝宏奎在解释完反社会人格后，说，“这一切在张君身上有着非常鲜明的表现。”

　　问题是，这种反社会人格是如何形成的呢？

　　卢建平在看过中央电视台的直播节目后，向记者描述他对张君的形象印象是，“(张君)像运动员型罪犯”。这位法国的刑法学博士说，在西方有着对罪犯的外型描述，一般分三类：动运员型、肥胖型与瘦高型。后两类主要从事财产与智能类犯罪，而运动员型如张君则是典型的暴力罪犯。

　　这种形象划分源自被称为“近代犯罪学之父”的切萨雷·龙勃罗梭的“生来犯罪人”。用实证的方式研究犯罪人的意大利人龙勃罗梭最著名的推定是：“犯罪人是出生在文明时代的野蛮人”，“犯罪人是一种自出生时起就具有犯罪性的人，他们的犯罪性是与生俱来的，是由他们的生物特征决定的”。最开始时，龙勃罗梭将65%—70%的犯罪人归为此类，后来龙勃罗梭将这一比例判定降低到33%。

　　这一判定是龙勃罗梭最著名的贡献，同时也是最受争议的学说。由此发端，犯罪学研究后来出现了对犯罪人的描述：反社会人格。卢建平介绍说，这种人格上的缺陷，按国际通行的说法，主要产生于个体“入世”之际。即由青少年向成人社会过渡时期，或者说从社会外部进入社会时期。这个时候，由于意外特别是遭遇挫折，容易形成难以进入社会体系内的社会化障碍，无法认同自己是社会体系内成员的认同障碍。

　　卢建平说，报道说张君在第一次进劳教所后重新回到社会，力图进入规范的社会轨道，比如做点生意什么的，都遭受挫折。同时，更值得注意的是张君本人也反复说到他进劳改所的3年，这与后来出来再次进入社会，是他“入世”的两个时间点。但结果由于遭遇各种挫折，最终导致他形成了反社会的人格。

　　反社会人格与生来犯罪人一样，在卢建平看来，都不应当过分强调。从现在的研究看，反社会人格，于个人是潜在的。许多“入世”时遭遇挫折而形成反社会人格的个体，可能终其一生也没有成为罪犯，但是具有反社会人格的个体在转化为罪犯的比率上，将远远高于正常人。

　　西方犯罪学研究在观察反社会人格与成为实际的罪犯间，按卢建平的说法，主流的解释体系是：行为过渡理论。也即那些具有反社会人格的潜在的犯罪人，真正变成罪犯，必须要有外在的情势。这种外在的情势一般的分析认为具有三种方式：持续情势(比如家族间持续的恩怨)、突发情势与共同群体过渡情势。

　　卢建平通过现有的材料分析，认为张君由具有反社会人格转化为真正的罪犯，比较大的可能是在共同群体过渡这一情势里完成的。共同群体过渡，在一般理论描述里指由共同的伙伴与群体，向犯罪集团过渡中相互影响，最终完成过渡。这于张君而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17岁进入劳教所的三年。

　　细察张君的犯罪史，最触目的部分是他买到第一支枪，这差不多是张君最终成为惊世恶魔的一个象征时刻与象征物，这是他真正完成一个罪犯的关健时刻。卢建平分析说，人与武器的结合，结果之一就是人性中恶的部分由潜在的变成显性的。所以，后来张君的接受采访时，将这一时刻称为他人生三次重大转折的第一次。

　　张君甚至还纠正过说他在云南因为两个暗娼不愿意跟他上床而将她们杀害的报道，他说，“之所以杀这两个女人，是因为我没用枪杀过人(张刚刚买到枪)，那次是做人实验，找一个用枪杀人的手感。”这种用杀人来寻找“手感”，差不多真的可以用以“超常”的判断了。而显然，张自己去云南买枪是他个人的决定，这一决定让他真正走上了不归路。那么，张君由反社会人格往罪犯“行为过渡”，究竟是由什么样的情形完成？在与卢建平教授反复讨论后，并没有找着一个完成准确合乎逻辑的认定。(主笔李鸿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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