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行业的出现是人类发展的一个标志，但壁垒也同时产生，行业外的人几乎不可能进入其中。正所谓“隔行如隔山”。电影尤其是这样，巨大的成本使得投资人只愿意把钱交给那些受过正规训练的人，体制保证了拍电影只是小部分人的特权。未曾进过电影学院或者戏剧学院的人如果想去拍电影，几乎惟一可供选择的路就是去学院里进修。便携式摄影机尤其是数码摄像机(DV)的出现改变了现状，贾樟柯曾经撰文宣称业余电影时代到来了，也可以说这是个人人都可以拍电影的时代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薛长青是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部的学生，临近毕业，他和同学们一样要找工作，不过他和别人目的不太一样——只是想找个手段好养活他打算拍的片子。

　　薛长青高中毕业后考过北京电影学院，没考上，就去了当地一个学校，毕业后留在安徽蚌埠国营单位。他曾经看过吴文光写的关于DV的文章，不过没想过自己今后也会走这条路。薛长青觉得在蚌埠呆着很闷，就来北京实现对电影的梦想。他报考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即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动机稍微浪漫了点，他想模仿新浪潮代表人物戈达尔去"泡电影"。他第一部完整的作品同时也是研究生部的作业，名叫《西天》，改编自他自己写的小说。为了这部片子他准备了半年多。这期间，薛长青跟着电影学院97文学系的学生拍了三个作业，学习操作的具体细节，比如要花多少钱啊，请人来的时候吃什么规格的饭。

　　《西天》是在薛长青的老家安徽凤阳拍的，一共花了1万多元。后来一个朋友给了他一份报名表，他就参加了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电影电视系举办的"第五届两岸四地学生电影录像节"。今年二月中旬，他去了香港，回来之后薛长青拍片子的热情更高，在狭小的宿舍建立了个人影像工作站。目前他在拍摄新作，地点仍然在安徽农村，内容是他老家一个村子里的女村民因为精神病发作而失踪。薛长青想知道家族没有遗传病史的情况下，一个普通人是怎么得了精神病。他说他没有考虑过拍片子的理由，拿起DV机器的动作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像薛长青这样的人还有很多，在山形纪录片节得奖的朱传明到北京电影学院学习之前是个锅炉工。他们通过个人努力接近电影，但真正能实现他们拍片子梦想的还是DV及其他便携式摄影机的诞生。

　　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去正规学院里修炼，他们要的就是一种自发的自在状态。潘剑林1992年从北方工业大学毕业，专业是法律，去检察院工作了几个月后就辞职做生意。两年前，他去一个朋友家，朋友开过音像店，后来研究易经，录像带就留在家里。潘剑林借了几盘回去看，其中有阿巴斯的《樱桃的滋味》和贾樟柯的《小武》。在看这两部电影之前他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的电影，尤其是《小武》。在他看来，生活就是《小武》里拍的那个样子。被打动之余，他决定也要去拍电影。

　　潘剑林的第一个作品是用胶片拍的，花了5万元，长度10分钟，讲述了一个有超现实主义色彩的讽刺短剧。他手头有部DV，是SONY-900E的。他用它拍过一个完整的短片，关于北京市公安局收容外来人口的。潘剑林还拍了很多素材，包括朋友的隐私，还拍过自己的父母、女儿。总之，什么有意思就拍什么，这些素材很有可能将来用不着，但是最起码十年二十年后，它们可以成为生活的见证。

　　DV对潘剑林的影响是巨大的，据他说，在他32年的生活里，这两年是他心里最平静的时候，要归功影像的力量。电影对他来说不再是神圣而遥远的，DV打破了工艺上的障碍，变得触手可及，完全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另一种表现手段

　　朱利安-施尼伯尔应该是客串拍电影成就最大的人之一了。他最广为人知的身份是画家和雕塑家。

　　1951年，施尼伯尔出生于纽约，70年代末他已经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作品大量地被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他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兼工作伙伴巴斯奎亚。巴斯奎亚是极有天分的艺术家，他带有强烈非洲风格的绘画作品轰动了艺术界，当时的名流如安迪-沃霍尔等都与他交往甚密。巴斯奎亚内向敏感，经常性的吸毒严重地损害了他的精神和肉体，后来被送进精神病医院。面对朋友的经历，施尼伯尔1996年拍摄了处女作《巴斯奎亚》。

　　作为一名艺术家，朱利安·施尼伯尔始终在探索人性，电影是表现手段之一。和许多专业人士相比较，在电影创作上他有一种从容的态度，只有当他觉得完全有必要的时候，才会去选择电影这种形式。他的第二部作品《夜幕降临之前》仍是一部传记电影，是关于一位古巴作家的。

　　崔岫闻，“塞妊”成员之一，2000年5月拍了第一部DV作品。片长6分钟，名字叫《洗手间》。98年，"塞妊"参加一个展览，主办人为表示感谢，就请她们去北京一个豪华夜总会玩，还说那里有一群跟她们完全不一样的女人，可以去看看。到了那里以后，崔岫闻就乱转，后来去了洗手间，看到确实有些不一样的女人，她们有的在打电话，有的在数钱，还有的谈生意。她们毫无顾忌地换衣服，方便时也不关门。这些争分夺秒、具有敬业精神的小姐给崔岫闻留下深刻的印象，但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来表现。两年后，一个朋友借给她一台小摄像机，她豁然开朗。去拍之前，她和她的朋友设想了很多可能出现的问题，不过实际拍摄时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为了工作方便，崔岫闻按小姐的样子化了装。

　　为了避免被人发现，她采取了偷拍的方式，没有什么人注意到她。崔岫闻开玩笑说，她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别人肯定以为她只是个没有挣到钱的可怜虫而已。

　　2001年，崔岫闻拍了第二部作品，仍然是关于私密空间内的女性的。不过这个是通过扮演的方式复现女性对两性关系的看法。使用DV对崔岫闻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改变，在她看来，那只不过是工具之一，真正起作用的是长期积累后所具有的判断力。现在她有了自己的DV机器，型号是SONY-900E。

　　拍DV的女性

　　杨天乙的《老头》在剪出来以前，很多人就听说了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抱着DV在一群老头中间混了两年多的故事。杨天乙曾经是舞蹈和话剧演员，她偶然间被小区里晒太阳的老头打动，就买了DV去拍他们。因为完全没有拍片子的经历，一开始她找了专业的摄像和录音，但发现他们不能理解自己的意图，就干脆撇开专业人员自己来。没有专业知识成为杨天乙最大的优势，她和那些老头是怎么生活的，她就怎么去拍，两者之间不再有任何障碍。看过《老头》的许多人都认为，男性拍不出这样的东西。因为影片中不仅有女性特有的细腻的情感体会，还有老头们只有在女孩子面前才能表现的亲切、放松和自然。

　　杨天乙的第二部片子把镜头对准了离她更近的人，她的家庭。但在后期制作的时候，她停了下来，原因是没有任何理由让别人也来看这部片子。她这个放弃的举动应该比她第一次的成功意义更大。放弃意味着纪录的功利色彩消失，而成为单纯的过程，结果只是附属产品。

　　只有这样，纪录才能保持纯粹性。但同时也暴露了女性纪录工作者可能会有的问题。〈老头〉的成功是不可复制的，它依靠的是杨天乙的直觉。直觉使女性能察觉到被旁人忽视的问题，然而它只能处于妙手偶得的状态。另外一个问题是，女性往往会把摄像机对准身边甚至是自己的生活，从某种角度来说，她们离生活更近，作品里的生活也更感性。但离生活太近也会给她们带来困惑，比如如何处理题材的私密性和放映的公开性之间的关系。另一个拍DV的女孩子王芬拍了自己父母的婚姻生活，放映后不少记者写相关文章时把重点从片子上转移到王芬家人的生活上，这一点恐怕是王芬事先没有想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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