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音公司宣布迁出它已盘踞了85年之久的西雅图，这是今年春天一条令很多美国人吃惊的消息。“假如威廉·波音(波音公司的创始人)得知有人图谋把他的王国迁往另一所城市，我相信他在坟墓中一定会坐起来。”一位西雅图人恨恨地说。这一消息是对西雅图的最新打击：这座海滨城市本来深以自己温文尔雅的都市风范为荣，但它的成熟风情近来却被一连串的事态发展一点一点侵蚀——它先后经历了旱灾、地震、严重的种族冲突，当然还有那次全球闻名的反全球化抗议示威。

　　很少有一所城市和一家公司像西雅图和波音那样拥有亲密无间的关系。三代西雅图人为这家航空业巨人辛勤工作，而在一个外来参观者看来，西雅图似乎有一半地方以波音命名。不论波音迁址出于何种理由，它向美国城市传达了一个明确无误的讯息：巨无霸企业正变得好动，没有一所城市能够担保它们永远不会弃自己而去，再深的历史根基都不见得有用。波音对迁址决定解释说，它需要迁往一个更为中心的位置，更加靠近客户和资本市场。迁址的费用估计可达1亿美元之巨，但这同波音志在必得的东西相比算不了什么。离开西雅图不过是第一步：波音CEO菲尔·康迪特的算盘是，借此扩大公司的产品范围，走出飞机制造，进入航天、通讯和服务业，换言之，由打造钢板到打造网络。

　　问题的真正关键是，飞机制造已经变成了慢增长产业。为了保持快速增长，康迪特声称，波音必须“戏剧性地改变自己做生意的方式”。他的策略之一是将更多的飞机零部件生产外包：在经由数字化设计的777客机中，波音自己生产的零部件还不到一半。康迪特目前正在把波音带入有利可图的服务领域：维修、改装、资本运营，还有飞行员训练，等等。他同时将目光投向飞机及与飞机相关的服务之外的产业，如信息和通讯业，开始尝试开展空中互联网服务和数字电影发行。康迪特说：“要想达到两位数增长，就必须进军服务业，或是拓展新事业。在此情况下，你得把资源分配到那些最具潜力的地区。”他希望总部迁址能够帮助波音重组为一个更精干、更灵活、也更目标集中的公司。

　　迁往何处呢？康迪特行事精明的地方在于，他提名了三座候选城市：芝加哥、丹佛和达拉斯。三座城市立刻开始争相向波音抛媚眼，希望波音能够归属自己门下。税收优惠，低价或免费提供的地皮，为新总部建设发行特种债券，公路建设，培训资助——可以预计，所有这些措施都会成为争夺波音之战武库中的武器。

　　公司总部搬迁的趋势是70年代开始出现的，那时在美国发生了一场大规模公司迁徙运动，即由东北部和中西部流向南部和西部。例如，从1975年到1999年，公司总部在纽约的集中率下降了50%，在芝加哥则下降了四分之一。90年代，全球性通讯网络的发展，使得像波音这样的跨国公司重选总部更加容易。其他一些因素也加剧了这一趋势。跨国并购常常会迫使总部易地；高级经理人的需求是另外一股刺激力量：他们现在必须照管庞大的全球性帝国，飞机和宾馆套房就是他们的家。他们越来越像运动明星，只为丰厚报酬而吸引，对任何地方都不具有忠诚。康迪特就说，他希望波音的新总部能够为公司那些在全球飞来飞去的经理人员提供更好的交通条件。

　　那么，地方政府该如何应对这种新变化呢？跨国公司的喜新厌旧意味着，土生土长的企业家对一地的经济活力将比从前起到更大的作用。不能忽视大企业在本地的需求，但必须认识到，当地企业家在本地的根可能扎得更深。即便将来本地小企业发展为全国性乃至世界性选手，企业创办者仍会和他们的故乡保持强烈的情感和投资纽带。

　　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应该着力创造更有利于发挥本地企业家精神的环境。在全球性经济中，这是最明智的战略动作。有人评价我国的深圳“只要凤凰不要鸡”——只重视大型重量级企业而对中小企业不屑，这无疑是短视的行为。

　　对深圳的另外一种批评是，除了它的特区与窗口招牌，深圳是一个没有奶水支持的城市。这是地方政府应该牢记的另一教训：城市应该大力投资于公共商品，如机场和大学，并保证充足的电信带宽和房产供应。这些投资是不能被迁走的，与此同时，它们确能吸引那些富于创造力的企业家，未来的企业巨人也许就在他们手中诞生。(胡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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