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慷，本名陈永康，祖籍广东东莞，生于河北唐县。青少年时曾就读于八一小学、北京四中、北京师范大学附中。1965年在高中就读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彭真、胡耀邦、万里等领导同志接见北京市四名优秀中学生，他为其中之一。“文革”中，他曾多次受到极左路线的冲击、迫害。也曾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关注与接见。

　　咏慷在其著作《红色季风》(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0年4月出版)中，通过对“文化大革命”这场“红色季风”中传奇经历的回忆，反映了校园生活与社会生活中极其独特的一幕，使人们读过之后，能产生与我们共和国历程相对应的人生沧桑之感。下文是该书节选。

　　1966年12月15日，我正在教室里和几位同学谈外出“大串联”的见闻，学校传达室的工友突然跑到楼下，大声喊：“陈永康，你的电话！”

　　我迅速跑到大门口。

　　“你是陈永康同志吗？”话筒里传来一个陌生人客气的声音，“我是25中的李冬民。”

　　“哦，李冬民！”我早就知道李冬民其人。虽然未曾谋面，但早听说他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也曾遭受过极左路线的迫害，与我有着类似的经历。同时我也听说李冬民近来相当活跃，发起组织了一个全市性的中学红卫兵机构，名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首都兵团”。

　　“永康，我早就想去见你，一直未能如愿。”李冬民在电话中继续对我说，“是这样的：明天，我们首都兵团要发起召开一个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地点在工人体育馆，中央3号、4号，以及‘中央文革’都要参加。”我一听就明白了，他说的“3号”，是指长期以来在党内一直排在第三位的周恩来总理；“4号”，则是指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被毛泽东主席迅速提升、排到第四位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陶铸同志。

　　“永康，”李冬民接着说，“我们都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中，你和你们师大附中的广大师生员工，都曾经遭受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残酷迫害，因此请你们学校的代表在大会上作一个发言。同时，作为这次大会的执行主席，我还要邀请你参加大会主席团。”说老实话，对“红卫兵”这三个字，我长期以来并不怎么“感冒”。因为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在师大附中私设“劳改队”，残酷打人、摧残人，迫害、打击广大干部和师生员工的，就是“红卫兵”那帮人。

　　在电话中，我把我的看法也坦率地向李冬民谈了。

　　“老兄差矣。”李冬民笑道，“‘红卫兵’这个词应当说是不错的，而且我们都应当是‘红卫兵’。严格地讲，真正的‘红卫兵’应当是我们，而不是你说的那些人。”

　　放下电话，我当即把李冬民所讲的事情向熟识的师生员工们说了。大家都认为这绝对是一件好事：“就是要让我们师大附中的情况，尽快地请周总理等中央首长知道！”

　　这天晚上，我第一次来到“首都兵团”。

　　这是位于东城区鼓楼附近的一幢小楼，样式看来已相当古老，据说文化大革命前是某民主党派的“中央委员会”。运动开始后，民主党派都停止了活动，这里也人去楼空，便被“首都兵团”借用为自己的“总部”。

　　在“主席团筹备会”上，我第一次见到李冬民。

　　他瘦瘦的，个子不高，口才似乎并不出众。但看得出他为人十分敦厚、诚恳，文思也比较敏捷。

　　同他一起操持会务的还有二中的高三学生刘龙江、二十五中的高三学生秦喜昌、外国语学院附中的高三学生杨海峰……都是一些中学红卫兵运动中的相当活跃的积极分子。

　　筹备会主要是审阅第二天大会的发言。我印象较深的是：一中的代表通过揭批该校某些人私设“公堂”、“监狱”，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六中的代表通过披露该校学生王光华被某些人残酷殴打致死，抨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6日下午，我们早早就骑自行车赶到位于北京东郊的工人体育馆。

　　建于1959年“十年大庆”时的“工体”，当时还是全北京最大的室内集会场所。

　　我进到馆内，见到里面已经坐得满满的了。只有主席台上还基本上都是空座位。

　　不一会儿，周恩来总理领头登上主席台。我认得出来的跟在他后面的，有陶铸、陈伯达、康生、江青、刘志坚……其他人就叫不上名字了。

　　与以往不同的是，周总理没有像平时出现在新闻照片中那样身穿灰色的中山装，而是和他身后的每个人一样，也穿着一套笔挺崭新的国防绿军装。

　　我的座位，正好在主席台首长席后面第一排左侧的边边上。周总理等领导走过来时，正好最先与我照面。

　　周总理亲切地微笑着同我握手，并拍了拍我的左肩。

　　我心中无比激动———啊，周恩来！这个从我记事时起就十分仰慕的伟大人物，如今就与我近在咫尺！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见到周总理。他和以往人们在电影、电视中看到的一样，右臂微微弯曲。

　　我右边坐的是一位50岁左右的较胖的老军人，左边是一位50岁左右的瘦瘦的老干部。

　　大会发言开始了。

　　每上来一位学生代表发言，我左边那位瘦瘦的老干部就低声问我：“这是哪个学校的？”

　　我也同样用只能两人听到的低声告诉他。

　　这位老干部眼窝颇深，一看就是位广东人。他听了我的介绍，马上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

　　各校学生代表的发言结束，按照议程，该是首长讲话了。

　　江青第一个讲的话。

　　这是我第一次听这位“第一夫人”讲话。最突出的感觉就是“冲”，许多别人不敢讲、不好讲的话她都能“冲口而出”，因而常常语出惊人。

　　记得在那天的讲话中，江青狠狠训斥了一通“红卫兵纠察队”中参与打人、抄家的高干子女，最后骂了句：“血统高贵，精神贵族，什么东西！”

　　接着，她又声色惧厉地训斥到：“在这个问题上，周荣鑫是有责任的，雍文涛也是有责任的！”

　　在这样大规模的群众集会上公开点国务院秘书长和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的名，未免使我心中一震。

　　更出乎我意料的是，江青接着说了一句：“要不要让他们站出来请大家看看啊？”

　　我心中更是“咯噔”一下：“怎么会这样？”

　　但随着全场群情激愤的一声“要！”，主席台上已经有两个人闻声忽地站了起来。

　　周荣鑫坐的位置离我较远。我只看到他体躯较胖，穿一身十分朴素的蓝布中山装。

　　让我心中又一“咯噔”的是，江青点名的雍文涛不是旁人，正是坐在我左侧，已经对话许久的那位广东籍老干部！

　　我感觉得到，全场万余人的眼光，似乎“刷”地一下都集中到我们这里。

　　与这道眼光一起射来的，还有一句如雷灌耳的怒气冲天的断喝：“低头！”

　　这场面，显然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许多批斗会上所常常能见到的。但令我吃惊的是，这毕竟是在全北京最大的室内集会场所工人体育馆呀，而且周恩来等中央首长就赫然坐在主席台上！

　　我心中乱乱的，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待到江青讲完话后，我悄悄拉了拉雍文涛的衣襟。雍文涛看周荣鑫已经坐下，也便随之坐下。

　　事后，我查看了一些旧日的报纸，才得知雍文涛同志原是中共广州市委第一书记，陶铸同志调中央工作后，随之调到中共北京市委当分管文教的书记处书记。承担接待外地来京大串联学生的首都红卫兵联络站，自然归他管辖。大约也就在这次大会上被江青“点名”之后，雍文涛与周荣鑫的命运相仿，很快就“靠边站”，乃至被“打倒”了。

　　陈伯达接着登上讲台开始讲话。他浓重的闽南口音，我一句也听不懂。

　　陈伯达退下讲台后，康生讲话，主要内容是讲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个条件。

　　康生讲话结束后，我猜想：下一个恐怕该陶铸同志讲话了吧？

　　对陶铸，我们这些文化大革命前入学的中学生，大都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当时的初中语文课本里，就曾选入他的《革命的坚定性》和《松树的风格》两篇文章。而且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陶铸的政治地位一度急剧上升……

　　然而今天，我却发现陶铸同志的脸上始终布满阴云，不苟言笑，一直绷得紧紧的。大会执行主席李冬民想征询陶铸的意见，看他是否发言。

　　陶铸的身子似乎也动了一下。

　　但我和不少人隐隐约约地都听到不知是谁小声说：“不让他讲……”

　　结果，陶铸果然没有走上讲演台。

　　最后是周恩来总理讲的话。他讲的内容主要是“大联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