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五至八二年，勃列日涅夫总书记让社会保持在“温吞水”状态下，把国家带进停滞时期。太太平平支撑一个大帝国，也许是他的聪明之处，“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作为苏联领袖也有身后留名的资本了。但后人不这样算账，他们有严格的准绳和清澈的目光。所以他们把对苏联解体和俄国今天困局的怨恨，都发泄到勃列日涅夫的头上。

　　怪罪勃列日涅夫一个人并不公道。此公在世最后几年，胸前挂满勋章，成了最受契诃夫奚落的“圣壁”，而实际上这也不是他的个人杰作。每一枚勋章的背后都有一个阿谀奉承的丑恶故事，因为授勋必须是“集体创作”，得有人提议，有人附议，有人建档，更有众人参加授勋仪式。

　　还有勃列日涅夫的纪实文学作品的问世，三篇大作《小地》、《垦荒地》和《复兴》，也是“集体创作”，甚至创作意念也是他人贡献的。几位颇有才华的作家受宠若惊地为总书记“操练文字”，极快写成虽无灵气但也文通字顺的作品。墨迹未乾，又被《新世界》，迫不及待地拿去发表，再授国家级文学奖。

　　《新世界》曾顶着风险，发表索尔仁尼琴的中篇小说《伊凡·捷尼索维奇的一天》，在知识分子中间享有盛誉。而发表勃列日涅夫的“作品”，留下了永远无法洗刷的耻辱。(冬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