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记载，乾隆二十三年腊月二十四，曹雪芹在北京宣武门里的太平湖冰面上，曾兴致勃勃地为朋辈表演放风筝，他那“心手相应，变化万千，风鸢听命乎百仞之上，游丝挥运于方寸之间”的放飞技术，使在场的观赏者乍惊乍喜，赞叹不已。

　　毫无疑问，我们的记忆总是有所取舍，男人记住自己的骄傲，女人记住自己的青春。正因如此，十年前的一次自我放逐依然历历在目，大路一直向西，“夕阳永不落”，巴扎嘿。我的人就像一只风筝，飘过了喀拉昆仑山就是无遮无拦的天空，风筝线就是那漫长的西行国道。

　　相似的场景——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四百下》，最后一场，安东奔向大海。孩子好比风筝，大海好比天空，镜头的轨迹一如丝线，无始无终，永生难忘。自由的感觉，真像飞上了云霄。

　　说起风筝，就要回到我们做孩子的时候，用“田字格”也能制作粗糙的“瓦片儿”，用报纸糊成“屁帘儿”。引号里的词，前一个是小学生用的习字本，后两种都是最简单不过的风筝造型，却一样可以高飞云天。

　　风筝是可以寄托梦想的，我记忆中最早一部关于风筝的电影，是文革刚结束时重放的儿童片《风筝》，中法于五八年合拍而成。大意是讲一个中国孩子的风筝飘呀飘呀，就飘到了巴黎，法国孩子拣到了，于是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在孙悟空的帮助下飞到了北京，和那个中国男孩在长城脚下共叙中法友谊云云。故事浪漫得很，但正像断了线的风筝，有些浪漫过头了。

　　我还有个好故事，是真人真事。说是1943年，有个叫孔祥泽的学生在北平北华美专学习绘画和雕塑，偶而见到日本商人金田收藏的一本《废艺斋集稿》，竟然标明是曹雪芹的作品。其中一卷名为《南鹞北鸢考工志》，很科学、详尽地记述了43种制作风筝的方法。当时正在和日本老师整理北京风筝谱的孔祥泽立刻与同仁一道，将这册书誊写临摹了下来。

　　那一年，孔祥泽应该是23岁，两年后，那套书和战败的日本人一道从北平城消失得无影无踪。时光如箭，又是20年过去了，到了1963年春天，天安门广场已经成了一处老百姓放风筝的宝地。孔祥泽没事儿时也会来这儿走走，结果与另一位风筝迷费保龄不期而遇。两个中年人言语投机，一见如故。费保龄听孔祥泽说起曹雪芹南鹞北鸢的故事，就与他合计，要将这些文字资料转化成能飞的风筝。两人一拍即合，说干就干。费保龄尤擅丹青，在随后的20多年里，还断断续续地将曹雪芹的风筝绘成图谱。

　　1988年，台湾《汉声》杂志的编辑在北京的一次民间艺术研讨会上，见到了费保龄和他绘制的风筝图谱，大为惊异，随即开始了长达11年的编辑整理和出版工作。到1999年，《曹雪芹扎燕风筝图谱》和《曹雪芹扎燕风筝考工志》两书终于面世。

　　这两册书，前一本是将费保龄所绘制的六种73幅扎燕风筝图谱，配上说明文字，指出其所表现的含义，以欣赏风筝画面为重。后面一册《考工志》，则以工艺为主，详细解释了孔祥泽提供的画诀，糊诀，并用照片记录下了费保龄老人亲手制作风筝时每一步的示范。两册书画工考究，印制精美，考据详细，是难得一见的出版精品，更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当因老房拆迁而临时租住椿树街头条的费保龄接过这两本书的时候，“老头儿一下就哭出来了，”这两册书的编辑之一和摄影师陈密回忆说。

　　出版此书的汉声杂志社，一直致力于建立一座“中华传统民间文化基因库”，他们的编辑深入偏远乡村、贫街陋巷，从事民俗、工艺的发掘、抢救、整理和出版工作。十余年来，成绩斐然，贡献颇大，其文化价值更是难以估量。值得一提的是，汉声这一系列的所有出版品，都是用再生纸印制完成，此举与该杂志的环保理念一脉相承。已做过的题目包括“虎文化”，陕北年俗，皮影，年画，旗袍，民居等等，就我看到的几种而言，每一册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精品。两册曹氏风筝图谱，他们就做了整整十一年，如此“小题大作，细处求全”的出版作风，在今天已经难以想象。

　　在刚结束的北京图书博览会上，我们看到了各式各样的“大书”，或以金银，或以古玩，或以楠木，或以兽皮装帧，极尽奢华，仿佛非不如此不足以证明其价值所在。在俺看来，这多少是一种心虚的表现。剥去那浮华的外壳，还能剩下多少有用的东西，能够留到三五年之后，尚可咀嚼一二呢？在那么多匆忙编就的各式精装献礼图书之中，又有多少值得我们珍藏？

　　至于说到曹雪芹是不是这些制鸢秘技的真正作者，目前还存有一些争议。话说回来，达芬奇不也在500年前，设计了直升飞机和潜水艇吗？所以说曹雪芹同时也是个风筝大师并非不可能，更何况他玩风筝玩得哪么好，是有许多当时的旁证的。《红楼梦》他没写完，好歹留下个风筝谱，也算可以交待过去了。

　　历史不断经历着剧变，这被寄托了太多梦想的风筝，见证了这一切。想想老泪纵横的费保龄吧。(康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