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至少在我女儿就读的学校，并没有老师们减少家庭作业的迹象。根据密歇根大学的一项研究，平均每周耗费在家庭作业上的时间从1981年的2个小时38分钟，增加到了2004年的3个小时58分钟，2007年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的一项调查数据表明，在美国九年级到十二年级的学生平均每周做6.8个小时的家庭作业——对比我女儿的作业量，听起来相当的合理——42%的学生称他们每周有五天以上有家庭作业。艾丝米每晚都有数个小时的作业。她会羡慕她的芬兰同龄人，他们平均每晚只有30分钟的功课。

　　我感兴趣的不是《有教无类法》，而是从晚上八点到午夜，艾丝米总算能爬上床之前这段时间里，她都在做着些什么。

　　杜克大学教育学教授，《家庭作业之战》作者哈里斯·库珀(HarrisCooper)称，在大约为30年的周期里，对于家庭作业的态度一直摇摆不定。惧怕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带来的科技鸿沟，我们从50年代后期的堆积家庭作业，到70年代的伍德斯托克一代担心给孩子们带来过多的压力而又缓和，再到90年代对于落后于东亚学生的忧虑。当前对家庭作业的强烈反对已经存在了这么长的时间——在论著中，例如2006年由莎拉·本纳特(SaraBennett)和南希·卡利什(NancyKalish)合著的《对家庭作业说不》，以及2009年的电影纪录片《虚无竞赛》里早有表露——或许如今我们正在经受着负负得正阶段，至少在精英学校中。“我们正处于家庭作业循环中的繁重部分，”库珀说：“为了入读精英高中和院校，愈发激烈的竞争迫使家长[微博]们需求更多的家庭作业。”

　　以前在加州时，当我在电子邮件链上提出家庭作业太多这一问题时，大约半数的家长欣喜于有人谈及了这件事情，很多家长早已就此和数学老师交谈过。其他则渴求能向校方官员提出建议。但至少一个家长不认同，并且将整个交流情况转达给了谈论中涉及到的老师。

　　作为这次高谈阔论的鼓动者，我被请到了副校长的办公室，并被指责进行了网络欺凌。我表示家长们聚在一起，探讨探讨他们孩子的教育，通常来说是一件积极的事情。我们只是把碰头的地方选在了网络，而并非学校的自助餐厅。

　　他不认同，说这个老师感觉受到了威胁。并且补充说学生们不允许有网络欺凌行为，所以父母们应当遵守同样的规范守则。

　　我解释说，我们从来没有打算请这个老师来看这些谈论记录。这是我们公开表达我们所关注的事情的一个论坛。

　　令我沮丧的是，在我们用来讨论这个问题的假定方式之下，埋藏了潜在的问题，问题在于为了使孩子们不致于空闲下来而布置的外加作业荒谬的数量上。

　　甚至于当我给副校长看了看作业任务的例子，他也不视它们为超出了正常范围，就内容和时间投入来说。

　　我判断着我没有解决问题而离开。

　　然而事情就是有了一些改变。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数学老师布置的作业量更易于应付了。现在我女儿大多数晚上在十点之前就上床睡觉了。

　　星期四

　　实验中学的家长会和我想象中男女速配的情形差不多。每次交流时间为三分钟，家长可以参加下午或晚上的会期。我和妻子选择了下午。会议严格遵守先来后到原则。中午的时候，我们俩坐在了每个教室外的椅子上排队等候，有时会等上45分钟。作为学生应当要掌握好每次交流的时间，但学生们往往散散漫漫，老师们也对三分钟之后家长们的敲门声充耳不闻。

　　在每次交流中，我都恳求老师们少布置一些作业。我解释说，在课程与课程之间完全缺失协调的情况下，经常会出现一个问题。例如，一篇人文学科的作文要求孩子们以《安吉拉的灰烬》一书中的文字、图片，或者是一个情景来表达，这需要一个或两个小时，然而大多数的老师们似乎并不去考虑把一些有创意的事情来作为家庭作业。有创造性的事情，就像画画或者编写一个小故事，或者准备剧本中的一个场景，都是特别好的，是除了几个小时的人文、数学、科学和西班牙语之外可以去做的。

　　老师们经常会以两种方式中的其中一种来回答。他们表示同情地点点头，并认同孩子们确实有很多的功课，就好像布置作业与他们毫无关系。或者他们说时间支配是一个一帆风顺的高中生将会需要的技巧之一，如果说我的女儿想要在一所精英高中里运用起来，那她最好在初中时就学会它。两种答案实质上归结出了相同的论点：大量的家庭作业是莫名地，自上而下传递而来的，单为老师，对于去干涉注定好的数量无能为力。

　　由于今年家长会举行的时候，我正巧处于我的家庭作业周的中间阶段，所以讨论起艾丝米正在做着的功课，我破天荒的胸有成竹。多年以来，我留意到了在家长会之后，家庭作业的数量的确轻微地有所减少——如果有足够多的家长抱怨。然而，总会有个家长小圈子，热衷于家庭作业量。实际上，他们更推崇多多益善。我倾向于不同这种类型的家长为伍。

　　在一次与艾丝米地球科学老师的碰面中，我得知我的女儿其实并没有给我全部的家庭作业，例如，有一张艾丝米从未传达过的作业单，要求对岩石循环进行重新解读和评注。老师找了一张额外的作业单给我。于是我与塔贝克和吕特肯斯又有了另外一次的约见。

　　当我回到家时，艾丝米告诉我，前一个晚上的数学功课她得了一个C，由于她没有制作答案栏。她的正确答案就在上面，在每一个整整齐齐写出来的方程式的末尾，但它们没有在每一页的右侧被分隔成单独的一栏。我惊讶于这样的鸡毛蒜皮好像并没有烦扰到她。关于成年人生活的空洞肤浅，学校倒是将她培养的不错。

　　我们今晚数学作业是练习多项式和单项式的乘法运算，我们大概在半个小时之内就轻松地完成了任务。

　　接下来我们必须翻译一些歌词，从西班牙语到英语。艾丝米的西班牙语老师在今天下午的家长会时就告诉过我和妻子，她能够辨识出孩子们何时借助了谷歌翻译——是从头到尾。这是个奇迹：直接键入歌词，抄下翻译，然后在企图蒙混过关时，添加一些错误。因此被谷歌翻译成“假如你在我的身旁，假如你登上了列车”的西班牙语Site quedas a mi lado, si te subes en eltren，就成了“假如你在我的身旁，假如你上去了火车。”

　　完成。

　　最后还有，更多《安吉拉的灰烬》。

　　累计时间：1.5个小时

　　我越是全神贯注于艾丝米的家庭作业，就越相信编排出这门课程的老师们、校长们，还有学校董事会的成员们，对于他们的工作，是郑重其事的。关于在他们所拥有的，有限的课堂时间里，教什么不教什么，他们正在做着艰难的决定。这整体被授予的教育是世俗的，人文主义的，多元文化的，高密集度数量的。举个例子，艾丝米现在是13岁，她所做的数学题已经超越了我在那个年龄时所做的内容。当然，存在着脱节——据我所知，艾丝米用了她所有的时间来学习了美国历史，有几年时间是学美洲原住民历史，还有的就完全没有涉及到，比如，中国、日本、印度、1776年之后的英国、拉法耶特之后的法国、德国、俄罗斯，等等。和许多父母一样，我期望能把更多的重点放在创造性功课上，放在不必要求艾丝米要用到八个“连接词”和七个隐喻的写作任务上。这所学校显然已经作出了选择——这些孩子们将来会非常擅长代数，同时或许不那么擅长创意性写作。在这件事情上，我不能说我是在责难他们，尽管我清楚我会用我的日子去做我更喜欢做的事情。

　　倘若艾丝米掌握了她的课程中所包含的内容，她将会成为一个面面俱到，有社会意识的公民，一个严谨的读者，有着良好的推理能力，和对于她所存在的这个世界体面的知识学问。我还能对她的学校要求更多的什么呢？

　　但这么多个小时的家庭作业，是实现从小孩到贤良公民这一蜕变的唯一途径么？在我女儿的老师、校长和管理人员们看来，答案是言之凿凿的肯定。毫无疑问的，他们告诉我，所有的家庭作业都没有害处。当我看着女儿就着太少的睡眠时间，在上学的日子里跋涉前行，还会因为如果她想看一个小时的电视，而不是在她每周的常规功课堑壕战中向前推进个几码，就几乎感到罪过时，我打了很多的问号。何时她才能有时间，比如说，来为了乐趣而读一本书？或者写一个故事，或者画一幅画，再或者弹弹吉他？

　　我不能想象在短期之内，家庭作业任务会有神奇的缩减。但一旦有机会，我就会继续做的事情是去提醒老师们，如果每个人每天晚上布置一个小时的家庭作业，平均每个孩子学习四门或五门文化课程，那么着轻而易举地就是一个不切实际的累积功课量。让孩子们休息一下。时不时的。我不指望老师们大幅度地削减他们的功课布置，只是期望能偶尔地减轻减轻作业负担。当然，对比那些为他们的小孩要求额外功课的家长，我或许只是在平衡尺度。

　　这是否起到了作用？很高兴，在布伦特伍德确实是的，尽管承受了来自家长的压力。而且虽然我不能在我参加速配的那天——我的意思是在实验中学参加家长会——和家庭作业的缩减之间画出一条因果连接线，但诚然在我看来，在之后的数月中，艾丝米能够得到更多的睡眠。至少有个几分钟的时间。

　　艾丝米刚刚开始高中的学习生活。她告诉我，她觉得在初中时，那么多时间的家庭作业已经使她有充分的应对准备了。她推断：“他们不可能再给我更多的功课了。”

　　我心存疑虑。

　　至于萝拉：当到了该选择一所初级中学的时候，她参加了实验中学的入学考试，并把它列为了她的首选，尽管我告诉她在我看来，这所学校太僵化地注重学术知识，并且布置着太多的家庭作业。喜好与她姐姐竞争的萝拉，回答说她擅长于做家庭作业。

　　她不擅长也得擅长了。她被实验中学录取了。

　　星期五

　　萝拉在朋友家过夜。艾丝米还没有开始做她的周末家庭作业。而是在她的电脑上看着电视剧《波特兰迪亚》的剧集。周末的家庭作业包括了另外15个代数方程组，学习西班牙语，准备星期一的测验，还有，当然了，更多《安吉拉的灰烬》。星期二她还有一次代数期中考[微博]试。我对她说这好像有些奇怪——她不是刚刚考完代数期中考试么？她说在她的班上，每个学期的期中考试不止一次。

　　我和妻子决定出去吃晚饭，在前往哈德逊大街的途中，我们偶然碰上了彼此为要好朋友的另外一对夫妇。这对夫妇最大的女儿也是上的实验中学。她正在家里做着功课。

　　我们在人行道上站了几分钟，聊着天。那丈夫抽着支大麻烟卷，又递给了我。我已经好几个月不抽了，但这是星期五的晚上，而且整个星期我都在做着家庭作业。我抽了几口。我们分了手，我和妻子俩去了家日本餐馆，我在这里一坐下来就后悔不应该抽烟。今晚用我这会儿的头脑去做代数题，那将会相当于受罪。

　　尽管如此，当我回到家，我还是坐到了餐桌旁，试图想办法来完成多项式作业单。还没两下我就迷失在了所有的这些2x(–3y5+3x2)6中了。这些昨天还这么熟悉和可靠的数字变得令人厌恶。坐在那里，没能完成我的代数作业，我意识到，我不经意间然而完美地再现了我自己八年级时的做功课情形：神志不清，企图征服数学，失败告终。

　　我细想了一下我的女儿，据我所知是从未抽过大麻的。这是件好事，我在混沌状态下认为。我不希望这样的情况——亢奋时去做数学题——发生在任何人身上。

　　我相信我的女儿还没有沾过大麻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她纯粹没有这个时间。

　　这个晚上我决定放弃代数，现在才星期五，我必须完成家庭作业的期限是星期一之前。(文/ Karl TaroGreenfeld)

　　(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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