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区别

　　4月1日中午，北京市蓝旗营小区某居民楼一个“学生公寓”里，本科毕业后从福建来到北京、尚未找到工作的小任正在电脑上玩游戏，他的床头贴着“努力”、“奋斗”4个字。

　　这个宿舍的7个人，要么是从外地来北京考研，要么是大学毕业后来北京找工作。整整一天，只要有人在，这里总是充满笑声。

　　但并不是所有流动知青的生活都这样快活。“流动知青在整个知识青年群体里处于相对弱势的位置，这些年轻人缺少经验、缺少社会关系，往往处于工作、生活的极大动荡中。社会位置漂浮不定，对很多流动知青来说是常态。”周拥平说。

　　孙晓芸在北京的第一份工作，月薪是200元。她干得很苦闷，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为了省钱，她吃、住都在学校，“我想存钱，贴补家里”。为了多赚钱，孙晓芸曾去抄信封，抄一个信封赚3分钱，她最多时一个晚上抄了400多个信封。

　　工作了两年多，孙晓芸总觉得失落，于是参加了成人高考，在北京大学读夜大，学习财会。这次读书，她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学个能谋生的专业。3年后，她顺利拿到了大专文凭，找到第二份工作———做社会调查，月薪400元。为了省钱，她在北京大学旁边跟另一个女孩儿合租了一间平房，每人每月30元，房子没有暖气。“吃饭、洗澡什么的还是在北大，便宜。”

　　之后，孙晓芸又换了几份工作，有几年就住在办公室，连租房的钱都省了。“那时候年轻，也不觉得苦，现在回过头来看，挺心疼自己的。”她从不吃早饭，午饭就吃1.5元一个的煎饼，整整吃了一年。

　　几乎每个流动知青都有一段不堪回首的回忆。陈颢庐至今还记得初到北京，在人才交流市场吃盒饭时碰到的那些别有意味的笑脸。一位作家好心提醒他：“你还是到劳动力市场去试一下。”

　　“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区别，让他强烈地感受到“身份对人的重要性”。

　　没多久，陈颢庐的钱快花光了，因为他是自作主张来北京，家人拒绝提供援助。连吃了3个月方便面，他开始掉头发。为了补充营养，他买来韭菜，用开水反复烫熟，撒些盐，强迫自己吃下去。

　　目前的陈颢庐已经在筹办自己的文化公司。说起那段日子，他仍然无法抑制自己的感伤。记得当时绝望之下，他曾给姐姐寄去一幅画：一个小孩，端着碗站在路边，旁边写着一行字———大爷，行行好，赏点米吧！姐姐收到信后哭了，给他寄了2000元钱，他得以活下去。“那时候，我心中不切实际的幻想都消失了，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首先得活下去。”

　　几经周折，陈颢庐在一家酒店找到工作———洗碗，每月300元，这些钱他大多用来订报纸，了解各种信息。老板有一次表扬他：“你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订报纸的洗碗工。”

　　工作两年，攒了点儿钱，陈颢庐终于作为旁听生进入北大中文系学习，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不过，已经毕业的他，又有了新的苦闷。“不想做但不能不做的事，实在太多了。”伴随着社会地位的上升，陈颢庐开始怀念自己丢掉的很多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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