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想好了，3年引进3个大学生！即使没有国家政策支持，村委会也会有位置给大学生留着的！”江苏省无锡市黄土塘村党支部书记汤红星肯定地告诉记者。

　　前些日子，汤红星应邀到北京参加首届全国大学生村官主题征文活动。在活动启动仪式上，汤红星作为明星村官老前辈，与几位年轻后生交流了老半天。40岁的他，当过中学代课教师，也曾是小有名气的青年企业家，但他活得最投入的一段时光，还是当村官的日子。汤红星说，他用9年时间帮助一个贫困村实现致富梦想的酸甜苦辣要让志在乡村的大学生们分享。

　　黄土塘现在已经是江苏省的明星村了。可在2001年，这个刚刚完成合并的6000多人的大村庄，村级可支配收入不到60万元，还背着7000多万元的债务。当时刚上任的汤红星带领村民发展乡镇企业，招商引资，到了2008年，全村光镇百强企业就达到9家，村级收入680万元，一跃成为新农村建设的领头雁。

　　村子富了，汤红星却没有停止思考。他认为，在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中，知识更新极快，一个村子不管发展到什么程度，都需要不断充实力量。况且，眼见村委会逐渐步入老龄化，每年都有人离岗退养，村干部平均文化程度又低，虽然村里有那么多孩子外出读书，村委会里却连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学生也没有过。

　　这可不行。汤红星还记得，自己26岁担任村委会主要干部时，就是村委会里学历最高的。拿着高中文凭跟“老干部”们相比，可能输了些经验和阅历，但优点在于思维活跃，思想观念也更适合新农村的发展需求。这两年自己年纪大了，“过时”了，连电脑都不会用了，也该是领新人入门的时候了。

　　就这样，汤红星开始实施他的“土村官”计划。第一个被他相中的就是村里老蒋家的儿子蒋可梁。蒋可梁在无锡上大专，学的是信息管理专业，大三面临就业时，家里人给他捎信儿，说村里打算“委培”他，毕业后回村当干部。在大城市里可能是根草，回乡发展也许就成了宝，况且家乡发展势头正好，于是蒋可梁一毕业就回村，进了党委办公室，成为黄土塘村第一个大学生村官——那还是3年前的事。

　　去年8月，黄土塘村所在的锡山区东港镇举办了一次后备干部选拔考试，面向全区大学生，选聘镇村行政助理和党政干部，最后10人脱颖而出。按规定，他们将以“大学生村官”的身份下村“挂职锻炼”一年。

　　汤红星得知这个消息，就到镇里去“要人”。黄土塘是镇里的明星村，镇里也大方，“老汤，10个人，你先挑吧！”汤红星接过简历，一一筛选。市场营销，财会，人力资源管理……这些专业都很好，但当前村里都不缺。“顾晓斐，中国农业大学农业经济专业”，就这个吧！汤红星乐了，“可捡着块宝，村里正着力推进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打造农副产品品牌，这小伙子‘最实用’。”

　　于是，他把人要来，安排到村农业发展公司总经理助理的位子上，先跟着自己熟悉农村情况。

　　后来，汤红星觉得自己当初有点小看这些大学生了。顾晓斐和蒋可梁经常与他讨论对国家涉农政策的见解，两人对农民的负担和收入来源也了如指掌，这让汤红星既惊讶又感动，“看来这些大学生当村干部前都是做过充分准备的。”

　　通过在工作中的接触，汤红星也意识到，身边这两名大学生村官也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子弟，他们熟悉自己工作、生活的环境，知道怎么和村里的倔老头、憨汉子打交道。

　　这让汤红星认定，有农村成长背景的大学生，才是最适合到村任职的人。所以，这段日子，他最大的盼头就是已经通过江苏省大学生村官选拔的本村小伙子路胜千，尽快办完手续，到村任职，完成他“3年3个大学生”的计划。

　　“他们到我这儿，就不再是大学生村官了，而是一般的村管干部。我用最短的时间安排他们进编，他们也要尽快把实事干起来。”汤红星说，“我们农村最不需要的就是来走过场的人。”

　　一个多月前，黄土塘村公开竞聘村团支部书记，顾晓斐在14名竞争者中脱颖而出，胜利当选。他花了两个月时间调研村里各企业青年的状况和需求，发现很多企业主都非常支持团支部工作，需要有个组织，帮忙安排厂里年轻人的业余生活。这让他着实兴奋，村级团委工作本来不好做，这个发现让他找到了工作的着力点。

　　可就在此时，到村任职将满一年的顾晓斐，即将结束“挂职”，回镇续聘。“我工作刚刚上手，对手上负责的这摊事儿也正有想法，如果现在离开，这一年都白干了！”正当顾晓斐苦恼时，汤红星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他离开。

　　“一年培养一个人，三年五年才能真正锻炼一个人。大学生一到村里，我就撇开镇党委意见，定人定岗，就是想把人留住。”汤红星找到镇里，反对这种短期的“试用”制度，“还没到任就给定一年的限期，这让他们怎么踏实下来工作？”

　　汤红星的反对有效，顾晓斐续签就签在了黄土塘村。顾晓斐要把这段时间积攒的能量和脑子里不停旋转的想法都在黄土塘村实施出来。

　　在汤红星眼里，村官分两种，“做出来的”和“熬出来的”。他说，黄土塘的大学生村官，都是“会做”，也愿意去“做”的人。要说还欠点什么，就是欠“熬”，等把资历和阅历熬出来，就能派给他们一些跟村民“针尖对麦芒”的苦活儿、难活儿去干了。

　　本报记者 张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