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6个中国梦开始的地方，12个梦想者进入了我的视野，这可能是极其偶然的一次相遇。他们的经历或许并不像你所想象的那么“典型”，那么惊心动魄，但在他的身上却鲜明地留下了各种梦想飘过或者辗过的烙印，交织着各自城市希望或者失望的气息。我们将遭遇他们，于现实之处，再一次。

　　广州寻梦者

　　捞仔：广州像一把吉它

　　1986年成了广州歌厅的吉它手

　　1991年在广州海印电子城开琴行

　　1998年在广州五羊新城成立“捞仔录音室”

　　1986年特区最火的时候，因为听说那里歌厅多，薪水高，捞仔——当时还叫吴立群——便想着要到深圳闯一闯。之前，他还是杭州歌舞团的一名古典吉它手，他的想法仅仅局限于去歌厅演奏唱歌，多接触一些先进的优良的设备，顺便多赚一点钱。

　　到了深圳，也辗转了几家歌厅，然而没干多久便被炒了鱿鱼。当时正是港台歌曲疯狂“进驻”内地的时候，张学友、张国荣的粤语歌正满山遍野地流行着。捞仔不懂粤语，在歌厅演奏的梦就一直从深圳做到江门、珠海，最后定在广州。当初在捞仔的概念里，广州并不是特区，选择落在广州实在有点情势所逼。并且，初到广州的歌厅也同样遭遇在深圳的境况，日子过得颠沛流离。尽管这样，捞仔从来没放弃过吉它弹奏技术的研习，一段时间后，捞仔的演奏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名声也传了出去。“捞仔”，这个原本广州人对外地人的蔑称，竟然成了他的招牌。

　　广州的四季不是很分明，捞仔说他最喜欢广州的深秋。最深刻的场景就应该是人民北路太平洋影音公司的大院。那时他和后来是广州音乐界颇有建树的音乐人毕晓世、解承强、张全复、许建强等人同住在二楼集体宿舍里，大家一起做饭、聊天、喝酒，生活简单，思想单纯，日子快乐。1987年被太平洋艺术团慕名招去对捞仔来说一点都不意外。他觉得自己弹得就是比别人好，进太平洋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当时的太平洋在全国可算是数一数二的，卖得火的、走红的歌手盒带大都会标有“太平洋影音公司”的字样。进太平洋公司对捞仔的意义也就近似于广州这座城市对他个人的接纳和肯定。

　　捞仔称自己是个没有大理想的人。“梦做得太大，实现不了压力大，实现了也很累人。”几年前，广州音乐开始走下坡路，那段时间受环境影响，捞仔的状态也很不好，做音乐没了感觉，北京音乐圈的朋友就想拉他到那儿发展，他没有去，“广州有广州的好，最主要的是这儿没那么大压力。”

　　捞仔在广州的太平洋、中唱、卜通100、新时代都呆过或短或长的时间，从吉它手做到录音制作编曲甚至到(新时代)老总，中途还和朋友合伙开琴行、养鸡场，个中滋味、经历、心态都与广州这座城市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如果用乐器来比喻城市的话，北京就像一台高贵的钢琴；上海是一只优雅的小提琴；深圳是一只响亮的小号，而广州更像一把吉它，让人容易亲近，谁都可以拿起来拨弄几下。”

　　捞仔1998年开始在五羊新城开了一家以他名字命名的音乐工作室，与内地、台湾、香港都有合作。尽管3年前就已在广州入了户口，买了房，但他说自己在心态上仍是个外乡人，就像大海飘泊的渔夫，哪片海区有鱼，便会把船停在哪里。如今，捞仔已渐渐从技术转向创作上。他的音乐仍坚持走流行路线。他希望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元素存在，摇滚、电子、朋克、蓝调……听起来什么都有，其实什么都不是，类似《阿姐鼓》那种空前绝后的唱片，他把这种创作称为同国际接轨。不知道这里面有没有广州这座号称国际化大都市对他的影响?

　　(文—黄晶晶 图—文建平/新周刊)

　　胡国强：渐渐以身为广州人而自豪

　　1983年考入广州美院

　　1993年左右开始搞艺术经济

　　1998年在广东花都开“湘泉”餐馆

　　第一眼见到胡国强，怎么也没法把他与大学老师这个身份联系起来。一口流利的粤语，一身广味很浓的穿着，甚至就会以为他是广州“老细”。然而胡国强本人更愿意别人称他胡老师而不是胡老板，他餐馆里的服务员也都以老师称呼他。胡国强是第一个在花都开湘菜馆的人。他只在每周周末才驾车从广州到自己的店里照看打点。

　　1983年因为听说广州经济比内地发达，在同时录取的上海美院、广州美院中，湖南邵阳人胡国强选择了后者。到了广州，胡国强发现这儿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繁荣发达，他所在的美院附近是一大片荒园和农地，当时他和同学们也乐得在此间散步写生，体味着类似家乡农村的田野之趣。

　　1992年前胡国强一直呆在学校埋头任教、画画，与广州的社会大环境接触得不多。大学教师的生活历来清贫，刚参加工作时，他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买了一部自行车，那个月便靠借钱度日。那时，胡国强身边已有一些老师开始走出校门，根据市场需要进行艺术创作。他们有的卖画，有的出创意，有的干脆办起了实体，物质生活上很快便与一般老师的水平拉开了距离。当时的胡国强还在扳着指头算自己这辈子要有多少钱就能丢下一切全心投入艺术创作。“20万元，按当时我500元的月薪，我认为有了20万元存在银行里，光是吃利息就无生存之忧了!”如今早就赚够这个数目的胡国强仍希望自己的餐馆能开下去并能发展出若干个分店。

　　最初“炒更”他也是从卖画做起。有一次在某个画展上，一个画商站在一幅画前摇头说着：“这张画不带卖相!”这句话很深地刺激了一旁的胡国强，“自己的心血之作就被一句话给决定了命运，凭什么?”此后，他开始广泛地接触社会，参与广告策划，给别人画效果图，也为电视电影的创作出谋划策。“在广州这个经济发达的地方，不要埋怨社会没有给你机会，要埋怨的只是自己不够勤奋或者自己本事不够。”

　　像许多大城市人对外地人一样，有些广州人也会在外地人面前流露出明显的优越感。学历高、能力不低的胡国强在广州却仍然时时能感觉到本地人对外地人莫名其妙的排斥。

　　几年前，胡国强谈了一个广东的女朋友，因为明显受到女方父母的冷落和排斥，这最后便成了他与这个女朋友分手的很重要的原因。胡国强发誓再也不找广州本地女孩。如今，已有5个月身孕的胡妻就是个南京姑娘。

　　“广州是一个给人很大压力的城市，特别对于外来者。”两年前才成家的胡国强最能体会这种一个人在异乡拼搏的滋味。“广州人实际重利，人情相对就比较淡漠。”

　　然而每次回家乡度假，胡国强却住不下几天，因为他感觉内地的生活节奏太慢，呆久了人便烦躁起来，很想回到广州，即使苦点累点，但还是有滋有味的。两年前，胡国强与朋友合伙开了现在的湘菜馆。为了实现“抛开一切，全心创作”的理想，不如干脆创建一个与艺术无关的经济实体，这样收效或许会好些。因为投本小，所以做餐饮，又因为广州市内湘菜馆的黄金地段已被占满，所以选在花都做第一家。

　　当年毕业分配到广州，是意料之外，但也并没引起胡国强多少的激动，“只是服从组织安排吧。”广州18年的生活，胡国强成了家，有了自己的事业，并且从大学毕业时懵懵懂懂的青年渐渐转变成有梦有理想的实干者。“广州是一个比较适合发展的城市，尽管并不太适合生活，但我已渐渐地适应了广州，也越来越以身为一个广州人而自豪。”

　　(文—黄晶晶 图—文建平/新周刊)

　　深圳寻梦者

　　罗斌：深圳是一个懂得分担的城市

　　1991年6月带着50元钱闯深圳

　　1996年评上深圳市第六届十大杰出青年

　　1999年加入深圳市义工联

　　罗斌的一切都与义工有关。

　　单身宿舍的墙上炫耀似地挂着两面1996和1997年义工聚会的全体签名旗；“飘流瓶”个人网页其实是义工发言的网上俱乐部，他给所有人发的电子邮件界面上都附带了深圳市义工联网站的超级链接；做义工时认识的女友帮忙设计的新名片样式上，大朵粉红玫瑰旁有一句话：赠人玫瑰，手有余香。在深圳，至少有1万人知道这句话是罗斌的名言，尽管他其实也只是引用者。

　　1991年6月，家在粤东北山区龙川县19岁的罗斌从汕头邮电技校，带着50元钱来到深圳，1个月后，开始在深圳市排水管理处当保安。9年过去了，罗斌还在这家单位，这在跳槽像吃饭睡觉一样平常的深圳特区简直算是一种美德。

　　当保安时遇到的两件事令他不安。一是保安对衣服晒在电线上的居民蛮横无理然后打起了群架，事后居然没有受到任何责罚；二是他听见少妇哄自己的孩子说的台词是：“不准哭，再哭保安仔就要过来啦。”毕竟受过教育，他不禁反思，保安难道与流氓和恶鬼无异?!

　　1991年12月，罗斌用省下来的钱参加成人高考补习，连考了3年才考上。文化上未必能真正提高多少，但由此结束了他畸形的青春期骚动。

　　1994年，罗斌加入了深圳市义工联——从此，一切都变了。

　　近3万人的深圳义工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城市荣誉和文化。深圳前市委书记厉有为曾说：“义工精神是深圳精神的完美体现”。网站上有深圳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理事、残疾人服务组组长罗斌的成绩单：至1997年12月止，他参与义务工作的时间达2200多小时。被服务的残疾人家庭124户，被服务的残疾人个人518人。由他组织的“一起成长”儿童服务计划，参与服务的义工达10340人次，被服务的孩子有180多人。按照服务工作时限计，他算是五星级义工了。1996年，罗斌评上了深圳市第6届十大杰出青年。

　　“别人打麻将的时间我用来做义工，如此而已。”

　　深圳是一个打工城市，罗斌对于底层打工仔的生活有深刻体会。他觉得绝大多数的打工仔只是打工机器，最多只能带着一点血汗钱回去，这个城市到处留下了他们辛勤的汗水，受益最大的却不是他们。

　　刚来深圳的第一个夜晚罗斌还记得：夜里听到异样的响声而惊醒，发现拖鞋、脸盆等都在水中漂，他住的铁皮屋因下雨涨水了。

　　他在铁皮屋住了3年。因此，虽说没经历什么大的挫折，但他能理解那些在困顿中挣扎的人。他在网上发布“紧急求助信息”，为一名需做肾移植手术的7岁男孩向全世界求助。但至今三个月了，没有回音。

　　罗斌向人推荐中国残疾人服务网(www.2000888.com)，希望别人像他一样关注弱势群体。而他自己的新愿望，是做这样一个网站：有关疾病或其它困难而需要求助的信息，都能有效地传播开去。

　　义工编号是唯一的，即使你离开深圳，义工联还保留着这个编号的你。现在的很多城市人既不懂分担，也不懂得分享。但罗斌是懂的。他说：“我将永远做义工，永远。”

　　(文、图—何树青/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