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翰星：深圳需要新型时尚生活

　　1988年到深圳

　　1991年经营服装惨败

　　1999年建酒吧

　　“深圳让文化人变得世俗，变得没有文化。”

　　几年前，苏州丝绸工学院毕业的潮汕人陈翰星刚发达的时候，与几个志同道合、有些想法的老板朋友开一台破车，转悠遍深圳城郊，最后选定在著名的度假胜地“麒麟山庄”附近的山谷，断断续续建起“本色别墅山庄”。当时他的财源是“星日”公司，赚到钱就投进去。

　　这块地他从农民手中买来，全部按自己的思路营造，是那种听得见蛙声、闻得见泥土芳香、看得见山丘果园的田园别墅，与逼仄的城市水泥森林的确有天壤之别。两匹高头斑点狗被主人训练得服服贴贴，在客人腿下窜来窜去。节假日，他驾车从深圳的角角落落搜罗来各式朋友，露天Party、烧烤、钓鱼，吃喝之后，散坐在楼上楼下、池塘边、草地上聊天。一大帮朋友直到暮色中驾车在乡间土道，还闹不清别墅的主人长得什么模样。

　　“本色别墅山庄”之后便是去年8月份在上步南路国企大厦21楼开张的“本色酒吧”，很快便成了深圳“吧虫”的根据地。因为“本色酒吧”开张还不到一年，他不敢轻怠。设计是他个人风格，亲力亲为，即使台桌上的灯具、墙壁上的装祯画都是以他的品位来选择。

　　生活、工作、娱乐，三位一体，在深圳，生存状态浓缩为一体的恐怕没有几个人超越陈翰星，所以，他在深圳享有“逍遥王子”的雅号。

　　酒吧一条街，光装修砸进了300多万元，每个月乐队费用也有10多万元。5个酒吧赚的钱不及一个“星日”公司。“星日”有职业经理人为他打理，每年有上千万的业务。然而，在这座欲望城市，陈翰星的欲望总是那样单纯、轻松和自然，他说，我的生活方式多少使城市温情一些。

　　“深圳人际交往的第一道屏障就是金钱，赤裸裸的，这是最可悲的。”在深圳10多年，陈翰星经营服装公司曾经惨败，血本无归。现在，他按自己的生活意念工作和生活着，有吧虫把他捧为新型城市时尚生活的领袖，不完全对，其实，他很会享受生活。没有自己的酒吧以前，陈翰星逛遍深圳所有的酒吧，没有找到多少感觉，于是，周末与朋友乘机去上海、北京泡吧。

　　在酒吧一条街10元钱可泡到凌晨2点，这是政府新规定。深圳太年轻，20年包容了所有的历史。不能说深圳只有压迫感，没有随意性。陈翰星当初经营酒吧，也是率性而为，出乎意料火爆。因为不全是为了赚钱，陈翰星轻松异常，不着西装革履，不香车美女。他说，酒吧文化实际上是城市文明的重要部分，使城市更有个性。

　　(文—刘水图—丁晓文/新周刊)

　　海南寻梦者

　　张萍：海南多梦

　　1988年1月闯海南

　　1994年成了广西广告界名人

　　2000年自费调查中国残疾妇女生存状态

　　1988年1月，张萍偶尔听说山西某刊副主编等一批仁人志士正在策划着要去“海南”办报，在一家军工厂负责促销的张萍便学着当时诸多的“闯海热点”纪实文字中描绘的岛上人才求职方式，向他们“自我推荐”。和他们一起踏上了令人魂牵梦绕的海南岛。

　　1988年5月27日，这帮人创办了新中国建国以来第一份私营企业投资运营的报纸——《海南经济报》，这份报纸与当时轰动一时的《海南开发报》和稍后接踵而上的《海南特区报》、《特区时报》一道，并称为海南大特区“四大民营报纸”，首次圆满“记者梦”、“文人梦”的张萍成了这报纸的总编办副主任。难怪在此期间，原单位破格赐予刚过而立之年的张萍“副处级”桂冠，也没能把她感化召回。

　　然而创刊数月，报社经济便出现危机，人员结构发生裂变。社长总编不辞而别，报社濒临倒闭，稿费、工资难以支付，最后只剩下包括张萍在内的6名痴心的骨干。

　　没了印报的钱，没了买纸的钱。照往常惯例会请求承印的《海南日报》印刷厂厂长帮忙，暂时挪借一下。但《海南经济报》的现状使得厂长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张萍只有翻遍电话目录，按图索骥，在9月骄阳下踏着单车前往几个可能有新闻纸的印刷厂四处求助。一次次的拒绝后，她来到位于琼山市的海南新华印刷厂。或许厂长被眼前这个满脸汗水的女记者所感动，竟然同意借出两大卷数百公斤新闻纸。《海南经济报》这才按时开印。

　　张萍没想到，她的“记者梦”做得如此艰难不易，“闯海”初期亢奋的激情退潮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萍采访了海南特区一位“养鸡大王”，得知这位“大王”养鸡赚钱之后，做了很多扶危济困的慈善事业，也支持了不少文化教育事业，忽然从中“悟”出先做“商海梦”，再圆“文人梦”的道理。于是，她居然现学现卖地做起“养鸡皇后”之梦来，辛苦却远远大于回报。她还曾与人合作炒了一把房地产，得到的只是一张某高干子弟留下的永远兑现不了的欠条。

　　当她尚在“商海梦”中徘徊、迷失之际，几位颇有“背景”的大老板用高薪和“公司常务副总裁”之类的高位聘请她再度遨游商海，她却一一谢绝了。因为骨子里她不想离开“文化”。

　　这时，正逐渐走红海南的“南洋广告”邀请她加盟，她觉得广告不失为一条文化与商务嫁接的好路子，便欣然投身其中。就在1992年初的首届海南国际椰子节上，张萍凭着规范、创新的投标方案，使“南洋广告”成了椰子节的户外广告总代理。一时间，海口市满街飘着“南洋广告”，张萍也小有名气起来。1994年初，因为业务的开展，已经在广西业界成名的张萍因为一场诉求标的仅有数十万元赔偿的“民告官”的小小官司，竟然震惊了全省官民，引发了全国广告界、新闻界和法学界的关注。

　　张萍背起行囊，离开了她曾名躁一时的南宁，再度跨过琼州海峡，加盟香港某刊驻海南办事处，重续她的“记者梦”。

　　有朋友问她：你怎么转来转去都离不开海南?她说：我也弄不清为什么有一种摆不脱的“海南情结”，海南特像是我的一个失恋了的情人，每当离去，心里总有一种莫名的酸楚以及一种难以割舍的牵挂……目前，张萍正在自费开展对中国残疾妇女生存状态的一项调查，同时向国际国内呼吁建立“残疾妇女基金会”。

　　这也算是一个“闯海者”历经寻梦之后回归的“女人梦”吧。

　　(文—察今图由被访者提供)

　　李华：一只馒头一分的利

　　1991年辞职去海南

　　1994年在海南炒股血本无归

　　1998年在沈阳注册成立沈阳大福食品有限公司

　　见到李华很难，“五一”劳动节她忙得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约了将近一个星期后，李华带着一阵风出现在我的面前。还是半年前人们在中央电视台《实话实说》节目中看到的样子，个子高高的，身体棒棒的，透着一种朝气、一股活力。虽然已是35岁的人了，又顶着“沈阳市三八红旗手标兵”、“沈阳市再就业明星”、“沈阳市劳动模范”、“辽宁省三八红旗手”等多项桂冠，讲起话来，还是十分坦诚、爽快。

　　1987年李华从沈阳大学经济系财会专业毕业后，被分配到市化工轻工材料总公司做会计工作。对她来说，专业对口，公司效益也不错。转眼到了1991年，公司要精简机构，重新定员定编。公司领导找这个动员，找那个谈话，可谁都不愿走，擦眼抹泪者、哭天喊地者皆有之。年富力强的李华本来轮不到被裁的份上，可她转念一想可能就数自己无牵无挂了，于是便将一纸辞职报告递到了公司领导的办公桌上，把自己给“炒”了。最令人惊讶的是，扔掉了这份满不错的工作，李华竟没同任何人商量，直到办好了离职手续，家人才知道。劝阻已失去了任何意义，剩下的似乎只有无可奈何加认同了。无怪乎当时她的母亲只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华呀，你瞎折腾个啥?”

　　其实，那时的李华心中早已揣着一个梦，她要自由自在地出走天涯海角。于是，李华怀揣平素积攒下来的几万元钱，更带着高期望值和勃勃雄心，只身一人去了海南，那一年她27岁。她的打算之一是做点她感兴趣的服装生意，但到海南后却凭借自己的实力没费多少劲就在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任会计主管。一来是干起老本行得心应手，二来薪金每月3000多元在当时确实很丰厚，因而李华倒也其乐融融。工作之余，海南人的“炒股癖”又传染给了她，对钞票和数字天生不陌生的李华很快就入了门，她专捡一些股民不屑一顾的未上市股买，三年间运气一直颇佳，口袋里的钞票像滚雪球一样增到了近40万元!谁知还是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李华满有把握地将这40万元全部投注到一家“风”传实力雄厚、股票就要上市的公司的内部股时，不觉落入“股票陷井”之中，所投资金全都打了水漂，落得个血本无归!

　　面对惨痛的“水土不服”，李华决定返回故乡沈阳。那天，买完从海口飞往沈阳的机票，可怜的李华口袋里只剩下100元钱。

　　海南梦破了，两手空空的李华开始重新认识自己，变得踏实，不再“浪漫”了。从李华当时的家境来看，父母做生意多年积有一定的家底，丈夫是名军官，拥有一份可资两人衣食无忧的薪水。加上她正有孕在身，所以休息、静养一段时间绝对是理在其中。但李华哪儿是一个闲得住的人，她要寻回自己。这一次她把目光投到了传统的大碱馒头，1997年，她的面食店已实现“中西合璧”，不仅生产馒头、包子等大众化中式面点，还生产出了台湾口味的面包和西点60多种，店名也更改为“大福烘焙中心”。1998年，李华注册了“大福李”商标，沈阳大福食品有限公司宣告成立。

　　又经过一年多的运营，李华的企业已成为沈阳市妇联、沈阳市劳动局的下岗再就业培训基地，先后安置的下岗职工已逾百名。有人曾欲出资150万元买下“大福李”的商标冠名使用权，被李华谢绝了。面对常人听着耳鸣头晕的这一天文数字，李华不为所动，原因很简单：经过了海南梦的大起大落，她明白踏踏实实最重要。

　　(文—王玮 图—关硕/新周刊)

　　上海寻梦者

　　威廉·凯乐：退休后我要定居浦东

　　1994年底到上海

　　1999年12月获“上海荣誉市民”称号

　　2000年2月正式在浦东购置私人物业，以备将来定居

　　瑞士籍、今年52岁的凯乐先生去年12月获得了“上海荣誉市民”称号，他在多种场合乐于宣布自己是“一个浦东人”，是浦东巨变的活见证。而他自己的梦想之一，就是退休后定居浦东，和自己的孩子们一起颐养天年。凯乐先生在20岁左右听一个瑞士老乡讲起中国，从此就梦想着有朝一日能到神秘而又充满诱惑的香港、远东看看。不曾想多年以后，他真的娶了一个香港女子作太太，并如愿如偿到上海工作。

　　1990年2月，凯乐先生出任罗氏香港制药化学有限公司执行总监。仅仅过了两个月，中国就宣布浦东正式开发开放。也就是在这一年，罗氏公司派出了到中国进行投资考察的先遣团，凯乐先生也是其中一员。起初并没有确定在哪个城市，华北、华东、华南都看过了，经过多方比较，最后选定了新兴的浦东新区。当时浦东新区管委会和张江高科技园区领导所介绍的发展规划：高速公路、大桥、过江隧道、地铁，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事实上今天都实现了。而上海拥有众多的科研机构，以及上海人所具有的开放的心态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因素。

　　但当时的浦东一无所有，罗氏所在地还只是一片农田，“泥泞的小路，昏暗的灯光，没有商机。”作出决定时总部的人认为这个决定“简直发疯了”。

　　“那时很多香港人对浦东开发有疑惑，瑞士的罗氏总部也有好多高层人士对公司在浦东投资不理解，指责总部高官和我没脑子，为什么在一片荒地上投资。”现在回想起来，凯乐先生用的是这样的说法：“舒适地回顾。”他庆幸自己不仅是决策参与者，而且还如愿如偿地在1994年底来到上海，出任罗氏(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他很自豪，罗氏是第一个入驻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公司。

　　5年下来，尽管也有过困难和挫折，凯乐先生和他领导的罗氏中国公司还是顺利地发展壮大。目前，罗氏公司在华总投资2.05亿美元，去年销售额2.51亿美元。他形容自己的角色，就像一个家长，一砖一瓦地盖起房子，把孩子养大，最后把一切都交给他们。

　　他所谓的“孩子”，是指本地员工。他对上海人有很高的评价，认为他们有一种向前冲的干劲，责任心强，属于进取性和保守性相结合的类型。上海市政府和浦东政府是他所见过的政府中效率最高的。而他认为外资企业在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必须学习和理解中国这个大市场，要注重“中国特色”。

　　在他的心目中，上海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城市，组织规划非常好，市民非常开放。罗氏在上海的工厂1995年正式建成，凯乐先生觉得，“我们来得太晚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成全了他，使他到上海的梦想成真。

　　(文—谭山山 图—陆杰/新周刊)

　　赵燕：上海是个特别适合女孩子的城市

　　1993年到上海

　　1999年升任客户服务部总监

　　2000年被《媒体》杂志评为1999年亚太地区最佳广告人

　　赵燕生长在北京，大学毕业后去广州工作了一年，1993年，她到了上海，从此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头几年还老是有人问她为什么不选择北京或广州，后来几年，开始有人羡慕她了。

　　赵燕在上海确实如鱼得水。

　　其实，赵燕起初选择到上海，是因为工作，对上海这个城市本身并没有特别多的向往。1992年，她进入著名的麦肯·光明广告公司，与一个澳大利亚人，她当时的老板组建广州分公司。一年后，麦肯·光明在上海也要成立分公司，赵燕受命，“帮上海做一段时间”。在她看来，换一个环境，到上海去做一段时间也没有什么不好。广州虽说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可到了广州她发现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样好。

　　赵燕上大学时曾到过上海旅游，当时感觉非常一般；而1993年当她再次踏上上海这块土地时，她发现，上海变了，她不断地发掘出上海的种种妙处，就一直呆了下来，至少到目前，她还没有想过要离开。

　　现在的赵燕已经完全融入了上海这个城市。“这跟上海的大环境有关。很多国际性的大公司都在上海设立机构，机会很多，这也是很多外地人跑到上海来发展的原因。”她喜欢这个大环境，而工作也是她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真的很忙，加班加点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只要目标明确，就不会觉得累，因为那是自己心甘情愿的。”

　　以前赵燕也听说过诸如上海人如何精明、如何看不起外地人的说法，但她在上海的经历让她明白，其实精明、会算计等特性没有什么不好，“也正是因为他们精明，所以一旦了解到你这个人有能力、很能干，他们就会尊重你。”在上海，赵燕并没有“外地人”的感觉。在她看来，上海之所以能在全国领先，跟上海人的精明也有关系。

　　学会了欣赏上海人的精明能干，而上海的情调，就像赵燕和记者会面的“1931酒吧”，“不现代，不奢华，但蛮有感觉”，更让赵燕沉醉。“下了班之后很累，自己到一个小咖啡厅或小酒吧放松放松，很超然，也很舒服，——我自己就特别喜欢这种东西。在上海，这样的小地方是很多的。”也许是出于一种互补心理，性格爽朗、有些咋咋乎乎的赵燕迷恋那些细致的东西。

　　还有上海的商店、有法国梧桐的幽静的街道……赵燕重复了很多人都提过的这个说法：“上海是个特别适合女孩的城市。”不过，她不会找一个上海男人做男朋友，“上海男人不适合我自己吧，他们显得柔弱了一些”；而且，“不一定非要找个上海男人，才能在上海落地生根呀!”

　　大部分的时间给了工作，剩下的时间，要么就尽量抓紧时间睡觉，要么跟朋友聚一聚等等，赵燕说，这就是自己这个所谓“白领”的生活，其实跟别人也没有什么两样。如果非要找出不同之处，那可能是在上海，“白领”是引人羡慕的。上海的年轻人会向往这种身份，争取做到这一步；如果做不到，也不会对他们有太多负面的影响。一句话，上海允许这个阶层锋芒毕露。

　　(文—谭山山 图—陆杰/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