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寻梦者

　　朱日坤：不能离开中关村

　　1996年从广东惠州考上北大

　　1997年第一次上网

　　2000年留在北京做自己的网站

　　4月份，中国银行深圳分行来北大招人，要朱日坤参加面试，小朱最终没去，因为这时他已经认定了自己的志向：做网站。虽然他的专业是货币银行，家在离深圳很近的惠州。

　　小朱想做的是一个面向校园的电子商务网站。他觉得现在做内容的ICP已经很多了，而且自己做内容也没有优势。在北大外的润泽园里，小朱找了间小平房做办公地点，平房是他在校内贴广告租来的，月租金六百元。网站的域名是“DREAMING TIME”，中文名取什么，还没商量好，页面是黑色，反衬着文字和彩色的图片，“大家都认为黑色很酷。”

　　“大家”指的是一个暂由十一人组成的团队，除了朱日坤等八人外，还有几个是在校的低年级本科生，以清华、北大的学生为主。

　　大学生爱看小说和VCD，朱日坤决定把提供租碟、租书服务作为网站经营的主要内容。他们的想法是会员在网上注册登记，不收押金，免费送货上门，回收时再收取租金。

　　朱日坤觉得自己是懂得大学生的，据说现在的本科生特别是女生普遍爱看卡通，于是朱日坤们的购书款，大都投给了漫画书。

　　从迷上网络到想建网站，只不过是这两三年来发生的事情，九六年来北大读书前，朱日坤还是个看到计算机就讨厌的人。当然不能怪老师，谁教那时没有WINDOWS，没有现在的LINLUX，更没有网络。

　　来北京的第一年是在北大昌平校区度过的，从昌平回来后，小朱一下子被北大周围的网吧吸引住了，也没人教他，小朱径直走进去，摸索着上了网，“太奇妙了，居然能和人聊天。”不久后小朱就成了网吧的常客。

　　中关村对朱日坤的影响无形而又巨大，“在中关村里，别看只是个摆摊卖配件的商贩，你也不能小看。”有一次朱日坤到“村里”买配件，一个不大的摊位，一个普通的商人，很随意地和他聊了会，满口技术名词，而小朱也只不过刚刚在杂志上了解到。

　　朱日坤曾经很喜欢深圳，那里离家近，而且那是个年轻有活力的现代城市。可是他认为，和北京密集的人才优势相比，深圳一是网民少多了，网站的质量相对也差一些，“网易搬到北京来，深圳的网站的宣传也主要对北京。”他终于下了决心，不去深圳。

　　去年底，小朱花了一千二百多元，注册了个个人主页，主要是介绍与北大相关的事物。这时他遇到了另外几个对网站有兴趣的北大学生，正是国内网站热甚嚣尘上的时候，几个人一商量，要做自己的网站。

　　他们的网站就设在那间租来的小平房里，大约十多平米，两排书架上，出租用的几百盒VCD已注好了标签，新装的一部电话，一台有人自愿捐出来的旧电脑，电脑桌两边是两张木板床，垫的是草席，两床绿军被倒是叠得整整齐齐。朱日坤说有时工作晚了，就在这睡一觉。

　　做网站需要钱，目前朱日坤们还不敢想风险投资的事。服务器是朱日坤们自己动手组装的，买配件花了九千多块，朱日坤自己出了四千元，还向同学借了几千块，据说常有人登门讨债，朱日坤的解释总是：先欠着，回头算你们的股份。

　　(文—万静波 图—赵兰健/新周刊)

　　卢以纯：北京是个发展的地方

　　1996年夺得广东新星歌唱大赛冠军

　　1999年来北京发展

　　2000年仍然觉得普通话是自己与别人交流的障碍

　　卢以纯是广州人，1996年夺得广东新星歌唱大赛冠军后开始在广东乐坛打榜做歌，成绩还不错，也得了一些广东方面的奖项。1999年卢以纯来到北京发展。直到现在卢以纯还搞不懂自己所住的劲松位于北京的哪一个方位。

　　卢以纯讲话慢，而且常常要花3到5秒的时间去考虑该用什么普通话的词汇去表现，这使她显得有些矜持和不善言谈。“其实我广东话讲得特别流利，而且特别爱咬文嚼字，上学时我的作文还常常被张贴起来作范文。”只可惜在普通话的世界里，语言障碍使她始终不能最好地表现自己”。

　　“可能是因为受港台文化影响比较深的原因，我喜欢香港的流行歌曲，还有我的嗓子也属于委婉的那种类型。”到了北京的卢以纯开始接触一些摇滚乐。“还是不太喜欢，但已经在慢慢接受，我喜欢黑豹乐队的歌，哦哦还有零点的歌我也喜欢。”

　　“广州虽然很脏，又乱，空气也很不好，但那里有很多我熟悉的地方，我知道哪里有好吃的东西。所以我更喜欢广州。北京呢，是一个好大的城市。”卢以纯对北京不满的地方是买不到合适的衣服，她打算忙完这一段时间后回广州买一批衣服。“我在北京常常逛一天，也买不到几件合适的衣服，在广州我和一些店面的老板都很熟，定时我会去那里买衣服。”

　　卢以纯在北京最喜欢做的事是开一个大Party，很多很多的朋友聚在一起。“聊天，喝喝酒，捉迷藏。”因为自认对北京还不是太了解，卢以纯希望能和人多谈天，更快地融入北京。虽然普通话讲得不够好，但她觉得自己的适应能力还是很强的，她现在最想合作的北京音乐人是张亚东，她是通过王菲的专辑认识他的。卢以纯说自己的理想是成为一个巨星，而不是明星。“其实我的心气是很高的，尽管别人会笑我不自量力，但我还是想走出一条属于我自己的路子，不同于任何人。至于别人叫我广州歌手也好，北京歌手也好，那都无所谓。”

　　其实卢以纯在广东也算小有名气，当年由她和宋雪莱合唱的“好人好梦”后来经孙悦和邰正霄翻唱后红遍全国，许多人却不知道她曾经是首唱。

　　“不要觉得我不够苦，其实我也挺苦的。”卢以纯说她并不是个幸运和一帆风顺的人。“可能有人觉得我比赛拿了冠军开始唱歌很幸运，最大的不幸就是开始太顺，弄得自己不知道勤奋。”

　　在广州浮沉了两年之后，卢以纯说自己开始静下心来研读了一些时装、设计、艺术方面的书。“别人可能会觉得没有必要，但我觉得给自己补充一些营养是有好处的。也改掉了不少坏毛病，像太懒散啦，太固执啦，过分自我啦。”1999年卢以纯到了北京。“我觉得北京的音乐氛围要比广州好，这里有很多有才华的人可以帮助我实现自己的理想。

　　(文—朱坤 图—张雪蛟/新周刊)

　　西部寻梦者

　　韩书力：离不开的西藏

　　1973年自愿进藏

　　1980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班

　　1987—1995年间先后在台湾、澳门、巴黎、东京、多伦多等城市办画展

　　20世纪60年代初，正在北京读小学的韩书力和一群饥肠辘辘的同学被同样吃不饱的老师带到民族文化宫，去参观揭露西藏农奴制的展览。那次展览给十来岁的韩书力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怵目惊心，以至过了很多年，他只要看到民族宫的照片，那一张张又黑又干的人皮便在眼前晃动。幸好那已经是旧西藏的事了，幸好西藏离北京很遥远。

　　不曾想，70年代初，正在黑龙江畔建设兵团里“大有作为”的北京美院附中学生韩书力，因为回家探望老师，竟然被西藏民族宫的同志看上，要借调他去西藏搞几个月的创作。没有商量、没有犹豫、甚至没有体检和量血压，23岁的韩书力就去了西藏。虽然西藏最早给他的感觉是怵目惊心，然而直到今天，他依然找不出任何言辞来描述自己最早进藏的那种“顺理成章”。“对于任何一个画画的人来说，西藏都是一种无法抗拒的诱惑。”今天，已经载誉满满的他依然这样轻描淡写。

　　不过，他怎么也忘不了自己最初进藏的那种亢奋和痴迷。西藏76个行政县，他和一帮同事们跑遍了73个，采风、摄影，不停的走，不停的记。吉普车抛锚了，几个人就跳到雪地里手抬肩扛，继续上路。海拔5000多米的西藏高原，立刻让人联想到高原反应。然而，不管是他自己的随笔还是在媒体的采访中，他都不愿意提到这些新闻“卖点”，他说他的兴奋点不在于此，便可以忽略到无。就这样，创作任务完成了，几个月的借调到期了，西藏民族宫的同志和韩书力商量，要把他的关系从借调变成调动。又和最初进藏一样，韩书力“顺理成章”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27年，直到今天。

　　如果说当初的进藏和留藏都有年轻人的冲动和易于痴迷在其中，那么27年中，韩书力有太多的机会——说机会已经有些不贴切，说选择似乎更合适——可以离开西藏。最直接的那一次就是1980年考上中央美术学院的研究生，可三年一毕业韩书力又回到了西藏。后来两次到法国办画展，尤其是第二次，法国的朋友简直可以说是恳求韩书力留在巴黎，但是韩书力还是又回到了西藏。

　　是什么赋予了西藏这样强大的力量?起初，可以说是创作，因为西藏那种迥异于北京的文化、风光、风情，对于一个搞创作的青年人，足以激发无穷的热情。韩书力进藏最初十年的创作，就反映出了西藏的这种力量，他那种膜拜的态度已经一览无余地表现在他的画作上。然而到了第二个十年，韩书力的画就开始表现出一种挣脱，似乎努力想挣脱西藏那曾经无所不在的影响。到了第三个十年，韩书力的画已经达到了自成一体的境界，西藏不是唯一的表现，也不需刻意摆脱它的影响。韩书力的画已经达到了一种出入自如、浑然忘我的境界。其自成风格的“韩氏黑画”，让艺术界为之震动。在完全可以脱离西藏的境况下，他却发现自己离不开西藏了。

　　在台湾《艺术家》杂志所开的专栏中，韩书力用这样一段短短的文字来这样解释自己的西藏梦：“只是在远离西藏的地方，我才发现自己像一棵被拔了根又换了土的草一样无着无落；才发现缺三分之一氧气的高原对我反倒是相宜的，那点氧气刚好够我有限的体力去做最想做的事，刚好够我的大脑记住别人对自己的友善关爱而装不进别人对我的恶意与伤害。”

　　(文—裴谕新图由被访者提供)

　　田冬：我想扎根西安

　　90年代初走进摄影圈

　　1996年想办一本名叫“流行坊”的杂志

　　2000年扎根西安

　　祖籍上海的田冬90年代初逐步迈进摄影圈，他走的地方挺多，但最喜欢、呆得最久的要算大连。在大连有名的桂由美国际连锁店大连分店，田冬任艺术总监，他说，大连的女孩非常漂亮，而且接受新鲜事物的能力特别强。于是，他推出写真——这个在多数人眼里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词，在大连渐渐与婚纱摄影形成了两股并行的风潮。桂由美也逐步跻身大连市的影楼四强的行列。

　　1999年的年末是新世纪来临前的不安分日子，田冬打算从大连坐船去威海，然后开始对周边的城市进行考察，自己开一家店，做老板。因为西部大开发，田冬想到了西安。其实早几年前，他就到过西安，但那时他始终认为西安人的观念跟不上，总是死抱着老祖宗留下的那点家当不放。举个例子，大连人拍写真讲究品质第一，价格第二，在大连，普通工人花2000元拍写真照的屡见不鲜，而西安人更注重的是价格，在价格低的情况下，才愿意去尝试，然而一味地强调低价位往往会让初试的西安人得不到满意的效果，而导致尝试失败，结果就没有人敢再试了。不过现在情况是否会不同呢?西部大开发，各种优惠政策涌入西部，各式新潮超前的理念也会逐步渗入西安吧?抱着这种想法，田冬放弃了威海之行，第一站选了西安。

　　田冬将他的店设在西安一家颇有名气的大商场内，名为流行坊。通常开影楼的人都会将店选在繁华地段邻街位置，最好还是二层以上的，一层化妆、接待，二层是摄影棚，而田冬为什么偏偏选择在商场里呢?这是因为他觉得，人们逛商场的时候，首先心情上很轻松，看一幅幅样片，有一种看展览的感觉，不知不觉就激发了他们的拍摄欲望。而在独立的影楼里，只要走进去，就会有伶牙利齿的小姐抱出一厚摞影集向你不停地讲解，千方百计留住你，从而使客人有一些心理上的压力。另外，田冬认为，把写真店放在商场内，就像大酒店里都设有咖啡厅一样，是一种配套设施、完善设施，真正是百货商场里样样俱全。

　　流行坊这个名字，早在1996年田冬就想好了，不过，那时的他一心想办一本名叫“流行坊”的杂志，而且是时尚类的，这个梦想虽不能实现，但始终一直跟随着他到今天。他所拍摄的照片并不是单纯的人像或婚纱像，他把人物与背景巧妙地结合起来，像一个有情节的故事，再按他理想中杂志的封面来设计制作，使每一张照片都显得与众不同，像一本本没有内容，只有封面的杂志，而且一期接一期，来拍照的顾客都非常喜欢这种形式。

　　现在流行坊里主要人手是田冬和另外一个女搭档，有时顾客多时，一人得顶三人。田冬说，目前他最希望能有几个非常得力的助手，和他有着一样的志向和抱负。西部大开发对他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他一定要好好把握，将来他不但要真正开几家连锁店，还想搞一间影吧，那里不但有摄影空间，还可以展览作品，影友相聚。今年刚三十出头的他从此在西安扎根落户了。

　　(文、图—丁莹/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