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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采写这部《中国高考报告》期间，早听说很多关于民办大学的话题，有人甚至对我说：你写高考不写民办大学的现状就等于少写了一半。果真是这样吗?我不得不把笔锋转向另一个有意思的问题。 1999年11月23日，我采访王秀兰院长的时候,这位在南京名声很大的“蓝天专修学院”常务副院长正好60岁。王院长说她自己也没有想到竟然在后半辈子将自己的命运与民办大学教育系在了一起。想起办校的往事,王秀兰院长颇多感慨,甚至有些“不堪回首”的味道。 王秀兰原先跟教育根本不沾边,她是航空学会的一位秘书长。顾名思义,在中国的诸多群众团体中担任“秘书长”之职的人物,大多是干实事的角色。王秀兰任职的航空学会是个有很多会员的科技群众团体组织，她的服务对象大多是那些为国家航空航天事业做出了很多贡献却又面临很多实际问题的科技人员。身为学会“秘书长”的王秀兰,实际上成为这些科技人员生活和工作中遇到困难与问题时,可以解决后顾之忧的“老大姐”。王秀兰因此人缘特好。然而人缘好的人也常常有比别人更难的事。 1977年的一天,好端端的王秀兰因公延误了阑尾炎的手术和长期炎症刺激，结果到医院一检查,诊断出来连大夫都吓了一跳:原来她身上竟然长了八个大瘤子! “这个女同志是活不长了!”医生对她单位的领导明确说。 “尽我们可尽的一切力量吧!”单位领导无奈地请医院尽最后的全力抢救。 当王秀兰本人多少有所意识的时候,单位和家人已经开始为她安排后事了。躺在病榻上的王秀兰知道自己不久将与“阎王”见面——一次又一次的手术使她仅有的一点求生欲望也变得消极。 这一消极其实充满了难以忍受的痛苦与折磨。这一消极使王秀兰与病魔整整斗争了十年。 就在这过程中的某一天,一对学会夫妇会员来医院看望王秀兰。王秀兰没想到,这对夫妇会员不像其他探望者尽说些安心养病、早日康复一类没用的话,他们竟然见了她就痛哭流涕地请求“王秘书长”想想法子帮助他们家两个高考落榜的孩子。 “平时我们有什么难事,到王秘书您这儿一说,您就能帮我们解决，我们孩子上大学的事也只有找您才能有出路……”夫妇会员哭着恳求王秀兰，似乎连他们的“王秘书长”已经病入膏肓的事实也忘了,只是一个劲儿地哭诉着自己的难处。这种“主题错位”应在很少情况下才会发生,那就是对方把所尊敬的人的某一方面看得太重了! 王秀兰的心灵确实被深深地震撼了:会员们的心都交给了我们学会!我这个秘书长不为他们解难谁还为他们解难呀? “放心放心,你们先不要哭了,我一定把你们孩子的事放在心上。”王秀兰本来是需要别人安慰的,但这回她反倒安慰起探访自己的人。“王秘书长,现在孩子上大学太难了,您能不能想想办法也办所大学,让我们这些成天为国家科技工作顾不了家的科技人员的孩子也能上大学……”那对夫妇俯下身子要向躺在病榻头的王秀兰下跪,却被一双病得皮包骨的手拦住了。 校长王秀兰像位善良的母亲一样关爱自己的学生。“你们就放下心,只要我王秀兰有口气,你们在内的我们这些航空学会会员的子女上大学的事我管到底了!”王秀兰是个办事说一不二的人,平时什么事从不轻易向人承诺，然而这回她向这对夫妇发了一个誓。上天的安排,也许正是这个誓愿,使王秀兰奇迹般地从死神那里回到了人间。至今连她自己都不清楚当时怎么会在与病魔进行长达8年的抗争之后,竟为了“学会会员的孩子能上大学”这样一个信念而完全康复了身体。 “我们科技人员几十年如一日,把全部精力和心思用在了为国家发展事业上,就因为他们没有时间照顾指导,现在他们的孩子上不了大学,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我要办大学!”王秀兰是自己拔掉吊针从医院里跑出来的。她只身从南京到北京当时的国家教委,见了教委自学考试委员会领导时就这样说。 教委自考委的官员听后笑了,说我们还没有碰到你这样的问题，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通过社会力量一起把我们正在进行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深入加强是一条好路子。 那就从我开始试试。王秀兰说。 正被“科学的春天”之风吹暖的教委官员们碰了一下头后,明确说:我们看行,试试总还是可以的嘛! 就这样,王秀兰作为中国民办大学的先驱者之一,带着满面春风,从北京回到了南京,乘着暑假的时机,找来四个退休教师,租了光华门中学的校舍,打出了“航空学会自考大专班”的招牌,开始了招生。 来报名的家长和学生竟然排起了长队。“不行不行,我们只招航空学会会员的子女!其他人一律不招,对不起!”王秀兰没有想到会出现如此多的报名者,她当时的办学目的性很明确也很狭隘——只为自己航空学会的家长们解后顾之忧。 “凡报名的必须持有航空学会会员证啊!”王秀兰说,她现在想起来仍然感觉当时的情景好笑,一张平时根本不起眼的“航空学会会员证”，在1986年那一年竟然成了南京城里名噪一时的“金招牌”!谁要是能有这张“金招牌”竟可以引以为万分自豪,因为意味着能有一个机会让自己落榜的孩子重新“上大学”! “喂喂,你或者你亲戚朋友中间有没有航空学会的人呀?”南京街头这一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议题,简称“航会”的南京航空学会竟然在一夜之间被广大市民所熟知。因为就是这样一张群众团体的会员证,成了上大学的“通行证”，这是中国教育史上值得记载的一件有意思的事。 它发生在六朝古都南京。 这一年,王秀兰以学会名义办的“自考大专班”一下招了200多名学生,是清一色的航空学会会员的子女。这中间自然有那对哭着恳求王秀兰办大学的夫妻的两个高考落榜孩子。 第一年办出名后,南京航空学会的“自考大专班”成了许多想圆大学梦却入门无路的众多学生和家长们当时所能看到的惟一一条希望之路。从第二年、第三年起,王秀兰迫于招生压力太大,便把本来仅为航空学会子女的门敞开了,允许所有的社会学子都可以报名参加。这一下南航大专自考班可真的“火”透了,时至1993、1994年,王秀兰的学生多达三四千人,南京城东的所有中小学、军内外招待所甚至不少居民闲置房屋全被这些“没有校园的大学生”给占了。就在这时,王秀兰意识到,没有自己的学校名称和校舍已经无法再继续发展和管理好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了,于是经过一番跑腿,有关教育部门批准了王秀兰的自考大专班为“南京航空学会应用技术进修学院”。明白人一看这是所由群众团体管理下的社会民办院校,可对王秀兰来说,能有这样的一个含有大学意义的“学院”名称已经心满意足了。 是学院,该有学院的校址吧! 王秀兰与校委会几位负责同志一商量,把几年办班积蓄的钱全部掏出来在南京城东小卫街征租了32亩地,盖了建筑面积为15000多平米的校舍。那地方原来是个水塘和垃圾堆放处,为了尽可能“少花钱多办事”，王秀兰带领全校教职员工以战天斗地的奋斗精神,完成了从“游民大学”到有固定校址的艰难历程。 谁知1994、1995年全国的民办大学招生出现严重下滑,许多曾经火爆一时的比王秀兰的“专修学院”牌子更要响的民办大学纷纷关门休学,但身处南京的王秀兰他们依然“虎踞龙盘今胜昔”。什么原因?最简单的一条是:已经“升格”为“南京蓝天专修学院”的办学方法和方针,是认认真真按照正规大学来进行的,无论是学校的硬件,还是教材、教师和教学形式、学生管理、毕业分配、学历考核与颁发证书等等,都是正正规规,有条有序,有质有量。而这一切绝不是王秀兰及“蓝天人”自己做广告吹出来的,而是靠政府的教育部门检查验收和专家的评判,同时靠直接接受知识的学生来说话。“蓝天”有几项数据叫政府的教育部门不得不感到敬佩,那就是他们的毕业率和取得学历的比例。据说“蓝天”办学以来的十四五年间,入学的学生们拿到大专和本科文凭的占总人数的95%以上。什么都不用多说了,对那些一心想圆大学梦的学子和家长来说,仅凭这一条，“蓝天”就是他们想报名去上的学校了! 王秀兰的“蓝天专修学院”早已被人们熟知,它在历年教育部门组织的社会办学专项检查评比中一直名列前茅,并且名扬国内同行业,甚至还吸引过许多公办大学前来取经学习。 我为什么专挑南京的“蓝天”来作为我国民办大学的典型?也是有原因的。1999年9月的一天,我无意中看到《北京晚报》刊发了一则消息,一所“南京蓝天专科学院”录取了一位名叫程玉云的农家残疾大学生。11月底的一天,我专程来到南京,见到了这位不幸在儿时的一次事故中失去双臂的学生。 进教室时已经下课的同学们都在教室外活动,唯一留下没有双臂的程玉云一个人正在打电脑。我平生第一次看到了一个非常令我吃惊的场景：两袖空空的程玉云正用赤着的双脚在打电脑键盘,而且打得绝不比我这个“半专业”的写作者慢多少。 “你能想到自己会被大学录取吗?”我问这位生得十分秀气的孩子。 “想不到,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哪个学校要的,因为我曾经看到有一年有个学生就因长得难看,好几个学校把他退了。我想像我这么个什么都得靠脚的人自然不会有人要嘛!”程玉云说。 “‘蓝天’录取你感到意外吗?” “太意外了,而且是比不录取我更感意外的事。”程玉云其实是个很善于表达的小伙子，他充满感情地说，“我是在上小学一年级时被高压电打残的,活过来就已经命大了。家里因为经济状况不怎么好,父母对我念书本来就不是很支持。当我用尽全部力量考完今年的高考,得了可以上专科分数线的416分后,心里一直特别的紧张,既怕自己被哪个大学录取,又怕被无情地拒之大学门外。就在我焦急地等待时,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了南京蓝天专修学院的入学通知书，我当时真的太激动了,飞跑着告诉全村人,因为从那天起我是我们村上唯一的一名大学生,而我能够成为一名大学生太不容易了。没有想到就在我兴高采烈之时,我的家人却陷入了沉默之中,他们被我的6400元入学费难住了。我明白过来后像被人当头打了一闷棍似的,心想苦苦求来的大学梦又将被贫穷这只拦路虎挡住了,我可能生来就是苦命人吧……” 倔犟的程玉云的双眸溢着晶莹的泪水，“就在我痛苦万分的时候,有一天蓝天学院的老师专门来到我家告诉我一个大喜讯,说学院王院长同意为我减免全部学费。我和全家人听到这个消息都哭了。我想不到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好人能来关心和帮助像我这样既残疾又家贫的人。到学校后,老师和同学们更是对我关怀备至,每天有专门的护助小组为我服务,王校长和所有我叫得出名和叫不出名的老师、同学们只要见了我都会主动过来帮我一把,我现在过得很幸福,真的,是从心里流出来的那种幸福。” 程玉云笑的时候很灿烂。 “你能跟上同班同学的学习吗?” “跟得上,除了课堂上我比不上大家记笔记,其它的我都不比同学们慢。”程玉云说:“我的优势是记忆力比别人强些。但为了弥补记笔记的不足,我要花去大量休息时间。不过经过几个月下来,我的学习成绩一点也不比同班同学差。” “最近他的外语课还考了全班第一名呢!”程玉云的老师过来夸道。 我了解王秀兰以及她的“蓝天”大学,是由先认识程玉云这位失去双臂的贫家残疾学子上大学的事开始的,我对王秀兰院长说,此次采访程玉云同学的最大收获是让我了解到了一所好的民办大学和一群为了圆百姓大学梦的好的办学人。 现年60岁的王秀兰感慨颇多地对我说:中国走民办大学这条路太难。她问我:“你相不相信我这个创办这所大学的人在退休之前从不在学院拿一分工资?” 我无法回答,因为我以前听人说办民办大学的十有八九是为了赚大钱,王秀兰不仅辛辛苦苦办起了远近闻名的像样的大学,还竟然不拿一分工资,这是我当然无法相信的。 “我过去十几年里确实没有拿过一分工资,即使我们最好的时候账面上有几百万几千万的时候。但我是花钱的,我把这些钱全部用在了扩大和建设学校上,把钱花在加强管理和改进设施上。你看看我们现在的校舍和内部硬件,你就知道我们的钱花在什么地方了。我自己不拿钱为什么?因为我想真正做到不花国家一分钱办一所像样的正规大学。你看现在我们的‘蓝天’像不像大学?” 当然。望着十几层高的楼宇和应有尽有的校园设施以及同学们脸上挂着的喜悦的笑容,我只有这样肯定它。 王秀兰和她的“蓝天”大学所走过的历程,可以说是中国民办大学所走过的共同历程。 关于民间办学,在今天的中国似乎是件新鲜的事。其实中国是民间办学最早的国家之一。我们的孔圣人当年传教三千弟子,就是一种纯粹的民间办学。从世界教育史看,没有哪一国的教育不是先有私人开办学校而后发展到国立公办学校。可是具有悠久教育历史的古老中国,却在高等教育方面几千年来没有前进过几步路,直到100年前才有了西方传教士创议下的大学雏型。20世纪,封建买办制的国家体制建立后,我们的东方大国才慢慢有了大学,而政府控制和主持的大学则形成中国特色,并一直延续到80年代。中国教育史从这个年代又掀开了新的篇章。1982年，中国大地在改革开放的掌舵人邓小平的领导下，神州大地吹起了空前的崇尚科学、崇尚教育之风。那时国家久闭的大学门刚刚开启几年，而亿万青少年求学心切又因为高考“独木桥”太窄，无法满足他们对知识和文化的渴望，怎么办？全国99%左右的适龄青年人被挡在了大学门外，而刚从泥泞的苦难中走出来的中国正处在百废待兴的历史性关头。一线的同志们正忙着如何把散了盘的摊子一个个收拾整理，即使每天24小时连轴转也无法赶上形势发展的需要。 “中国的教育应该几条腿一起走路，尤其是大学，现在孩子们想上大学太难了，这对百业待兴的国家四化建设很不利，我们应该在办好国立大学的同时，向西方国家学习，依靠社会办些民办大学。” “太好了，我们又想到了一起！依靠社会办教育既符合国家宪法精神，也符合小平同志关于教育改革的步伐要加快的指示，得抓紧动手了！” 一日，时任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聂真和老教育家范若愚两位好友聚在一起，不约而同地策划起了一件后来被写入中国当代教育史的大事。 “民办大学在20世纪初期的中国产生过，但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真要把它重新办起来，没有一位既懂教学又能力强的人来挑这副担子，肯定不行。” “是啊，谁能胜任此重担呢？” 聂真和范若愚深思起来…… “有了，她准行……”聂真灵机一动，兴奋道。 “谁？是不是于陆琳？”范若愚猜测着。 “还能有谁？此事非于陆琳这位女将不可！” “好，我赞成，有她出面办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一定成功！” 聂真和范若愚两位老教育家异常兴奋，因为就在这一天他们为中国民办大学的诞生做了两件最重要的事，一是起了个好校名，叫做“中华社会大学”；二是为这个“中华社会大学”找了位好“管家”——于陆琳。 于陆琳是中国第一所民办大学的主要开拓者之一，在中华社会大学当了18年校长。于陆琳是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父亲于丹绂是中国科举考试的最后一批举人，后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成为中国官派日本留学生的总监，是20世纪中国著名教育家之一。女儿于陆琳的传奇，是从16岁被其共产党员的三姐于若木瞒着父母带到革命圣地延安开始的。延河水使这位北平女中的学生从此走上了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因为姐姐的缘故，她服从组织安排，回到了她原来读中学的北平，在清华、燕京大学从事党的地下工作，这个阶段她认识了吴晗、钱伟长、朱自清等著名学者，同时也被一位燕京大学的女教师的教德所感染开始对教育产生了毕生的兴趣。“小于，解放后你想干什么？”一日，随毛泽东、周恩来等来到西柏坡的邓颖超大姐问于陆琳。“我想搞教育，从幼儿教育开始……”于陆琳脱口而出。邓大姐用惊喜的目光看了看已经成了大姑娘、老战士的于陆琳，流露出欣喜之情：“好呀，这个选择好，你是女同志中第一个搞幼儿教育的志愿兵！”就这样，于陆琳的教育生涯便从筹办著名的北京北海幼儿园起步。这一起步便使我们的新中国教育史上多了位拓荒的“孺子牛”。于陆琳后来接受国家派遣，到苏联留学4年，回国后她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大学，成了北师大第一位教育系女主任。正当她风华正茂、事业有成时，“文革”的一场政治浩劫，使她不仅痛失爱人，也因此被打成“修正主义大特务”而痛失风华正茂的事业。粉碎“四人帮”后，于陆琳重新回到了军队，担任军事学院图书馆负责人。于是在聂真与范若愚两位的盛邀之下，使年轻时代就梦想毕生献身教育事业的于陆琳这位已年近花甲的副军职干部，重新燃起了青春的激情…… “行，干别的不行，但搞教育我愿意去。”于陆琳对聂真他们的盛邀一口答应。不过因为她是军事学院的要员，到地方兼职必须经院领导批准才行。 聂真只好找到时任军事科学院院长的萧克将军，经过一番“于陆琳如何如何工作全面，有办教育的经验和组织能力”的说服后，萧克将军摆摆手，大笑着对聂真说：我还不比你了解她呀？你们搞民办大学我支持，于陆琳可以一半时间在军事学院，一半时间去跟你们办学。 痛快。聂真从萧克将军那儿出来，满心欢喜地对于陆琳说，这回我们的“中华社会大学”一定成了。“于校长，上任吧！”聂真跟本来可以当女将军的于陆琳开起了玩笑。 他们都是在战火中走过来的战友和老上下级关系，聂真是我党办校的老资格革命家与教育家，抗日战争时期就在太岳根据地当薄一波同志的副手，解放后他奉命创办中国人民大学，是全国政协副秘书长。1982年夏的一天，聂真、范若愚、于陆琳等几位我党的高级干部在北京地安门东大街3号人民大学宿舍的一间地下室开了一次中华社会大学建校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重要会议，当时由聂真和于陆琳等11人参加了会议并作出了几项建校初期的重要决定，其中前两项分别为“根据学校情况，采取稳步前进的方针，设专业要重点突破，不要一下子全面铺开，成熟一个专业，办一个专业；第二项是学校的当务之急，申请编制，解决干部问题和房子问题”。第一项工作主动权在办校人手中，于陆琳他们立即着手开始工作，但第二项工作却碰到了连聂真、于陆琳这些身居高位的干部和老资格的革命家都感到棘手的难题——民办大学到底是什么性质？谁给它一条可行之路？这几乎是所有中国民办大学至今仍未解决的最突出的问题。 于陆琳他们也不例外。 “再难也要跑下来。”聂真等人看中于陆琳，就是知道她从不畏难。80年代初期的中国，虽然改革开放的号角已吹响，但在很多的人意识中还相当保守，特别像对待民办大学的问题上，其实即使今天在一些人眼里仍然将它视为“非法”，或者是“必须严格注视的”那一类行业，在他们骨子里的意识中认为，只有国家才能办大学，其它形式冒出来的“大学”都是些“地下”的非法甚至是假冒与诈骗。几乎所有的民办大学都不同程度经历过这样的境遇。中华社会大学无论从现在的班底(由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任校董事长，原煤炭部部长高扬文任学校发展基金会会长，现任国家教育部职教和成教司司长黄尧任学校副董事长)，还是创办初期的班底，都是清一色的老革命家和老教育家，职位都在部长级和军级以上，但他们仍没想到在中国办大学竟这么难，一切全因那个“民”字。民办民办，许多人就此把民办大学当作一些“无业游民”开的自家小铺，当成私营小贩。“除了想骗钱外，谁相信他们拼命是为了中国的教育事业？”革命了大半辈子，为了共和国出生入死无数回的于陆琳，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这样说他们民办大学。不是没有气愤过，可光气愤有什么用？就是因为中国过去没有民办大学，所以大家才对它有误解，如果我们真能像像样样地把第一所民办大学办好，不就是最好的说明吗？于是为了国家的振兴，个人受点误解何足挂齿！ 学校刚起步时，仅有的200元开办费还是从人民大学借的。每次开领导干部会议都要临时找地方。至今在中华社会大学校址附近的居民中还流传着当年他们经常看到的一帮干部模样的人总在大槐树下召开“部长会议”的趣闻。 年近60的于陆琳家住北京西郊红山口，每次进城得花一两个小时。到城里后，她又整日骑自行车走街串巷，去一个一个衙门磕头，到一个一个小庙烧香，当她和同事们辛辛苦苦好不容易搭起班子，招收到第一届学生、开完第一个开学典礼时，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有人提出非议：你们是私人办学，不能叫中华社会大学，你们是非法的，你们的问题不少，必须立即停止招生和教学。 “社会力量办学是写进国家宪法的光明正大的事，凭什么说它是非法？我们为国分忧何罪之有？”于陆琳愤笔疾书10万余字，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等领导同志写了一个关于依靠社会力量办好民办大学的报告，以求得一个说法。 年近80依然天天上班的于陆琳校长对我说：那些日子里，她和同事度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有人一心想把民办大学当作非法组织加以取缔，这是我们民办大学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我和大家真有点夜不成眠的味道，白天要管学校，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事，晚上和节假日就开始‘活动’，争取各界支持，后来总算等到了希望……” 彭真委员长在于陆琳的报告上作了批示：“要鼓励社会各种力量按照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举办各种教育事业，国务院有通知、法律有规定的，从来信和材料看，这些老同志协办的中华社会大学应予支持。”没多久，委员长还为了表示对民办大学的支持，特意亲笔为“中华社会大学”题写了校名。 那些骨子里喜欢在任何细胞中都想发现“阶级斗争苗头”的人该收场了。然而有人并不甘心，至今仍扬言道：要不是有个于陆琳，我早就把“中华社会大学”收拾了！ 像于陆琳这样的“通天人物”在办民大过程中都这么难,其它的民办大学就更不用说它的生存与发展是何等艰辛！ 可是再难也难不倒于陆琳他们。虽说中华社会大学是“私立”，但它是一批老教育家、老革命家用自己的“个人资源”创办的，他们始终没有把办学与谋取个人私利划等号，相反就像当年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一样，追求的是一种事业，是一种忧国忧民、爱国爱民的使命感。 “我们学校的这些人，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或者退休后也是不愁吃穿的高级干部、高级教授，然而大家到‘社大’来都是为教育事业做贡献，外人不理解我们，以为办私立大学就为了从学生身上骗钱。建校十几年来，他们求什么？什么都不求，就希望能在中国高等教育事业上闯出一条新路，能为千军万马闯独木桥时开辟出一条立交桥让孩子们通过，这就是我们这些老同志办‘社大’的目的。”2000年春节期间，于陆琳老妈妈在北京西城区一条叫簸箩仓胡同的中华社会大学校长办公室接受我采访时，掏出了这一番滚烫的话。 功夫不负有心人。仅用几年时间，中华社会大学便建立起办校的特色，首先他们抓住教育质量这个根本，每年聘请首都各大名校的教授、副教授和专家，任课人数多达300余名。这么多高级“教书匠”任课，在一所中大型正规国立大学里也是很少的，中华社会大学却做到了，并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其次他们的课程设置培养有自己的特色，既考虑像国立大学所设置的基础专业课，同时随时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不断设置社会实用型人才的专业。比如他们在80年代中叶面对许多国立大学不常见的国际金融、市场营销、饭店管理、电子技术、食品营养、涉外会计、电影艺术、法律文秘、工艺美术等专业，他们都率先开设了，并且成为后来让国立大学经常前来取经的名牌与特色专业。中华社会大学如今已经走过了18个年头，从当初“无资金、无校舍、无教师”的三无学校，发展到今天已海内外闻名的中国现代民办大学，在校生常年保持在2000～4000人左右，他们正在筹建学校的硬件，开设的学科达十几门、几十门专业，为社会提供大专以上学历毕业生超过10000名，还有大批短期培训的实用型人才。他们的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合格率一直在60%～70%以上，为全国民办大学前列。据追踪调查，该校毕业的学生95%以上得到就业，并有不少人走上了政治、经济、文化、金融等战线的领导岗位，有些毕业生的个人实用能力和综合素质高于国立大学，故而连年被北京市政府评为“社会力量办学优良学校”、“民办教育先进学校”。校长于陆琳被教委评为“全国优秀教育工作者”，获“民办高等教育创业奖”等荣誉，受到领导同志的接见和赞扬。在中国的第一所民办大学采访中，令我非常意外的收获是，我看到了该校保存完好的历届毕业生们写给学校的许多留言，我感受到了于陆琳他们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的魅力所在。 于陆琳和她的中华社会大学的成功，为中国民办大学树立了典范。从此，中国的大学不再是国立一种样式了，民办大学如雨后春笋般在祖国大地纷纷崛起。1997年底,中国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达到1282所，在校生人数高达400多万,与国立公办大学的在校生几乎相等。国家对民办大学的政策也多次以法规的形式作出相应规定,提出了“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16字方针。国家在世纪之交制定的《21世纪教育振兴计划》中明确指出：“今后35年,基本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共同发展的办学体制”。 有人曾这样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高等教育不发达,而百姓对教育投资越来越热衷的情况下,民办大学既可以缓解众多想上大学的人们的急切期望,更重要的是对稳定国家大局会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在调查和考察了那些办得比较好的民办大学后,我才真正感受到这位人士所说的话的分量。 在西安,有位一直关注教育的民办大学校长曾经作过一个统计:80年代中叶起,由于考大学越来越被重视,百姓家庭和学子们把高考当做改变身份和命运的唯一“龙门”后,在每年8%以外的那些没有考上大学的落榜生中,从此丧失理想与追求、马马虎虎找个活干混日子,甚至不惜用青春去赌命犯罪的比例一年比一年增高。 “那几年,西安古城墙下年年都会听到有孩子因为高考落榜而绝命或者走出家门从此再没有回古城的惨剧。特别是我听说有个女孩子因为没考上大学而到一家旅行社工作时,有人奚落她落榜,这女孩子脸皮薄,结果自尽在小时候常走的那条小路上……听说这件事后,我发誓要为那些落榜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们办所民办大学。”说此话的这个人后来真的成了西安一家知名民办大学的校长。今天当我们走进他的那所大学校园时,真想不到竟然在中国也会有像美国哈佛大学那样了不起的“东方哈佛”。 在古城西安南郊的翠华山下,一片占地600余亩的宽阔绿荫里,耸立着一座具有东西方建筑风格的现代化校园,它就是目前拥有13000多名全日制学生的西安翻译培训学院。 13000名全日制学生是个什么概念?它与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本部在校生不相上下。看一所学校“香火”旺不旺，首先是在校生的数字,这是最硬的“第一指标”!1998年这所民办大学的招生数达6800名!西安翻译培训学院的98级学生是北大当年新生人数的近一倍!高考分数500分以上的就有1200余名!该数据显示出，西安翻译培训学院招收的学生有相当一部分是原本已经进入“一本”录取线的好学生哩! “救助上不起学的穷孩子是希望工程,全社会都应当关注。高考落榜生上不了学,犹如烧了七八十度的水,如果给他们添一把柴,让他们在民办大学里继续深造,他们就可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高等技术人才,他们同样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这就是我梦想实现的第二希望工程!”丁祖诒这位浑身上下散发着力量的西北汉子,在当年团中央刚刚发起“希望工程”这一伟大的公益活动时,他从山区失学儿童痛苦的脸上,看到了比那些幼稚与贫困交加更令人心颤的大批大批城市和乡村的高考落榜的大孩子们,丁祖诒觉得比起山区那些失学儿童,城市和乡村的这些上得起学而进不了“龙门”、从独木桥上落下水,甚至从此被命运“淹死”了的大孩子们更惨,更叫人揪心与焦虑。水烧至七八十度已开始沸了,加把火就是开水,熄了火就是生水,人才难道不是这个理?我要搞救助高考落榜的“第二希望工程”——丁祖诒从此与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铺筑起一条通向“第二希望工程”的金色大道。 西安翻译培训学院的诞生与它的发展,正是丁祖诒这个帮助千千万万家庭和学子们圆大学梦的中国教育的“第二希望工程”。 “我选择了办翻译培训学校,是因为一方面我身处古都西安这样一个著名旅游城市的缘故,更重要的是我知道圆大学梦对中国的女孩子来说要比男孩子更重要、更不易。封建意识仍然笼罩着中国百姓思想深处和社会各个细胞,因此高考对那些落榜的女孩子的打击无疑是最不可忍受的,她们本来就脆弱的心灵以及细嫩的皮肉怎能饱受严霜与冰雹的摧残?或死,或永远在他人面前低头,或一嫁了断理想,这是人性最痛苦的命运!谁能理解和理会我们的花季少女的内心世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首先选择办翻译培训学校的基本思路。每每看到我们学校里7 0 %以上的女学生健康美丽的一个个活泼可爱的身影时,我有种比吃蜜还甜、比吻花更醉的感觉……” 能不甜蜜与醉心吗?从“西译”走向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女孩子们几乎无处不在，有位诗人把“西译”学生比喻成绽放在中华门户的美丽花朵,因为“西译”女孩的专长就是懂外语。然而“外语+专业+现代化技能”才是“西译”毕业生们真正的特长。 1999年,“西译”的又一次毕业招聘会上,应届的2000多名毕业生,5月份就被前来上门“要人”的168家中外“三资”企业一抢而光。丁祖诒和他的同事们再一次高兴地跳了起来:“西译”——中国的“哈佛”!“西译”中国的不败! 三千多年前,中国的孔圣人开启了中国的儒学教育，三千多年后的又一批中国人,借助改革开放政策,用短短几年十几年时间,成功地创办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办大学。几乎没花国家一分钱,就为国家建立起了1282所民办大学,培养出近千万各类高级人才，就在人们为这了不起的成就欢呼并祈祷的时候,我们常常还听到和见到下面这些不该有的情形—— 四川籍学生李小平,1994年高考落榜后来到了广州打工,在一家私营业主的皮革厂干了两年苦力,别人干一份工作,他李小平干两份活,李小平有个始终扔不掉的念头,那就是他还想上大学。在广州呆了一段时间后,他听说有不少“大学”不用考就能上学,于是他就想干足两年苦力,积蓄一笔可以上得起大学的钱再圆自己的梦。两年苦力干下来,李小平积蓄了14000元钱,于是他满怀兴致到一所校牌比清华大学的校牌还要气派的某某大学报名。李小平走进校门,费了半天劲也没有找到哪间房子是“招生办”，转了半天才在一块挂着“校长办”的房间里打听到原来“招生办”就在“校长办”里面,整个“招生办”连人带设施就那么一张桌子和一个工作人员。 “带来了没有?”那工作人员倒是蛮客气的,见面就问。 李小平第一次跨进“大学门”，内心充满了诚惶诚恐,他一听便赶紧把口袋里的证明材料包括他两年前参加高考的分数单拿出来交给那位招生“老师”。 “这有什么用?我问你钱带来了没有?”对方有些不耐烦了。 李小平一下明白过来,便手忙脚乱地从口袋里掏出钱来。 “一学期9800元学费,加上住宿费4000元,先交13000元。” 我的妈呀,13000元呀!李小平当时的手都有些抖了。交完学费后他口袋里就剩1000元了。上了大学吃饭怎么办? “拿着，这是课本和校徽。” 李小平接过几样东西,觉得好像还应该有什么似的。可那个招生“老师”就再也没有理睬他,说了“往前面的拐角处有栋平房,第三间就是新生的宿舍”后,便开始埋头点钱。 “学生宿舍”找到了,进去一看,李小平感觉与自己以往打工住的地方好不了多少。八个人一间,除了一张硬板床和一个脸盆外,什么都没有。反正是打工出身的,李小平心想别的同学能凑合,我也可以对付。乘着老同学们还没下课回来,李小平迫不及待地取出闪闪发光的校徽别在胸前。那时刻，李小平好激动,眼泪都流了出来,因为从此他也成为一名大学生了! 傍晚,同宿舍的同学们开始拿他取笑:“又一个受骗者光荣地加入了我们的行列。”“怎么是受骗?我不是,我是交足了学费的,学校也给我正式注册还发了校徽!”李小平分辩道。 哈哈哈……宿舍里又一阵狂笑。“你是交费了,而且交的比我们还要多,但……以后你自己会明白的。”同学们不想跟他多说,因为那个像监工似的“导育老师”又出现在他们的宿舍门口…… 开始正式进入上课了,李小平学的是企业管理专业,第一次上课他就感觉很不舒服:教室倒是大得很,但就是太不像教室了,20几个学生在里面仅仅占了一个角边,其余的都空着。下课后他悄悄问同学这是教室吗?同学告诉他,这间房子原来是屠宰场的一个主操作间。 什么什么,我们在屠宰场上课? 这有什么奇怪的?我听说另外一所“大学”的教室就设在一个“收容三陪女”的收容所哩! 李小平真的感觉自己被骗了。不行,我要退学! 想退学?才上几天就退学?可以嘛,但学费是不能退的。 为什么? 这是有规定的,噢你想进就进,你想退就退?这还叫上大学吗? 可你……你们这儿像大学吗? 哎,你说大学是什么样呀?你给大家说说你进过的大学是什么样呀?我们倒想听听,你说呀! 李小平被“老师”问傻了,是啊,大学是什么样?他回答不上来了，反正我要退学。 退吧,你签字后我们就给你办。还是一句话:钱是不能退的! 无奈,因为钱不能退,李小平的“大学”最后也没有退。他心想反正自己上大学是来混个文凭的,混吧,混到毕业再说。 但李小平最后还是没有“混”到预期的三年学制。第三年开学时,学校又让交一万多元学费及其它费用,债台高筑的李小平已经再也没有力量了。看到不少同班同学能办“提前毕业”手续,李小平也找到校方。 “老师”对他说:“可以办,但得把最后一年的费用交了。” 身无分文的李小平急了:“我就是因为没有钱才要求提前毕业的,哪交得起那么多钱嘛!” “交不起钱,你叫我们怎么给你办毕业手续?总还得正规点吧!” 正规?李小平不无讥笑。 有什么好笑的?你以为办个毕业证能那么随便?“老师”一脸严肃相,回头到“校长办公室”叽叽咕咕一阵后,对李小平说:经过“特许”，你可以交一半的费用,我们就给你办毕业证书。 李小平回到宿舍一琢磨:比起再白白浪费一年时间和一万多元钱来,这一招还是多少沾点便宜。好吧,就这么着。第二天开始,李小平用了一个星期时间,到同来广州打工的四川老乡那儿借了5000元钱,换回了一张某某大学的“毕业证书”。 有了“大学毕业文凭”的李小平自以为可以趾高气扬地参加那些高薪单位招聘了，哪想到他的“文凭”原来一文不值。 “这是什么大学?听都没有听说过。不要不要!” “是民办大学的吧?不要。我们招的都是正规大学的。” “什么破文凭,连擦屁股纸都不如!” 一次又一次招聘现场,李小平被人一次又一次地嘲讽与讥笑,每当被人嘲讽一次,他的那只拿“某某大学”毕业证书的手就剧烈地抖动。 终于有一天,李小平在参加一场招聘会后颓唐地大哭起来,发疯似的把那张他曾经引以为自豪的“大学毕业证书”撕得粉碎,然后擦干眼泪,飞步冲到那个骗走了他两万多血汗钱,又浪费了他两年多时光的“某某大学”校址,抡起一根铁棍,将“校长办公室”砸了个稀巴烂。后来李小平被关进当地派出所,在那间又潮湿又灰暗的小屋里,彻底地粉碎了他的大学梦……王心田是个老实巴交的工薪阶层,四十来岁时妻子才生下宝贝女儿丹丹。可是丹丹所在的城市没有一个像样的好学校,丹丹从小娇生惯养,根本没有把上学读书放在眼里,稀里糊涂上完了高中,那年高考的分数下来不到400分。不用说,大学的门与丹丹无缘。老王着急呀,赶紧给找工作吧,托张三找李四,好不容易在一家百货商场找了个售货员差使。丹丹一听就摇头，说我才不去呢。老王瞪眼问,那你想干什么呀?女儿回答,我想当模特,每天可以穿新衣服,钱还拿得多。看你疯吧!老王气不打一处来,又给女儿到处奔波了几家单位,人家回答得很干脆,我们只招收大学毕业生。这事对老王触动很大,看来孩子不上大学以后的饭碗都成问题呀! “丹丹,我看你还是去上大学的好,要不今后连口饭都吃不上。”回家后,老王对女儿说。 “让我到复读班去再上高三?”丹丹把头摇得像拨浪鼓，“不去不去!” “不去你就死在家里!”老王从没跟宝贝女儿发过这么大的火,这回他是真急了,眼看着不大不小的黄花闺女整天呆在家里游手好闲,他老王只怨自己没长本事,若像人家有权有势的什么局长、厂长的哪会为儿女工作的事发愁? 有一天,老王在大街上正琢磨着丹丹的事,突然有人塞过一张印得很漂亮的纸。走累的他拿起那张纸想垫屁股用,蓦然纸上的一行大字勾住了老王的眼睛: ×××大学不用考试先入学 国家承认文凭保你工作好找 有这样的好事?!老王以为自己的眼睛花了,不对呀,这“招生简章”上是这么说的呀!老王看完那张×××大学的招生简章,飞步回家将“天上掉下”的喜讯告诉了丹丹和她妈。 就这样,尽管丹丹内心不怎么情愿上学,但还是遂了老爹的心愿到距老家百里之外的某市的×××大学报了到。 那个学校不算小,老王第一次走进挂有巨幅标牌的大学门,也头一回见在熙熙攘攘的马路边上,一对学生竟然旁若无人地搂在一起亲嘴。 “我就要看嘛!”老王想把丹丹赶紧拉开,宝贝女儿竟然嘻嘻哈哈地要看热闹。 老王把丹丹送进这所“大学”后,心头一直抹不掉那对学生旁若无人地搂在一起亲嘴的情景，联想到女儿丹丹的疯劲,他越想越后悔。开始几个星期里老王每逢周五就乘车去一趟学校,看看丹丹有没有变坏。后来他的多疑,连丹丹都烦了,知道老爸来了就有意躲着不见。没法,女儿是上了大学,可老王却像丢了魂似的整天坐立不安。 更让老王不放心的是竟然在放暑假时,丹丹打来一个电话,说跟一位家在哈尔滨的男同学上东北去消暑旅游不回家了。 “喂!喂喂!”老王还没顾上说一句话,可气的女儿就把电话挂了。 假期很快过去了,新学年又将开始。老王正准备给女儿送学费时,突然电话里响起丹丹的哭声……当晚,老王火速赶到学校，当看到自己的女儿躺在七零八落的宿舍里泣不成声的模样,又从一个女同学那儿得知丹丹丢人的事,老王火冒三丈地找到学校校长。 “你们是什么学校呀?我们把孩子交给了你们,可你们倒好,男生跟女生同住在一个宿舍你们也不管,现在出了事你们得负责!”老王把愤怒的唾沫喷到了那个油头粉面的校长脸上。 “什么什么,我们还没有追究你家长的责任,你倒好,竟然把屎盆扣在我们头上!老实告诉你,根据我们学校的章程,你女儿的越轨行为,是要开除学籍的!” “你凭什么?” “就凭她在学习期间与男同学发生性关系,并且导致堕胎的严重事件!” “好,你开除好了!我去告你这个狗日的学校!” 丹丹真的被学校开除了。老王也真的到市里去告了这个学校。但有关部门告诉他并且埋怨道:谁让你把好端端的孩子送到一所不正规的民办大学? 什么?民办大学不也是大学嘛,难道他们就没人管了? 管是有人管,可他们毕竟不是正式大学,管理上的缺陷是难免的,我们想管也管不过来呀。 老王赔了金钱又赔女儿,最后落了个水中揽月一场空。他气得逢人便说:“老子以后的百代子孙再也不上这类糊粥大学!” 肖杰老师原来在贵州一个偏僻的专科学院当助教,因为他太渴望大都市的生活与时尚,所以被沿海某市的一所民办大学招聘为教师。在录用时学校说得很好听,住房、户口甚至将来爱人的工作关系都“统统可以解决”。于是肖杰就一纸文书,辞掉了原先的铁饭碗,只身来到某市的这所民办大学。 起初的感觉很好:美丽的海滩,高高的楼群,宽阔的马路,时髦风流的女人……总之,比起那个又穷又偏远的贵州小山城,肖杰觉得有种一步登天的感觉。 教学工作很紧张,每个教师每天的课完全是超负荷的安排。 “我们的待遇是以效率来计算的,每人必须每天上足8至10课时的课,才能拿到你的基本待遇。”老教师悄悄透露给他。 肖杰对此没有疑议,但每天上完课后的感觉是连吃饭的力气都没多少了。给大学生教书可不像为小学生上课,得给大家思考和探索的空间呀! 教研组会议上,组长这样回答肖杰的看法:不错,我们都给大学生上过课,但那是在公办大学,你现在干的是民办学校，本来应该是三个教师的课,在这儿绝对不会给你安排两个人任课,这叫“效益”，懂吗? 后来几个月肖杰荣升为班主任,看到学校公布的“学期教学计划”上有一串长长的选修课目,他便开始为学生们张罗起来,以便给广大学子们更多一些知识与拓展。但当他辛辛苦苦筹备齐全,准备开“选修”课时,教务处处长把他叫到办公室责问道:谁让你擅自增设教学内容的? 肖杰摇摇头,没有啊! 哪你在忙什么? 我给学生们安排“选修课”呀! 瞎胡闹!什么“选修必修”，这儿只开能够对付得过去的课,其它的什么都不开! 哪……学校的教学计划上不是明明写着嘛? 写着又怎么啦?写着又不是给你看的,是专门给检查我们工作的那些人看的呀!你当什么真?上什么心? 肖杰最后实在忍不住要告别他工作的那所民办大学是因为下面这件事: 那年他所带的计算机专业班已经到大二下半学期,这时一位校领导领来一个学生到他班上,校领导说这是个插班生,让他好好带。 “你以前上过哪个大学?”肖杰问那孩子。那孩子摇摇头说没有,只上过高二。为什么没读完高三?没劲,我不爱读书,要不是老爸逼着,高中我都不想读。什么?这上大学的事肯定也是你父亲硬逼的?是啊,他不用鞭子逼着我才不来呢!你插班到大二怎么能跟得上呢? 谁知道!反正我老爸说,到这儿早点混个文凭,好给我在派出所弄个民警当当。因为明年有指标,而且现在招收民警至少也得有个大专文凭,所以我老爸着急把我弄到这儿的,嘻嘻,老师你该明白了吧! 肖杰怎么也不明白。不管公办还是民办,我们总还是一所大学呀!怎么能这样不负责任呢? 他满以为自己一番道理可以把校领导说得回心转意,哪知人家反问他:你知道我们在这儿办一个近千人的学校靠谁给你“站岗放哨”?公安呀!没有他公安局长给你点个头,你这个从贵州穷山区来的人怎么会落户到美丽的海滨城市?学校离不开他,你肖杰也离不开他呀!他提出给儿子“混”个文凭开开绿灯,我们怎么好一口回绝? 肖杰还是不明白,校领导说,我们是民办,民办民办——“明”白了就能办!这个你知道吗? 肖杰终于选择了离开民办大学。 其实以上事例,在民办大学里并不少见。这仅仅是整个中国民办大学这面多棱镜中的一个棱面而已。有人用这样的话评价过一些民办大学:说除了牌子大、收钱数目大、再就是水分大。到底如何，还是让我们实地走一走便可以获得出人意料的发现。 有一个曾在三所“大学”沐浴过的学生这样描述他的经历:他第一次上的那所大学是在一个工厂的旧仓库里度过了一年零四个月的“大学”生涯,那座原来生产半导体的工厂自80年代以来没有市场就一直闲置着,工厂的工人大部分下岗回家了。厂里有一位原来搞外销的“爷”，有一次在咖啡馆里跟一位在教育部门工作的同学聊起厂里的情况,那老同学说我现在正愁没地方,能不能把你们工厂的大仓库租给我用?我给你们厂子租金呀!半导体厂搞外销的“爷”说：你有钱，我们还有办不成的?说吧,你租我们的大仓库干吗用?老同学告诉他办大学用呀!“爷”一听乐了:你别逗了,办大学能到我们那个破厂子?老同学拍拍“爷”的肩膀:这你就不懂了吧?现在什么都改革开放了,就不能把大学办到你厂子里去?“爷”觉得自己真是少见多怪,便问:那你办的是不是职工大学呀?老同学告诉他,现在广大工人老大哥都下岗了,还有谁去办职工大学?那不等于白花钱培养有知识的“下岗老九”?我是办大学,就是专收中学毕业而没有考上大学的高中生的那种大学!“爷”一听很惊讶,说这样的大学你怎么好自己办呀?老同学一阵窃笑:你这个“爷”呀,现在除了自己不能印钞票外,啥事不能干?我个人当然不好办大学了,可现在政策允许社会和民间的力量办大学,这叫民办大学。我在教育部门工作当然不好直接出面,但我知道政策呀,我可以给你找个什么“协会”、“学会”和研究机构不就成了,你们厂如果能提供地盘,两家一合作,再到有关部门一审批登记,大学不就成了!“爷”真像听了一出“天方夜谭”,回厂后跟回家休息的厂长一汇报,厂长乐得屁颠屁颠的,说只要给钱,让我叫他爹都成,别说办大学了!事情就这么简单,因为有教育局工作的这位老同学当后台老板,“爷”的这所大学就很快批了下来,昔日关张多时的半导体旧仓库经过一番粉刷,再在大门外换上一块“××大学”的牌子,只有初中毕业资格的“爷”摇身一变成了主持日常工作的常务副校长,而他招聘来的那几十位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的退休教师则成了受他指挥棒管理的教职员工，有的甚至还当了彻头彻尾的跑腿。 无独有偶，某民办大学现在已经在北方某大都市办得红红火火,据说在校的学生超过了一所省级中等大学的在校人数。我原先从来没有听说过在这样的城市里还有这么一所“名牌”大学，是一位正准备筹办大学的朋友说起办大学的兴趣时谈到的,那眼神里充满了对这所“名牌”大学的敬羡之情。下面是他的话:老实对你这位朋友交个底,我本来以为办大学搞教育是只有国家才愿意干的苦差使,哪想到时下成了好多聪明人抢先占领制高点并获得“短平快”、致大富的绝顶好路子呀!你知道某某大学的老板现在手下多少学生了?几千人哪!几千人是什么概念?给你算算账: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加生活杂费就算一个整数一万元吧,1000人就是1000万元!一般大学生从入学到毕业都在三至四年吧?这就是三四千万元!你问投入?哈,投入个球!他学校校址是租的,教师大部分是聘用离退休的,一年用于教学上的所有支出能达到1/3就是多的了。问题是这所学校现在越办名声越大,仅今年新招生就超过上千人,老生新生加起来已经三四千人了!我在他们开学时偷偷去“侦察”过几次，你要是看到他们十几个人一起组成的“收银娘子军连”的盛况,你准会眼睛发光!光银行派来收钱的警车就有三辆,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就有上百人!“收银娘子军连”的小姐女士们收来的学费一转眼就是一麻袋一麻袋的,你们知道他们那老板赚了多少?说出来都是天文数字呀!民办大学不赚钱的是傻瓜,但像人家这么会赚大钱的人也并不多。他的奥秘就在于他会玩,玩得那些一心想把自己儿女培养成大学生的家长们打破头主动给他送钱去!其实他玩的招数不算高,招生时他说他的学校可以是双学籍,即美国、英国也承认其学历,这下把中国很多想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国外留学又一下送不成的家长们的心给勾走了。一般中国家庭又没有海外关系,把孩子送到国外留学想办也难办成,再说到国外留学最便宜的一年少说也是四五万、八九万元人民币,而现在不用出国，仅花不足几分之一的钱就能念上“外国”文凭,这样的好事谁不动心?于是成百上千的家长带着子女疯了一般地来到这所学校报名上学。你问那学校的“双学历”是不是骗人?不是,人家可是真的,都什么年代了,再玩那种睁眼儿瞎套白狼的事只有老土才干此勾当。能办学校尤其是能把学校办得轰轰烈烈的人可都是高智商的人精哩!高智商的会玩与骗子是两个概念。办这个学校的人会玩在于他们确实满足了一部分中国人追求大学追求门第追求“洋文凭”的虚荣或者说是某种需要吧。你想弄清楚他们的双学历是不是真的?绝对是真的。问题是人家把这事办成了,办得学生和家长们明知将大把大把的钱白送给了人家还要谢谢狗日的办校人的荒唐事竟在我们中国层出不穷。起初我跟你和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明白,在西方许多国家里,办学包括办大学在内的事就跟开公司一样,你只要有一点钱就可以去申请,而且西方的学校民办和私立的要比公立的还多。我们现在见到的那些在中国百姓面前玩所谓“双学历”的高智商者大多在国外留过学,或者在国外有熟人朋友,他们甚至不用出国便可以到某某国家注册一个让中国人听来很有历史的洋名，如“圣得堡”、“艾伦斯基”的洋学校,这个学校本来就是他的,再出点钱让官方出个咨询证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合法地在中国招生、发学历文凭证书了。到这一步还不够,高智商者明白有些中国家长的智商也不算差,会提出既然“双学历”就应该在相关国家享有留学上课的权利。于是高智商者早已想到和做好了这样的工作:他们利用国内招生收来的大笔钱财,再跑到国外与那些我们中国人熟悉或者不怎么熟悉的名牌大学进行合作办学的“洽谈”——注意,这样的“洽谈”总是以双方皆大欢喜而告终,因为国外的大学无论是名牌的还是非名牌的,他们的显著的特点是:你只要有“美金”，什么事都能办成。更何况,许多国外大学的生源本来就是一个头痛的问题。中国人居然把滚滚而来的生源送上门去,那些黄头发蓝眼睛的校长们高兴还来不及呢。OK，OK!于是,中国的高智商者就这样轻轻松松、安安全全、合合法法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土上办起了又有中国文凭又有洋国文凭的“双学历”大学。 这等披着“洋皮”的“大学”，是目前中国民办大学中最火的一类。 我认识一位孩子正在“洋皮”大学里读书的家长,他告诉我,他是私企的老板,把去年高考没有考上的千金送到这所学校后,挺满意。“首先是我女儿的大学梦圆了。孩子从小学到中学,念书念得太苦了,眼镜近视到一千度。照中国现在的高考分数线和录取要求,她这辈子怕是没有机会上大学了。可孩子不上大学以后让她怎么在社会上立足?我们做家长的,辛辛苦苦图个啥?还不是为了后代!可说实话,送一个女孩子到国外上学咱又不怎么放心,钱是一个方面,最主要的还是牵挂。听说这儿有不出国就能学到两种语言,拿到两国文凭的学校,就是让我拿出双倍的钱我也愿意呀!我觉得值得嘛。再说,我的孩子现在可比以前活跃多了,外语好不用说,社交能力也增强了,最重要的是她的心境开朗愉快了,不像以前一提到读书像让她上刑场似的。看到孩子如此健康成长,我觉得比什么都强。不瞒你说,就是因为我看到孩子上了这样的大学出现了我意想不到的结果,你再让我拉她出来上北大清华,我也未必同意。这是真话。信不信由你。” 我不敢不信。但我不敢全信。因为我了解了另外一所类似的披着“洋皮”的大学的情况。 这所大学也与我同一个城市，但一般人不易找到,因为它在很偏远的市郊,校名的牌子不像一般院校把牌子挂在围墙外的大门口最醒目处，这个学校的牌子倒像我们常见的那些“商社”一类,挂在了一座写字楼的某一层的一间房门上。这样的大学与其说是“大学”，倒不如说是招收学生的公司更准确。有一位在这所英文名字很好听但翻译成中文怎么读都别扭的D国学校上过两年学，后来不得不再度转学异国的学生，无奈地告诉我很多有关这类学校的“秘密”:这样的学校,一般都是由在某一国工作或者从事商务的华人与当地的商人或教育机构联手经营，说穿了应该叫作“联手骗钱”。事情就这么发生过：某家长把自己没有考上大学的孩子送进这样的“洋大学”，一交“学费”就是十几万元。孩子进“学校”一看，奇怪，怎么既没有操场，也没有围墙，只有一个大仓库式的大教室。教的课程不中不洋，不古不今，总之老师们说这是未来世界潮流的“前卫课程”。可怜的学生反正不知道什么是洋国家的前卫，什么是古中国的保守，跟着听跟着学，最后拿一个别让父母瞪眼臭骂的文凭就是了。但“洋大学”因为不是真正的“洋大学”，所以早晚要露馅，学了不到两年，家长被告知，必须再拿十几万元，然后转学“某某国”去接受正式的洋大学教育。家长不能不信，也不能全信，因为“洋大学”要把自己的孩子“叼”出去可不是闹着玩的，便把孩子叫回家详问到底两年学了什么？到底“学校”内情如何——在这之前，该校打着“封闭教育”的幌子不让家长和外界参观他们的内部管理，声称这种“先进的教育方法不能给中国的学校学去”，故而让家长们谅解。为了孩子好，家长们还都能理解并满足校方的要求。但详问孩子后，家长一听就急了，这哪像是学校，整个是在糊弄人！气一来，就找到地方教育局。教育局说我们这儿从来没有这个“洋大学”来备过案嘛！家长不信，说人家在招生时有我们中国方面发的“照”。什么“照”？教育局官员起了疑心，一追查，原来这个“洋大学”还真有“照”，不过是他们作为某跨国公司在中国经营的许可经营执照，至于作为跨国公司在D国注册的某某教育机构则没有在中国有任何注册。所以这个外面只挂公司牌子的“洋大学”，其实在中国的招生收人和教育管理都属非法。可是因为有当地的中国人在某些方面运作周到，它竟然可以理直气壮地搬出一套在中国境内合法办校的证据。他们说他们与某某民办大学是“合作关系”，不信可以看看“签署的文本”。没错，是那么回事。“气死我也！”家长们有气只好往肚子里咽。事到如今，还能怎么着？人家说了，你愿意跟我们一起走，就把孩子送到D国完成两年学业，拿个D国文凭回来，中途休学则不能怪我们。狗日的，民办大学为什么这么乱呀？家长骂了半天仍没辙，只好如此。 三来五往，民办大学到底怎么回事，在中国简直有点像谜一样，外人谁都不清楚。我采访过几位民办大学的优秀学生,当我请他们谈谈自己对当一名民办大学学生的真实心境时,他们的真言坦露叫人听后很吃惊。有位后来还拿到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的民办大学学生对我说：“不瞒你说,我在民办大学的三年里,心里始终没有停止过流泪,记得我在高考未被录取后无可奈何地走进一所民办大学时,我流了第一次泪,这泪是我自己感到从此自己比别人低一等的开端;后来在开学典礼上,当学校校长在台上气昂昂地向我们台下的一百多位大部分是高考落榜生大声宣布从现在开始你们就是大学生时,我的心就像被人用刀捅了一下似的,眼泪忍不住再次流下,我发现在场的所有同学没有一个人听到校长说这话时抬得起头的。第三次流泪是在三年的民办大学毕业典礼上，当老师向我们颁发毕业证书时我又一次掉了泪。这一次流泪是我看到手中的毕业证书怎么看怎么别扭时流的泪,因为我知道这样的毕业证书虽然老师和校长一再强调也是‘国家承认’的。可国家是个空泛的概念呀,我知道拿这样的学历文凭就是到一个小工厂、小企业,人家也会看一眼就朝你摇头的。这样的学历文凭证书只能带着我的那种‘次大学生’的屈辱烙印。所以我发誓争取重新拿回一份真正的大学毕业证书。当然,我后来拿到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证书,也有前面那张国家承认的文凭的功劳,不然就不可能直接获得硕士研究生的考试资格和学习机会。一句话,民办大学,对那些无路进入正规大学的学子来说,它是一座通向理想彼岸的‘竹梯桥’——因为那些高考成功者走过的虽然是‘独木桥’,但终究独木桥是木头做的,走在上面是踏实和坚定的，然而‘竹梯桥’不一样,即使你踩在上面也有几分恐慌与不安……” 这位学生所说的,正是中国民办大学目前所处的地位——想爱你但很难激起情绪与热情。如果碰上那些本来就专门想坑你、害你、赚你一把的学校,那民办大学的招牌就大打折扣了。 在京郊一个颇显蛮荒的地方,有所民办大学的分校,我去采访的前些天,学校有两位女同学没请假就擅自溜出了校门,至于干什么去了,谁也不知道。急得校长、班主任满城找,最后不得不求助于派出所。民警一听两个女大学生“失踪”快20多小时才来报案，就问校方：“你们是怎么回事?现在社会治安这么乱,你们想拿孩子的命当儿戏?”好在这两个女孩子后来自己回到了学校,一场虚惊就此解除。但事隔一个多月后,派出所民警找上门来,说这两个女孩生活不检点,与一帮卖淫的团伙有染。这事再也瞒不住了,可学校却坚决站在女孩子一边说话,与执法部门进行了长达数月的争执,并且拿出各种可以证明这两位女生“一向是优秀学生”的人证物证,最后竟然使这两位有卖淫嫌疑的女生换来“一身清白”。据说校长后来亲自出面跑了外省的几个民办大学又花了一笔不小的钱,悄悄把这两位女生转出了自己学校。“民办大学啥都不怕,就怕不好的名声传出去。”一位民办大学女校长对我说。她说她当时与几位同志联手办大学至今,什么事都没有难倒过她,可惟独因为学校出现过一件凶杀案件,因而生源像滑梯似的连年往下掉,一直到最后连教师和员工的工资都难以发出去。她说本来学校也是一个小社会,学生们并非生活在真空里。正规大学出一件再严重的凶杀案或者强奸案,大家听听也就过去了，可在我们民办大学就不行了,有人若把出过的案件那么一说,生源马上受影响。她说她的一位关系不错的另一个民办大学校长也吃过这样的苦头,那学校一直办得非常不错,生源也连年很旺,那校长还因为依靠社会力量办学办得好而当过省人大代表,获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但就是因为有一年学校里出了一起恶性强奸案，第二年这个以财会专业闻名的民办大学,一下陷入困境,女生们纷纷转学,新生和家长们一听，原来那起强奸案就是这个学校啊,即使交了学费的也坚决要求退学。 “生源是我们民办大学的生命泉,少了和断了生源我们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女校长说,把天大的事捏在手心底下,用一口气把小事当作尘埃吹掉,几乎是所有民办大学处理辣手问题时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办法”。“你说还有什么好招?一点点芝麻大的事,有人给你一传播,我这个校长就得急上三百六十天。所以大家心照不宣,在我们民办大学,哪家出了事,哪家都会捂得严严实实。要不,就会采取有效措施,把有事的学生撵走。” “我真的感到很闷,倒不是学习的专业或者其它面子上不好听,就是感到民办大学没有一点儿真正意义上的大学氛围。说得好听点,学校是出于爱护，才对我们管得非常严说得不好听些,他们把我们学生当作某种不安定因素甚至像对待劳改犯一样整天有好几双眼睛盯着你。我从小爱结识朋友,也爱组织同学间的集体活动,在高中时当过年级学生会主席，星期天、节假日总爱组织同学们到校外进行一些有意思的活动。谁知我到了民办大学后,就整个儿像进了监狱一般。有一次我们几个同学说好了趁‘五一’放假两天到天津海边举行一次‘沙滩排球比赛’，这本应受到学校的支持,哪知班主任得知后板着个脸来通知我们,谁要是到天津,就处分谁，弄得我们差点跟她急。唉,这样的事太多了,校长、老师在开大会时一次又一次张着大嘴高喊让我们要把自己的大学生身份看重,可在实际的管理中哪有一点是把我们当作一名大学生看待呀?简直把我们当托儿所的三岁幼儿,或者像对待监狱的犯人,一点自由和自尊不给我们。这样的环境下学习与生活,就是拿了一个文凭又有什么意义呢?再说谁知道到头来你拿到的文凭能在社会上值几个钱?我就是这样离开了民办大学的。”一位正在通过自学考试争取上北师大的学生向我讲述了他3年前为什么中途离开民办大学学业的经历。我听后不由得陷入沉思。 1999年夏季，大学招生时,我投入了很大注意力关注夹在风风火火的国立大学窄缝中的民办大学状况。我注意到不知是媒体的有意“导向”还是某些高参作用下的民办大学们的联手“广告宣传”，《北京日报》等多家新闻单位在国立大学招生时,连连推出了《在校大学生,半数系‘民门’》、《人无我有,人有我有》等连篇累牍的“北京民办教育巡礼”一类的文章,又是评论又是通讯,外加“知名民校”的整版广告宣传,大有“北大清华算老几,还是到我民大来”之势。可是后来我到民办大学招生咨询现场一看,在那“红旗招展,喇叭声声”之中,学生家长和落榜学生们“问的多,报的少”。一位民办大学的招生人员说:今年是他们最惨的一年,往年可以有四五百新生,时下招了不足百人。“北京是没戏了。要骗也得到外地去了!”那位小伙子自嘲一声,扛着“××大学”的牌子,喝汽水去了……与北京的情况相似，1999年高考录取工作刚刚开始,各地的民办大学便纷纷“抢滩”，我看到这一年的新闻媒体连连刊出“给落榜学生和家长提个醒”一类的消息,并把教育部批准可以发文凭的民办大学校名公布于众。我还专门看到了新华社引用教育部发展计划司负责人的介绍，将全国原有和新批准的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共计37所民办大学名单以通稿形式载于各报。这一招,为广大百姓和学子们提供了不少帮助。 我顺手再把教育部颁布的仰恩大学(本科)、民办内蒙古丰州学院、民办黑龙江东方学院等37所民办大学的名单拿来一看,很有意思地发现:中国的民办大学办得最早、也是办得最好的北京几所著名大学竟然榜上无名,令人百思不解。《北京晚报》的记者曾写过一篇题为《北京民办高校“折”在哪儿?》,文中专门掏出了个中原因:像中外都颇有名气的燕京华侨大学,是北京唯一的一所华侨大学，建校已经15年,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很多毕业生还出国留学当了博士，该校1994年以来,连续被命名为“首都文明单位标兵”，成为首都几百所大中小学校中惟一获此殊荣的单位。但就是这样的民办大学却没有被列入学历教育资格。问起此事,校长吴吟韶一脸无奈,说是“校舍条件不够格拖了学校的后腿”。1993年的全国高等学校设置评议会对该校教育成果等方面都满意,惟独对校舍一项不认可,结果就被排除在外。1994年再次评议时,一位教育部的官员称,以燕大当时的办学条件请海外人士来参观,“简直是给中国人丢脸!”当然最后的结果是又一次“落选”。伤了心的燕大再也不热衷获取大学文凭资格了,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另一所大学就是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这所学校无论从校舍、还是现有的教学条件和培养的人才来看,堪称中国民办大学之首,在校学生连续几年超过万人,其文、理、工、贸、艺、医等学科齐而全,但他们也没有被列入国家承认学历的有办学资格的民办大学之中。为什么?原来在评议中按规定,由教育行政部门审批的教育机构,未经国家批准,民办大学校名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和“国际”这类字样。改不改?改就可以批准。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是块老牌子,名牌效益已为中外所知。女校长蒋淑云态度非常坚决,中国科技经营管理大学是全校干部、教师辛辛苦苦创出来的牌子,国内外享有知名度,如果说需要改校名才能有资格批准承认学历,那么我们宁可保留校名而说“不”!蒋淑云校长一说起此事就会异常激动:有人骨子里看不起民办高校,我就是不服。不是吹,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实用型人才走到哪个地方都很受欢迎。我是泥腿子,但我这个农民种出来的蔬菜个个鲜灵,人家爱买呀!有“民办大学元老”之称的中华社会大学当然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故也被挤出学历资格之外。 好在国家还有一个政策,那就是允许和批准了一批条件比较好、办学成果突出的民办大学作为“国家学历文凭试点”，这些学校本身直接发的毕业证书不具国家承认,但通过1/3的“国考”，即全国统一自学考试等科目，由市教委统一出题的科目，以及学校专业设置的最后1/3科目，考试合格后，所发的文凭国家承认。然而纵观中国民办大学的前景,我们无法乐观。有位已经在几所“民大”当过教务长和副校长的“老民大”说:中国的民办大学,像石缝里长出的一颗苗苗,如果能长大成材,有人会说这有碍全局的雅观,得砍掉;如果成不了材,有人也会说这区区野草留它何用?得砍掉。总之,横竖得砍掉。这就是民办大学的必然结果”。 到底是否能被这位“老民大”不幸言中,我们有待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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