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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岁——”我按住激动万分的心,估计母亲已经下到楼底时,便在屋里大声欢呼了起来。赶紧,先打开电视装置,然后接上电线……呀,楼道里突然传来熟悉的脚步声——坏了坏了,母亲返回来了。我赶紧神速将电线拔掉,又将电视装置重新恢复原状,然后再飞步回到自己的小屋拿起书本……母亲进了门,她在电视机那儿停下了脚步,然后在电视机上扒拉了一下,检查有没有我动过的迹象——其实我根本没有回过身,眼睛盯在书本上,可我的心告诉了我感觉到的母亲在外屋所做的哪怕是最细微的每一个动作,此时我的心怦怦跳得不能再快了! 母亲终于走了,屋里恢复了平静,只有我的心与墙上的挂钟在跳动。我像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的惊险战斗一样,忍不住自己对着镜子笑了起来。 我知道母亲的精明之处,所以第二次想打开电视时就有意等待了一段时间。我知道从钟表上的时间证明这回母亲真的去单位上班了。 “解放了——!”我伸伸懒腰,极为自在地从小屋走出,毫无顾忌地轻步走到电视机前,掀开布置,插上电源,点动电视上的按扭,奇怪,怎么电视没有图像? 我急了,左看右看,电源、天线都是好的呀!是坏了?不对,早上还听到母亲在看天气预报么!怎么回事?我毕竟是学过不少物理知识的高中生,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了一个叫我气得直咬牙的事:母亲把连接电源的那个双脚插头中的一根拔掉了! 我的妈呀,你这是干什么嘛!那是个无法用其它东西可以替代的玩艺。面对母亲的“聪明”和眼前的无奈,我狠狠敲了敲电视,真的一个人在屋里哭了起来——同学们在前一天就告诉我此时此刻正是《还珠格格》重播的时间呀! 我正在欲哭无泪、不知所措、又是那么强烈的想看一眼“小燕子”时，楼道里不知谁家的门内传来《还珠格格》的电视声音：“小燕子!小燕子”——那陌生而熟悉的声音直灌我的耳朵,声音很快消失了，是出来倒垃圾的邻居把门拉上了。 哇，“小燕子”的声音太刺激我了!在家惴惴不安的我终于想了个办法:到邻居家看一眼“小燕子”! 用什么法子敲开邻居家的门呢?对,就说我家电插头坏了,借把钳子什么的。 我撒谎敲开邻居门时,心头好不激动,但表面上装出十分镇静的样子。好客的邻居哪想到这是我一手“策划的阴谋”,当我显得对他们正在看的《还珠格格》表示也愿意看一眼时,他们全家人便热情地邀我坐下一起看。接下来的时间简直可以用“太太过瘾”四个字来形容了。在这个家庭里,“小燕子”不仅吸引了与我差不多大的一个女孩子,也吸引了她的父母和姥姥,我真羡慕他们全家。让我想象不到的是他们在看完当时重播的两集《还珠格格》后,听说我从没有看过以前的《还珠格格》,就慷慨地拿出了录制好的两盘录相带又放给我看…… 我完全沉浸在“小燕子”的狂热之中,发现邻居家准备吃饭时,才想起该是我离开的时候了。“对不起,打扰你们好长时间。谢谢!”我不好意思地起身告别,三步两步地回到楼上的家。 当我用钥匙打开防盗门时,发现锁是开着的,心蓦然紧张起来:坏了,妈已经回家了! “你到哪儿去了?”母亲早已站在小厅中央,等候我进门审问。 “没、没到哪儿……去楼下邻居家借钳子去了。”我恨自己语无伦次。 “借钳子?那钳子呢?” 我傻了,发现到人家里半天什么也没做,邻居对我借钳子的事怎么也没提醒一声呀! “你那点花花小肚肠,还想瞒我?”母亲早已气不打一处来：“我知道你不等我出门,就急着想偷看电视!哼,真有本事,自己家的电视不会捣鼓,还想到邻居家借钳子来!去呀,把钳子借来呀!” “我知道是你存心把插头搞坏的。”我觉得不能不说,尤其是想到邻居家的那种温馨快乐情景,以及我与母亲之间的不平等。 “知道了你还跑到人家家里去看?难道你永远管不住自己的偷懒?”母亲又开始没头没脑地骂起来,她骂人时的那种尖嗓音最让我感到刺耳,此时我感到的不仅仅是剌耳,是剌心,深深的剌着我的心! 也许积压在心头的怨忿太多太久,我自己都没有想到我的声音会大得甚至有些歇斯底里：“我不偷懒!我从来没有偷过懒——!” 母亲大概没有想到我会如此反抗,她一愣,火更大了,使出她认为家长惟一能制服儿女的手段——抄起一把铁棍朝我砸来……当时我真的惊恐得脑子一片空白,因为我想象不出我的亲生母亲会用铁棍向她惟一的女儿砸来! 我想我是被求生的本能唤醒了!在我退到不能退却时,我的手下意识地抄起放在桌上的一把菜刀并且高高举在空中…… 母亲惊呆了：“你你你想杀你妈呀?” “我就想杀死你——!”我的声音几乎使全楼的人都听到了,于是我家的房子外传来无数猛烈的敲门声。 就在这一夜,我离家出走了,什么都没带,便离开了家,离开了母亲,一个人在我们小城的一条河边走了5个多小时,在这阴雨绵绵的5个多小时里,我呼天不应,唤地无声,于是便有过无数次想向湍急的河水跳去的念头，那是我一生无法忘却的黑夜。现在当我清醒后再回想起那一夜的情景,我庆幸自己那一夜没有做两件事:一件是我没有留在家里,假如真的留在家里,我难以控制举刀杀母之心；二是那5个小时的漫漫长夜,使我有机会渐渐梳理我并不成熟的心路。 你们一定很想知道我以后的情况。我可以告诉你们:去年我考大学的机会失去了,但我和母亲都不感到后悔,因为我们母女和解了。后来母亲在我出走几个月回家后,重新找了一个中学,我和母亲对今年我考大学都充满了信心。回想起过去的那段难忘的经历,我只想对所有的家长们说一句话,那就是请在严格要求您的孩子努力学习时,不要忘了给予他们起码的一点自由,这样不仅不会影响他们的高考成绩,相反有可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认为这绝对没错。 为了“高三生的独白”部分，我采访过各地的几十名学生，在所有接受我采访的高三生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愿望，那就是他们对现行的教育制度特别是“一考定终身”的高考以及高考前的学校教学模式提出了最严厉也是最恳切的希望,那便是请求社会、学校和家长们给予他们最基本的自由空间、最基本的人格尊重与做人的起码的权利。 “我们大部分都过了18岁的成人年龄,不可能因为高考而剥夺我们作为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基本的权利。我们要求的起码权利——不是西方政界指责我们的那种人权,是我们作为新世纪一代的中国青年人应有的那种既有严格要求、又能体现我们健康快乐与个性自由的权利。”一位现在就读于北京著名学府法律专业的原高三生如是说。 关于学生的人权概念,我问过不少家长,但他们在没有前提下的回答显得很空泛,可真正接触到自己子女的实际情况时,其回答又让我感到吃惊。 “孩子的人权必须建立在一种有所约束的条件下,比如他们应该在完成学校和家庭对他们的基本要求前提下,才能谈论此事。”——这是一位在大学当人文教授的学者的回答。原因是他的儿子也是位不安分守己的淘气学生。年轻的教授是在恢复高考后圆大学梦的“老三届生”,他的体会非常深切：“我的结论是,在中国尤其是现在或今后相当的一段时间里,没有高学历,就意味着你失去社会对你的尊重与选择。设想一下,一个没有高学历的人,你想让社会来重用你,除非在你通过无数次、无数年的艰苦拼搏后才有可能,有高学历者可以在走出校门时就获得社会所给予的机会。难道我们作为家长,有谁真心愿意自己的儿女在无尽期的努力与等待中让社会来承认和选择他吗?不会。那样的代价不仅仅是时间和金钱的问题,而是整个时代与民族所不允许的。” 不能不说这位高谈阔论的学者的话没有道理,但又有谁能为我们的孩子想一想呢? “剥夺了起码的权利,剥夺了自由,剥夺了最基本的生存方式,我们不就成了一种机器?成为让家长、让学校、让一个用先前的那种早已为我们设计好的模式来造化我们的未来吗?这就是你们大人们天天说的时代进步、社会发展吗?再说,当我们一个个变成考试机器后,我们的快乐、我们的创造、我们的幻想,我们的灵智,还有我们的爱情都被泯灭后,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还有什么是可以吸引我们生命活力的源泉?死吧——做一具还有心跳的僵尸吧!” 学生们这样告诉我。我也正是想用实例来回答不少家长和老师在这一问题上的某些固执，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后果，值得大家深思。 实例之一:《贵阳都市报》刊发的一位中学生留给父母的遗书： 敬爱(的)爸妈: 我已不存在,请不要悲伤。我很对不起你们,请原谅。 我知道你们把我养这么大很辛苦。但是呢,我又没有报答过你们。我的成绩从来没好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有想死的念头,我曾经有过几次想死,但是我还是不愿意过早地死去,但是这一次,我已经彻底的绝望,并不是什么原因,而是我已感到,我是一个废物,样样不如别人。而且由于没有交成绩册和补课本,(老师)没有(让我)报到,也没有(发给我)课本,今天我们班上来了个新生,侯老师对他讲：“后面的同学基本上都是差生……”我想,我也被老师列入差生行列吧。我也感到很绝望。下午,我去问老师,星期一交行不行?据同学说,他假期作业有两道数学题没做(没有通过小组检查),老师说：“不行,今天不交星期一就不准上课。”我真的绝望了。 我也想过,我一死会给你们带来什么呢?有坏处、有好处,我一死,会给你们精神上加了不少压力,好处是我一死,你们可以节约一大笔钱,你们可以不用愁我的开支,你们可以尽情的游玩,坐飞机、坐火车、坐轮船,而不用为我担心。我死了,也不要传开来。因为会带来别人所讲的闲话,使你们很不好。如果真的很想我,便给我写信,你们尽情地玩乐吧,你们也不要想不开,存折密码是1122。来生再见。 李渊 97/2/20/10:17 另加一句：妈妈，不要责怪爸爸,爸爸也不要责怪妈妈。记住。 李渊的死,据贵阳的市民讲,8天后报上刊出了这封遗书,几乎所有的贵阳人都为如此懂事的小李渊惋惜和痛心。李渊是位中学生,在他的遗书中非常清楚地看出他的死因并不复杂,但却令人深思。那个老师简单而又残酷的一句“差生”和一个“不交作业就不让上课”，使早已对死读书和以分数论优劣而绝望的小李渊产生了直接的想死念头。而李渊对死所表现的那种冷静和死前周到地为父母考虑的那种成熟,更使我们为失去这样的好孩子而痛惜万分! 我们不难从遗书中看出,李渊已经是个中学生了,他有思考和处事的成熟的一面，同样在他的眼里,人生尽兴地玩乐是最大的难得、最大的幸运、最大的幸福——他因此用一句听起来十分幼稚却无比真诚的“你们尽情地玩乐”来祝福自己的父母。读到这里,我们还有谁不感到中国的孩子们因为上学而受到的心灵创伤是何等的严重! 实例之二:见《北京晚报》1999年1月26日(记者张鹏) 高三生杀死亲生母亲 本报讯:一个19岁的中学高三生在没有深仇大恨和严重矛盾的情况下,竟然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将自己的亲生母亲杀死后碎尸抛入湖中。昨天下午在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朱宇故意杀人案带给人们深深的思考。 在昨天下午的庭审中,旁听席上座无虚席,被告人朱宇被带上庭后,人们发现他还是一个脸上显露着稚气的男孩,然而当他用平静的口吻叙述所做的一切时,人们被深深震惊了。今年19岁的朱宇正在上中学,面临着高考,他的家庭物质生活优裕,父母都受过高等教育,对他寄予了厚望。然而去年3月,朱宇萌生了杀母的恶念。朱宇说他对母亲的不满是从1996年开始的,当时他父亲因肝病住院,后来终因病重去世,他认为父亲的病本来可以救治的,但母亲怕花钱多没用好药,所以父亲才死。父亲死后,母亲与一个男人来往密切,朱宇认为母亲就是为了这个男人而不去救父亲,平时因朱宇的母亲对他学习管得很严,母子俩经常争吵。去年3月25日,朱宇交女朋友被母亲反对,两人又爆发了一场争吵,朱宇在这一天起了杀心。 朱宇找到同学崔楠,把杀母亲的想法告诉了他,让他帮助一起干。由于两人是好朋友,崔楠同意了。于是两人开始了周密的准备工作,朱宇翻阅了一些案例资料和有关人体生理解剖方面的书籍,接着买了一瓶镇定剂和一盒感冒冲剂。3月28日中午,朱宇的母亲匆匆从外面赶回家中,不顾自己感冒,准备帮助儿子温习政治,准备考试。朱宇佯装关心母亲,就去冲了一杯感冒冲剂,他把碾碎的镇定药放在冲剂里,母亲喝了药,不一会感到很困,就进屋睡了。朱宇在屋外耐心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母亲睡得完全没有知觉了,他和崔楠用早已准备好的尼龙绳猛勒母亲的脖子,又割开了她腕上的动脉,杀死了亲生母亲。 朱宇和崔楠将他母亲的尸体肢解了,第二天早上抛入一公园湖中。然后朱宇到派出所报案说他母亲失踪了。接着他找人打开了母亲放在家中的保险柜,拿出一张8万元的存单,兑换了现金,给自己买了BP机、手机等物,并且筹备着用这笔钱开一家咖啡厅,直到去年4月16日,他被公安机关怀疑并拘捕。 在庭审中,北京金桥律师事务所的何桂深律师担任朱宇的辩护人,他认为由于父亲过世,高考紧张,和家长缺乏交流,感受不到家庭温暖等原因,朱宇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严重的人格障碍,使思维意识逐渐偏离了现实,导致了他杀母的罪行…… 朱宇的事同样引起了北京市广大市民的强烈反应,《北京晚报》在披露此事的那几天里电话不断,因为法庭审理此案时正值当年高考生紧张复习的最紧要关头。据值班编辑介绍,市民们的来电中,除了一部分觉得像朱宇这样连亲生母亲都要如此残忍地杀害,且杀害后采用的手段之恶毒令人发指,必须严刑制裁外,很多社会学家指出:逼朱宇做出杀母行为的根源正是朱宇的母亲太看重和威逼了儿子的高考学习。有位与朱宇同时正准备参加当年高考的学生在电话里对编辑说,像朱宇杀亲生父母的心理他们同学中不少人有。“因为大人们为了让我们考上大学,简直把我们当作牲畜一样对待,我就被父亲用皮带抽过好几回。当父亲在空中挥动皮鞭抽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真想拿起刀砍断他的手,并且在他知疼的那一刻再问他一声:我是不是你的亲生骨肉?如果是,你就不应该对我这样狠毒;如果不是,那你这样打我,我就可以杀死你,公安局找我算账时我不怕,因为我是在自卫……”一位高三同学用亲身的心理感受谈了自己对朱宇事件的看法。 在写到朱宇这件事时,朱宇这位只有19岁年轻生命的高中生,由于犯下故意杀人罪,且情节极其残忍而受到了法律的严厉制裁。我特意拨通审理朱宇一案的法官和熟悉他的人进行了交谈,问他们朱宇杀母与他母亲对他的高考期望值太高有没有直接和必然的联系?法官的回答非常肯定,因为据朱宇自己“悔悟”时谈到,他母亲平时工作比较忙,对他的要求只有一个,就是学习要好。母亲在朱宇的父亲死后,有自己的生活打算,今后不可能跟儿子过一辈子。但作为对前夫的一个交待,儿子必须考上大学,也只有儿子考上大学,她才能既对得起死去的丈夫,也好重新安排自己后半生的生活。因此她对朱宇上大学的事逼得特别的紧,甚至有种非考上不可的强烈和迫切的愿望。邻居介绍,朱宇从小聪明,脑子反应快,学习也不错,但因他交女朋友后成绩有所下降,他母亲就大发雷霆,不是采取正确引导,而是逼得更紧,并不许他放学和星期天随便出家门。朱宇认为,母亲这样对待他,如果一旦高考不能录取不成了母亲生活中永远的绊脚石了吗?母亲还不采取更严厉的手段对付自己吗?与其母亲不要我活,还不如我先不让她活，以致在法盲的前提下,做出了常人不可理解的极端行为。 然而，“朱宇事件”并非个别例子。就在我即将对本作品进行“封笔”时，2000年2月25日，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均以非同寻常的声势，特别报道了浙江金华第四中学17岁高中生徐力因不堪忍受学习成绩排名次和家长的压力，竟然打死母亲。据报道说，徐力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母亲吴风仙是金华县食品公司职工。由于徐力的父亲长期在外地火车站工作，徐力从小到大基本靠母亲细心照料。徐力的母亲工资不高，全靠帮别人加工点毛衣赚些钱供儿子读书，让孩子过着“吃穿全包，一心读书”的生活。徐力也很努力，一直是个好学生，初中升高中时还考进了一个重点班，也就是学校为那些有希望在高考中跳过“龙门”的成绩好的学生准备的班级。但在强兵如林中的徐力，学习逐渐有些吃力，高一上半学期排名全班倒数第二名。母亲为此对他严厉要求，徐力也算争气，下半学期的成绩一跃升至第10名。母亲吴凤仙喜出望外，便要求儿子从此每次期中、期末考试都要排在全班前10名。然而悲剧也就从这时候埋下了种子。去年11月底，吴凤仙参加家长会时得知，徐力这学期期中考试的成绩排在班级第18名。当天晚上回家，她便把儿子狠狠地打了一顿。徐力喜欢踢足球，吴凤仙就对儿子说：“以后你再踢足球，我就打断你的腿。”徐力感到母亲的压力无法承受，委屈的泪水直在眼里打转。今年1月17日中午，徐力从学校回家，吃完午饭后，想看一会儿电视，在一旁的母亲板着脸说：“还有功夫看电视?期末考试快到了，你能保证前10名?”徐力说：“很难考的，我看不太可能考得上。”“考不上你还有心思看电视?”母亲就开始嚷嚷起来。儿子再也忍不住了，心头久压的怒火仿佛一下子奔涌而出，绝望中的他从门口拿起一把木柄榔头朝正在绣花的母亲吴凤仙后脑勺上砸去，直到致死。打死母亲后，徐力感觉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当时他确实也很紧张，但又感到从此可以不受人高压了。为了怕人查出自己是凶手，徐力立即进行了移尸灭迹的一系列手段，还写字条欺骗父亲说“妈妈去杭州看病了”。之后，他居然还照常去参加了期末考试。 然而徐力打死母亲的事件很快败露，并立即在当地和浙江全省引起轩然大波，而且一经媒体报道，使今年春节以后全国上下为之震惊。《人民日报》于2月12日发表了《全社会都要关心支持教育事业》的评论员文章，新华社也于2月13日、2月14日分别发表了《不能“逼子成龙”》和以《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为题的评论员文章。《光明日报》、中央电视台、《中国教育报》等各大媒体也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如此一个“学生杀母”事件，让这么多中央媒体连篇累牍地报道评述，足见这样的事已经惊动了中央领导层，而且正如新华社评论员文章所说，“近年来，因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过重，导致学生出走、轻生；家长施加压力，教师体罚和殴打学生，甚至造成学生致残、致死等恶性事件时有发生，到了‘刻不容缓’需要制止、刹禁的地步。” 实例之三:笔者保存的《落泪是金》读者信札87号—— “集中营”里的那个空位在笔者的“大学三部曲”之一《落泪是金》发表后,收到过数以百计的各界来信,其间中学生占了相当一部分,他(她)们作为未来的大学生,看到我书中有关许多贫困生的坎坷读书经历后,奋笔给我写了很多信。既有他们对大哥哥大姐姐们的命运的担忧,同时也向我倾吐了自己的很多“青春苦恼”，突出的是学习上的压力。在这些可怜的学生群体中,我发现了与高考命运誓死决战的“特别一族”,这就是学生们自称的“高四、高五、高六”生们。 高中3年制,何来“高四、高五、高六生?”第一年高考没考上者又复读再参加高考的学生为高四生。 高四生,是复读一年者;高五生,为复读二年者;高六生自然就是复读3年者了。在采访这个群体后我才知道,中国的高考大军中,复读生是每年杀向“独木桥”中承担和付出最多的考生。关于他们饱受的苦水,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苦大仇深”得几天几夜也倒不完。 浙江金华某中学的一位“高五生”现在成了我的一位小朋友,经常与我通信。他第一次写信给我时就非常直截了当地倾吐了他对现在大学的一些看法,尤其是他“非北大不考”的决心,让我看后十分佩服。这个学生虽说是落榜生,但其思想与文笔绝对不亚于一位在校大学生水平,他悄悄告诉我,去年他高考时已经过了录取线,由于他“非北大不考”而放弃了上大学,重新走进了复读班。因为他不敢告诉盼儿上大学不惜卖猪卖牛的老父亲,所以我在此遵守我与他之间达成的协议而不透露他的真名。他告诉了我好多有关他们复读班里的事,于是引起了我对这个群体的特别关注。 复读班是什么样? 复读班是所监狱。 监狱关的是犯人, 上复读班的人说宁可到监狱, 因为犯人在监狱比复读班更快活。 于是我给复读班起了名, 说它是希特勒的集中营…… 把复读班比作“集中营”的说法,几乎是“高四”、“高五”、“高六”生的共识。每一个复读班的同学中都有自己对复读班的一些幽默诙谐的描述,而这些“黑色幽默”背后,正是学生们欲恨无奈的辛酸与痛苦。 有人以为复读班的学生都是高考落榜生,其实不然,他们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不仅不是没有通过高考录取线,相反他们是已经闯过“独木桥”且成绩突出的小状元。他们没有跨进大学门有三种情况，一是填志愿出现了问题。如在北京燕郊中学有个同学去年考分超过600分,因为他的第一志愿是清华大学某专业，而当年该专业在清华大学录取第一志愿时他被挤下来了；他的分数在第二志愿的东南大学同专业不会有任何问题,可偏偏命运不佳,东南大学的第一志愿已经录取满额，因此这位高材生在轻松闯过“独木桥”后却被意外挡住了去路。当然,复读班里这样的学生是少数,他们是复读班里的“王子”,像神一样被老师们供着,因为再经过一年的练兵,来年他们很少不是出类拔萃的顶尖状元。关于他们的故事很少有苦可倒。复读班的多数同学说:这些占总数百分之一的“王子”不代表他们。第二种情况是头年录取的专业不理想，便放弃入学重新复读者。第三种情况就像金华的那位“高五生”，他认准了名牌大学，其它次校一概不为所动。然而绝大多数复读生则是从“独木桥”上掉下的落榜生。 “复读班的名称,就像犯人胸前别着的标牌,它耻辱地钉在我们的脸面上,你想抬头便会迎来无数歧视与剌心的目光,于是你只好低下头颅,直到有一天你冲过独木桥后,你也不敢坦露曾经有过的这段经历……”这则“散文诗”是一个“高六生”写给我一封长信中的开头语。他说他是“集中营”里的“老囚犯”,因此对复读班的情况最有发言权。我也因此知道了许多关于复读生们的故事。 在大城市，复读班已经取消了,这是“上头”的旨意(教育部有规定尤其是省市重点中学不得设立高考落榜生的复读班,一方面为了使每年的高考大军能够得到合理分流,如让一部分考生进入职高等,一方面是促进学校现有教学质量的提高——笔者注),但中小城市，特别是县级下面的中学,复读班之多、之盛行既是当地家长、落榜生的急切需要,也是教育部门创收的一大渠道。每年88%左右从高考“独木桥”上被挤下来的学生正是处在那些教育质量相对低的“穷山恶水”之地。然而立志“走出大山”、“跳出农门”的愿望最强烈的又正是这些地方。路,只有一条——大学便是这些孩子和全家人、全村人、全乡人甚至全县人的全部希望。 读,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3年……直到走过“独木桥”。复读班里的每一个朗朗读书声,不仅有孩子们的理想,家长的希望,村长的企盼,乡长县长的寄托,更有老师校长的脸面与梦想。 一位现在北京大学就读的甘肃学生说,他上高中时,那个县城里还没有一个能上北京大学这所著名学府的人。当老师和校长发现他是位学习成绩突出的“奇才”时,那种兴奋,那种执着,非言语所能形容。就在老师和校长认为的“奇才”第一年高考差几分没达到省高考分数线时,老师和校长依然欣喜不已：“再好好下一年功夫,明年你准成!”于是他们跑了几十里山路,找到他的本不想再让儿子上学的父母,恳求他们把儿子送回学校。于是他就进了复读班。进复读班后的一切都不再属于他自己了,老师和校长专题研究了关于他高考的特殊安排，抽出的顶尖老师都有一种光荣的使命感,因为他们中间不少人从来就没有踏进过大学门，把自己久远而崇高的梦想化作努力奋斗的决心,使这些人甘愿自我牺牲。这位学生的24小时都被特别安排,并有专人负责管理,就是上厕所、洗澡一类的事也要有人专管,以免他中间开小差而影响“正常”的教学安排——他成了“高级囚犯”。当这位学生在第二年一举考出全省第一名时,全校的人放假一天,欢呼“历史性的胜利”和“史无前例的成果”。校长和老师们都哭了,他们比这位考进北大的学生还要高兴。 “……一旦佩上北大校徽,每一个人顿时便有被选择的庄严感,因为这里是一块圣地。从上个世纪末叶到如今,近百年间中国社会的痛苦和追求,都在这里得到集合和呈现。沉沉暗夜中的古大陆,这校园中青春的精魂,曾为之点燃昭示理想的火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学者,从这里眺望世界,走向未来,以坚毅的，顽强的,几乎是前赴后继的精神,在这片落后的国土上传播文明的种子;这里绵延着不会熄灭的火种,它不同于父母的繁衍后代,但却较那种繁衍更为神妙,且不朽。它不是一种物质的遗传,而是灵魂的塑造和远播。生活在燕园里的人都会把握到这种恒远同时又是不具形的巨大的存在,那是一种北大特有的精神现象。这种存在超越时间和空间,成为北大永存的灵魂!” 就是这段“北大招生简章”的开头语,这个学校的校长和老师都能倒背如流,且吟诵时的那种激情与神圣,可撼天动地。从此,这所中学便成了名校。他们的复读班也就成了出状元的“熔炉”。 中国的复读班不少是这样发展起来的,但更多的则并非是制造状元的熔炉,倒是专门陶制泥瓷的“冷狱”。 说“冷狱”是因为进复读班时所看到的都是一张张冷面:家长把自己的儿女送进来时是副冰硬的冷面;校长在开学典礼(一般这种典礼会被取消)上扔下的也是一堆冷冰冰的话:从今天开始,你们只有加倍再加倍、努力再努力,除非明年不再见到你们,否则别给我出一声笑!老师的脸更冰冷,每天都有这样的话:你们这些学生就是笨!笨到家了!我教的学生就没有像你们这样的!笨,出奇的笨!学生们整天见到这些比欠他账还冷酷的老师,还能有什么欢笑可言? 不会有。学生自己心里清楚,当他们踏进复读班的时候,就已经不得不承认自己是比别人矮一截的差生,是在高考中落榜的耻辱者,是被人可以讥笑为“没出息”的低能儿。你家里再有钱,你长得再帅再美丽动人,你性格再高傲也没有用,你失去了你自己的全部,仅保存了你作为来年参加高考并努力获得成功的考试躯壳而已! 你不可以言辛苦，早知辛苦你为何不在当初好好学习?你不可以言单调,早知今天别人已经在天堂般的大学校园里丰富多彩时为何你在不该多彩时却盲目多彩了?你不可以言无止无休的考试考试,早知今天那么多考试为何对以前的考试不放在心上? 你什么都不可以言。这就是进复读班后的你。 在同一个学校里上课,在那些比你小的高三生面前,你不可以言。那些骄傲的应届生听说你是“高四、高五、高六甚至高七生”时,瞧那小脸笑得都歪斜了! 受不了?那就回你自己的教室。 教室里也不会有人跟你说话。每一个人都想隐瞒自己的那份耻辱与惭愧,隐藏得越深,也许越能稍稍放松一下自己。 回到家你更不可以言了。如果很富裕的家庭,财大气粗的老爸或老妈开口就把你所有的话噎回去:你有什么能耐?我大把大把的钱扔在海水里了?就是喂只乌龟也该卖出个好价钱了!你算什么?连只乌龟都不如!如果很贫困的家庭,看到父亲母亲还有一大串连裤子都穿不起的兄弟姐妹为了你上学在拉犁、卖血和啃野菜,你还能说什么? 默默地回校吧。把头低得再低些,直到把所有的卷子,所有的难题,所有的泪水,所有的伤痛处理好后,你再说你曾经想说的疯狂与骄傲吧。 复读班里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许多学生相互间几年下来仍很陌生,甚至老死不相往来。我去过河北省一个县中的复读班了解到,他们那个班的61名(通常复读班都是大班,人数极多)同学中,竟然有十几名是外县甚至外省来的。同学之间都相互不十分清楚底细,连班主任对有的学生情况都了解甚少。“他们有的是自己私自出来求学的,边打工挣钱边进行学业,考好了回家再挽回那份屈辱,考不上家里人也不知道,因此也不丢脸。有的是某某县长、乡长或者什么处长的公子、千金,他们的家长怕在本地丢自己的脸面,就关照学校不要说出是他们的孩子,以防传出去败坏了他们的名声。总之,复读班里什么事都有,你想不到猜不到的事,在这里都有。”这个复读班的班主任对我说。 还是来听听那个给我写信的“高六生”讲述的那些令人毛骨耸然的故事吧—— 我是复读班的“座底生”了,也就是老师嘲讽的那类“范进”式的人物,也许考到孙辈一起进学堂的时候才中举的蠢才。不过我知道自己并不太笨,只是心有些高得不够现实,才落得3年未挪动一个座位的复读班老生,那些应届小弟小妹们则称我前辈或“高六生”。凡来复读班上课的同学都有些怪,除了个别高考不走运的那些高分未被录取者和个别硬是被有钱有势的父母推进来补课的公子哥外,绝大多数人抱有共同的境遇:成绩平平,智力一般,于是这些人就像老师说的,不靠“死做题做死题做了死题做难题,难题做完做偏题,一直做到录取线”的笨办法和硬性强制的规定是难以闯过龙门的。 同学们说复读班像“集中营”是有道理的。首先是这里的恐怖。我第一年进复读班时,一进教室就一眼看到了墙上那几幅巨大的标语：“决一死战在今年“、“进龙门者为王,怯龙门者为鼠”、“血洗屈辱”、“誓死一搏”等等，那一个个“死”与“血”字读后感到格外的心惊肉跳,浑身冷汗。再看看我坐的座位上,破旧不堪的桌椅上也都刻满了“前辈们”一行行用血泪铸成的斑斑痕迹。我的桌子正右方有一行用刀雕刻得特别深的字这样写道:500分生,499分死。开始我不懂其意,便问旁边的一位老生,他告诉我,500分是前几年省内的高考“一本”录取线。 “499不也可以录取‘二本’吗?”我不解地问。 那老生听后淡淡一笑,说：“过一段时间你就会知道，进这儿的人都是疯子,他下的血书,发的誓言,死也要玩真的。差一分也不干,说死就死。” 有这么严重?我半信半疑地等待“疯子”的出现…… 复读班开课了。校长专门来讲话,他说今年这个班是请示市教育局才同意继续开设的最后一期复读班了,同学们要珍惜这最后的机会。我后来第二年再上复读班时,校长又这么说,到第3年进复读班时他还是这么说。有一次我问校长真的以后复读班就不办了?我们为什么年年还在办?他说你知道啥?上面对办复读班是有不同看法的,市教育局也是今年不知道明年的事,所以我必须每年告诫同学们这是最后的机会。 噢,校长可谓用心良苦。 学习开始了,老师并没有先上数理化,而是先开的“誓死会”。几位同学像控诉万恶的旧社会一样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诉说自己由于没有听进老师的话,或者把父母的话当了耳边风,害得自己高考落榜,如此种种屈辱与辛酸……那眼泪、那控诉太容易引起我们这些高考失落者的同感了,于是全班人特别是那些刚刚从高考中退下阵的“高四”新生们,常常哭得泣不成声,我亲眼看到在“誓死会”上有女同学哭得最后连气都背了过去,其中一位甚至经医生抢救才脱离了危险。 “誓死会”后就有了“实际行动”。同学们个个要表态,开始是决心书,但写在纸上字太小,必须读后大家才知道你写了些什么。不行,决心书不足以表达大家的“誓言”，于是有人就用大标语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决心。我开始写的诸如“努力刻苦”、“争取考好”之类的词,马上被班长和组长们指责为“太软”、“太平”。 那应该写什么?我问。组长看了我一眼,从桌子抽屉里扯出一张白纸,又从笔盒里取出一把三角形削笔刀,就在我不明白他要干什么时,那把雪亮的刀已经扎进他胳膊的肉里,随即我看到一股鲜红的血溅满刀刃，我吓得几乎要叫出声来,但我的嗓子像被棉花团塞住了。 我看到组长用另一只手的手指,浸了浸自己的血,然后在白纸上“刷刷刷”地写下了五个血字:生死看今年。 “来,现在看你的了!”班长当着很多同学的面对我说。当我抬头看见自己处在众目睽睽之下时,心跳得不得了,浑身热血顿时涌至头顶。我不知哪来的一股勇气和力量,抢过组长手中的那把雪亮的三角刀,也在自己的胳膊上划出一道口子,于是鲜红的血蓦然涌出，我没有犹豫地把流着血的胳膊凑到桌前的正右方,对准那行雕刻得很深的“500分生,499分死”的字沟，注下了我那滴滴鲜红的血…… “万岁——!”“英雄——!”“必胜——!”全班的同学们顿时为我欢呼,并且那一张张兴奋和庄严的脸上挂着对我的敬佩之意，而我当时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伤口的疼痛。我想我也疯了。 事后,每每看到那行被我用血注红的字时,我心头就会不寒而栗。关于“发誓”的事中我还不算是最疯的,有人为了一句所谓的“誓言”,真的做出了疯事。有位男同学在班里许下“誓言”说,如果再考不上,他就从四楼跳下去(我们复读班所在的楼层)。去年他真的没有考上,当时高考成绩下来后,大家各怀心事,谁都没有特别的注意他。那天老师召集我们复读班的同学通知高考分数和录取情况,上课的铃声响后,大家发现那个男同学没有进教室，就在这时,楼底下传来“快救人哪!快救人”的呼救声。教学楼里顿时大乱,当我们走下楼再往上一看吓坏了:那男同学站在四楼拐角的一个窗口正要往下跳……这情景把全校的师生们惊得不知如何是好,楼下的人在校长老师的指挥下组成了人墙,一些老师乘机又纷纷从宿舍里抱来棉被,另一些人在楼下做劝说工作,而欲往下跳楼的男同学则旁若无人地依然仰视着蓝天,不知在作何遐想。正在大家不知所措时,警车到了,那个男同学仿佛一下从梦幻中醒来,在他欲跳不能、欲生又不成的犹豫时刻——他脚下已经铺满了软垫和师生们组成的人墙,有经验的警察同志把他救了下来。 这一场虚惊像给整个学校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云,好几天我们感觉心头像堵了棉团似的喘不过气。 每届复读班里总会冒出几个让你听来不信的疯子。有个女孩长得很漂亮,是原来中学的“校花”,可惜她的高考成绩不够好,落榜后她也没有马上进我们的复读班,一直等到12月份才与我们一起上课,据说在前3个月里她家托了很多人也花了不少钱想等机会看哪个大学愿意出钱收她,结果落空了。“校花”起初进来,从来不跟谁说话,看样子既有那种美人的特有傲气,也有抬不起头的自悲。时间长了,她慢慢就跟同学们说话聊天了。大家议论说,上大学也就是那么回事,现在研究生毕业都不好找工作,即使我们将来费尽心思考上了大学,出来还不是做“高级盲流”,与其这样,倒不如男的现在就去做生意,女的找个大款嫁嫁算了。于是有人就对“校花”说,像你这样漂亮的女孩读什么大学,大学毕业证能值几个钱,你的脸蛋就是最高的“文凭”证书。那女孩听了哈哈大笑起来,说我现在想明白了,要是今年再考不上就嫁人,只要谁有钱,我就嫁给他。谁知她这半真半假的话不知被哪一位传出去后,竟然以后常有那些长得肥头大耳或者瘦如猴狲的小老板、大款爷来学校观摩窥视。来年8月份,这位女同学很不走运,差几分又成了落榜生。一般来说,在复读班里,头年差几分的落榜者,来年都能考个好成绩,甚至还有进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可能!可是就在我们一批落榜者重新踏进复读班时,这位女同学却穿着异常鲜艳的衣服,手挽一位长得特别难看、年纪也显得很大的男人走进了我们的教室,她乐呵呵地向我们大家宣布:她已经跟这个男人订婚,并马上准备出国旅行。说完,她朝我们甩下一把把各色各样的喜糖。可是我吃着她给的喜糖,怎么也觉不出一点甜味。当这位女同学挽着男朋友离开教室时,我看到她已经是泪流满面…… 复读班里还有一个人的事我必须对你讲。 你们一定想不到我们复读班里的学生对座位大有讲究。比如像我这样的“高五”、“高六”生,我选择座位有两点,比如我去年高考考的比较差,通过一年后我的考分一下上升了几十分,那我一定要坚持坐在原来的座位,因为这样的座位被认为是“元气较足”,用教师的话说是“只要再坐热一点就开锅”。还有一种座位是上一年考出状元水平的“金座”和“银座”,这种座位是幸运座位,留有“仙气”。你们听起来觉得我在说神话或者迷信，其实开始我也不信,但随着“高四”、“高五”生一年年“升级”,有些事不信还真不行。我旁边的一个座位就“风水”好,在我“高四”时有人坐在那里,当年就考了个重点。第二年这个座位的同学又考了最好的大学。后来我问老师是怎么回事?老师笑而不答,只说这个座位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占得住的,若非校长熟悉,或家里不是头头脑脑的还不让你坐呢!我仍不太信,可在我当了“高六”生的第3年高考时,我本以为此次班上最高分非我莫属,但最后还是被坐在那个座位上的同学抢走了第一名。你说怪不怪! 信不信由你。我们复读班上的人以及他们的家长都很信佛,家长时常会烧香磕头求菩萨保佑儿女上大学。也有些同学自己每天在观音娘娘面前拱手祈祷。 于是有经验和听说过座位之灵验的学生和家长们,每年在复读班开学时,便展开“抢座位”之争。复读班年年教室里满满当当,但我们的班上总有一个座位醒目地空在那儿,并且已经空了好几年了。据老师说,原来那个座位也是不错的“幸运座”，但有一年来了一位外地的女同学,她当时不知通过什么关系抢占了那个“幸运座”，可是这位同学不幸运,高考时就差两分没被录取,第二年她本人还要求进复读班学一年,就在她重新上课不到一个星期,她接到了家里的电话,说她母亲急病让她回去。她急急回到家时,母亲已经断了气。三天后这位女同学搭一辆拖拉机返回学校,不想在半道拖拉机翻倒在山沟里,她当场身亡,书包里的高考复习书撒了一地,上面还留下了点点血迹……后来有人说,这位女同学在复读班没有考上大学后,母亲就不让她再进复读班了,可她瞒着母亲又报了名,当地老人说,这女孩子命不该是读书人,她是“水蛇命”,克龙门的。于是接下来她坐过的那个座位再也不敢有人坐上去了。有一年一位天不怕的男同学说我才不相信鬼话呢,便勇敢地占领了这个座位。半年不到,这位本来身体好好的同学竟然一病不起,自然也不用说考大学了。第二年养好身体后他再进复读班时,有人问他敢不敢坐那个座位了?那同学连连摆手,说我可领教了,那座位一坐上去,便有种透凉的感觉,直冷到你脚底心,你想摆脱也摆脱不了,还能念好书吗? 他的话后来成了历届复读生的“经典传世定理”,再也不敢有谁拿这个座位来赌自己入龙门的命运了…… 高三生是中国高考的“主力队员”,他们每人都必须亲历。关于他们的故事,每一个人都能说得极其生动、形象,感人肺腑,催人泪下。有人说,高考是高中生们获得机会的龙门和丧失理想的“鬼门关”并存的一次命运大决战,也是一生荣华与低贱的分水岭,这话看起来说得重了些,其实在中国的现实社会里就是这么回事。 然而高考对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直接参战”的高中生们的事,他们的家长在很大程度上付出的代价和寄予的希望更大,因此表现出的种种心态更不可思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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