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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世界平静地度过了一个没有全局性战争的和平时期。但是,人的本性决定了这个世界上有许多地方总是处在激烈的争斗中。自人们可以使用笔记、相机、摄影机以来,几乎每件重大事件都被详尽地记录下来，但人们遗憾地发现关于中国高考这场特殊的“大战”，却没有人将现场所目击到的一幕幕战火纷飞、硝烟弥漫的战况入木三分地记录下来,于是我一直在寻找这种机会。 中国是个考试大国,每年参加高考的大军在千万人左右。这样的“战事”，时间之长、规模之大,为世界所绝无仅有。新世纪来临,中国高考的这种空前的“战事”，或许会发生很大变化。因此在20世纪末的最后两个“高考大战之年”里,我着意做了精心准备,直接和间接地进行了“战地采访”，并动员了一些不同战场上直接参战的考生们,一起与我用近景记录了下面这些并不被载入中国教育史的另一类史诗性的战况—— 目击之一:全城戒严 北京。中国首都。 这座皇家古城现今是全世界注目的地方。每一次动用特别的“战事”手段——戒严,都会引起国外关注。北京的戒严是全国最多的城市。一次重大的国事,一次重大的节日,一次重大的骚乱,都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戒严。 戒严,在北京习以为常，然而戒严对北京人来说又很反感——那是一种心理和行动上受压抑的管制。但唯独每年一度的那三天，人们对“戒严”特别欢迎,这就是7月的7、8、9日三天的高考日子。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高考需要全城的警察出动。我问西城公安分局的警察同志,他们笑笑也一时答不上来。“总之有好些年了,慢慢就成了习惯。”一位老干警说，这事现在好像每年都有上面的布置,开始上面并没有作为一项任务来布置,是我们下面执勤的同志自己联合起来做的。他说最早我们分局处理过一件因为参加高考中途堵车造成了孩子没能按时进入考场,结果孩子的父母大闹分局的事件。那考生的父母在长安街的一个路口车被堵住了,他非要穿越长安街,他哪里知道,此时正有一队中央领导陪同的国宾车队经过,那时交通和通讯条件差些,有时一次国宾车队从开始警戒到通过,前后需要近二十分钟到半个小时，这个考生就是在这时被耽误了。 高考年年进行,我们的国宾车队说不准什么时间又上长安街，谁能保证每年没有三五个考生耽误了考试?我对这“不可抗拒的因素”颇为考生们担忧。 老民警笑了:也不知是不是真有人向上面反映，反正我们交警中有传言:大考开始,国家主席也让路。信不信由你,总之这几年我们在路面上执勤有体会,现今哪一年高考都没有因为中央领导的车队或国宾车队把路给堵死的!正是绝对好新闻:大考来了,全国上下都让路! 从民警的口中我还知道了许多有意思的“战事趣闻”: 有一个民警十几年来每到7月7、8、9三日,无论是不是他的班,都要坚持上岗,不管天有多热,还是下多大的雨。这位民警从来不说为什么。大伙开始以为是他家孩子也在参加高考,可三四年后为什么他还认认真真地参加“高考戒严”行动呀?后来有人经过苦心“侦察”，方知这后面还有一段动人的故事:该民警同志是老知青,十几年前他和女朋友一起回城后,便各自找工作。他的女朋友比他小几岁,回城那年还有最后一年的高考机会,但是就在这一年她参加高考途中由于心急人慌,加上车多人挤,在一个路口被一辆小车撞倒,后来送医院抢救无效身亡，临咽气时她紧握着男朋友的手说:希望他以后当个民警,好好在高考那几天执勤,不要让自己的悲剧再发生在别人身上。后来她的男朋友真的当上了民警,并且十几年来始终如一地参加高考3天的执勤任务。 “能找到这位同志吗?”我向西城分局的民警打听。 人家笑着对我说：“这样的人物恐怕每个城市都能找到吧!”于是他们就给我讲起他们自己的经历:早些年,有个派出所突然拥进了五六个男男女女把一位司机押到了派出所所长办公室。所长见群情激愤的人们押的司机是他的老熟人，那司机哭丧着脸叫屈:你评评理:我好好的在马路上正常行驶,可他们一大群人堵在马路中央就是不走,我按喇叭他们也无动于衷,后来我连按了几下,他们就把我从车门里拖下来,这一吵起来,他们就把我押到你这儿来了。派出所所长还是第一次见这等纠纷,转头问那些群情激愤的人是干什么的?大家没好气地回答:都是考生家长。派出所所长一听就暗暗一乐,转身对开车的司机说:今天算你倒霉,人家是赢家,你输了。那司机满脸狐疑:你老兄今天怎么手臂也朝外拐了?所长狠狠地用手掌在桌上一拍:你知道我儿子今天在干什么?他也在考试!懂吗?他也在参加高考!你小子知趣点,这几天开车最好绕远一点,否则要碰上我，说不定连你的车也给砸了!司机还在那儿愣着,众人哄堂大笑起来,他们欢欣鼓舞地簇拥在所长身边,三呼“万岁”。 民警们笑着说,高考三天里,最倒霉的要算司机了,他们是有理说不清,弄不好还会被重罚狠揍哩!“而且我们要告诉广大司机同志:这几天中,没有你们说理的地方,我们就是向考生和他们的家长偏心……” 又是一个欢欣鼓舞的“内部新闻”! 听过民警们“戏说往事”后,我觉得太有必要到现场“看景”,于是在离家最近的北京四中考场的“西黄城根北路”一看:可不是,三四百米长的南北路口,都有警察严加把守,一辆辆必须经过的车子小心谨慎地驶过四中门口。再看看黑压压的家长们一个个瞪着马路,随时准备捕捉那些敢按一声喇叭的“王八蛋”!那情景与神态,就连我这个骑自行车的都吓得小心翼翼起来。真是了不得。我提醒自己:这里是战场! 四中离中南海、中央军委等国家首脑部门太近,考生们得到的警卫也格外特殊。但是同一个城市的其它考场就没有这样优厚的照顾了。有一天我骑车路过十三中观望“战况”，不想一进路口就有人喝斥我下车。我问为何?一男一女晃了晃袖子上的红套套:对不起师傅,我们是给孩子们义务执勤的。 我明白了,这是考生家长自动组织起来的“纠察队”。这里已全民皆兵。 “不这样不行。我孩子是第二年参加高考。去年也是在这十三中,他说本来一进考场就紧张,外面的汽车喇叭一响,他就走神。孩子说他去年差几分就因为这干扰闹的,我权当是真的吧。所以今年我主动为他站岗放哨!”一位家长听说我是作家采访,便跟着聊了几句。那个女同志说她宁可相信这是真的,也决不让一辆车子瞎按喇叭影响她在考场的女儿考试。可见“战争”能使人们众志成城。 家长们告诉我,有的地段专门有警察在考场门前的路段执勤,但他们孩子考试的考场校门口没有警察,所以大伙就自觉组织起来。“都是义务的,大家都抢着在烈日里‘站岗放哨',不都是为了孩子呗!”一位女家长给每位“值班”的人送来矿泉水,两天中,她已经掏钱买了20多瓶饮料，她说话的神情显得非常高兴。 正如一位军事专家说的那样:战争往往会增进人们相互之间的特殊情谊。 1998年和1999年的高考期间,北京没有发生过什么特别情况,就连往年闷得透不过气的天气也变得爽朗了,但在全国其它“高考战场”上,情况则大不相同。 1998年的7月7、8、9日,正是南方的长江沿岸和北方嫩江特大洪水泛滥的紧急时刻。湖北、江西、安徽等省的数百个县、地处在洪水包围之中。往年一到高考,这几个高考大省几乎从省长到百姓,人人放下手中的重要工作而全力投入到确保考生们顺利通过高考的大事。现在不行了,滔滔洪水根本不把数以百万计的考生命运和他们家长的心事放在眼里,依旧呼啸着冲向校园,卷走课桌与书本……怎么办?7、8、9三天,是全国不变的高考“战争日”。 “就是用我们的身体挡着,也一定要保证考生们顺利进入考场!”前线总指挥部传来温家宝副总理的命令。 于是灾区沿途的各省市、地县都下达了一道特别的战书:7、8、9三天的高考日里,所有考场地段,允许实行特别警戒——这是一道深得民心的命令。 现在就读北京林业大学的一位湖北籍学生告诉我:他家离县城40多里,考试前,他从县城的学校回了一趟家,本想把高考准备得更充分些,没想到的是他刚回到家,洪水也跟着进了村子,转眼间,他和村上所有的人都被掀天而起的洪水围困在一个小土丘上。当时他走出家门什么都没带,连一件穿的衬衣都顾不上拿,但他却把准备参加高考的书包背在了肩上,他父亲和母亲让他帮着牵引的那头耕牛则被洪水冲走了……在洪水围困的那几十个小时里,全村人都在挣扎着活命,唯有他仍在静静地蹲在地上看书。父亲过来从他手中一把抢过书本就往水中扔,说你看看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念死书?他二话没说一个猛子跳下水中捡回了书本,然后非常坚信地对父亲说:政府会想办法让我们准时参加高考的。村里的人取笑他真是书呆子,连命都保不住了,还在做着大学梦哩!6号傍晚,当村上的人全都认定他的大学梦将被洪魔吞灭时,突然远处传来一阵隆隆的机动船声,随即听到有喇叭在喊:这个村上有没有参加高考的呀?我们是专门接送考生的,有的话请马上跟我们走——!第一个听到的不是他,是他妹妹。起初他不敢相信,后来村上的人告诉他这是真的,他和父亲都哭了。临上船时,全村的人都为他送行。大伙说:小娃子,就你运气好,今年一定能考上大学!为我们全村争光吧!他点点头,向滔滔洪水围困中的父母和拯救着全村人的小土丘默默地发誓:放心,我一定拼全力考上大学。后来他发现,那只小机动船是县政府抗洪前线指挥部特意为接送那些被围困在洪水中的考生而专门抽调过来的。那一夜,机动船不知行驶了多少地方,一直到天明,将他和其他十几位考生送到了县城。那泽国里的县城,与他前几日离开时相比早已面目全非,街道成了一条条“河谷”,楼房像暴风雨过后漂在水面上的一张张失去光泽的荷叶,但只有迎送他们的一只只打着“考生专用”旗号的快艇与机动船,像巴顿将军的“三星”战车,骄傲而威武地行驶在泱泱泽国间,没有阻挡,一路畅通。这位学生说,他从未感受过如此庄严和神圣的旅程。“机动船载着我们这些考生,就像威武的战车载着一队英雄一样驶向战场……时间非常紧张,因为一路上险情不断,中途不断又有考生被接上船舱,但大家表现得特别冷静和沉着。机动船到达考场时,离开考时间只有10来分钟,但我们谁都不感到紧张,后来我们那些走进考场的考生都认为自己发挥得比平时要好得多。我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家在关键时刻深切和强烈地感受到了祖国对自己的关爱之情。” 1998年,中国经受了特大洪水的又一次考验。虽然全国有3亿多人不同程度受到了灾难的袭击与困扰。然而我们的数百万灾区的考生们则是幸运儿,他们不仅丝毫没有因此耽误大考,而且获得了最真切的关爱和帮助。这也许是中国历年高考大战中最精彩的现场一景。 目击之二:移家入店 那天碰到老唐纯属偶然,没想到一向花钱比抽血还珍惜的老同事却悄悄告诉我:这几天他们全家都住在三星级宾馆。 “干啥?是不是换了新嫂子在城里度蜜月?” “去去。你那老嫂子连我每月的零花钱都一分分地数,我有能耐休了她?”老唐实情告诉我,他是为高考的女儿特意住了一个星期的“假日饭店”标准间。“你别说,人家三星级又有热水又有空调,就是跟在家过不一样。”老唐看看表,便非要拉我到他住的宾馆坐坐。 “假日饭店”并非在京城闹市和商贸黄金地段,所以平日客流量不是很好,但客房价格却不低,一个普通标准间在400元以上。老唐领我进到七层他住的那套房间,一看里面除了两张单人床外,另有一张行军床。 “我们全家三口这几天都是在这儿过,晚上挤一挤,就可以省下好几百元钱,再说晚上我和你嫂子根本眯不了一两个时辰,所以从家里搬来一张行军床对付着。” 老唐在一边解释,而我则笑他仍然那样会算小九九。 “我哪能跟你比,一出手就是几十万字的大部头。你离开报社后,骨干更少了,我这个副总编成天做校对工，一步都离不开，所以只能吃1000来块钱的死工资,这社会主义干的!”老唐还是老样子,干起工作一副革命老黄牛样,说起话满嘴半“反动”。 “说说,这回怎么舍得花大钱住如此高级大饭店?是为了千金成凤不是?”我揶揄他。 他笑笑,“是你嫂子下的决心。她说她单位上有个同事去年就是用这办法,孩子参加高考考出了好成绩,上了名校北师大。所以你嫂子说,在孩子紧要关头,舍得花一两千块钱,要是考上一个重点大学,不就都有了嘛!我一琢磨她讲得有道理，要是这几天不能让孩子休息好,考试差上几分,一旦考得不理想进不了大学就不用说了,即使考上了,好校比差校含金量大了去了。以后名牌大学毕业的人人抢,次学校、次专业,求爷爷告奶奶也找不到合适工作,到那时就不是赔一千两千的事。我一想对呀,一咬牙就全家搬进了这家离考场最近的饭店。” 看来孩子的高考也让老唐变得明细起来了。“一家吃住在此,感觉与家里不同?”我问。 “当然。”老唐像刘姥姥第一次进大观园似的数说起来，“先说这房间,别看它像一个个笼子似的,它隔音呀!互不影响。不像你去过的我们住的那个大杂院,隔壁人家放个屁你这边都能猜得到是谁放的。这儿好多了,孩子说困了倒下就能入睡,空调一开要啥温度就啥温度,省去了我到处着急的份。孩子学习累了,把热水一放,泡上个把小时,舒舒服服。早上也不像在家怕误时弄得全家人睡不踏实,你嫂子一个电话,让人家饭店小姐来个‘提醒服务’!哈哈,我现在知道过去你们几个记者为什么老把我按在家里，把出差的美事全都独吞了,原来出外住饭店宾馆就有这么舒坦啊!就是饭菜太贵,也不合口味,这不,你嫂子回家给孩子做饺子去了。要不还真想写一篇‘高考进住宾馆就是好’的文章呢!” 不想一个本出于无奈的做法,使一向观念守旧的老唐也茅塞顿开。于是我想到为什么这几年每逢高考来临,一些原本生意清谈的宾馆饭店又红火起来，原来它确实使考生和家长们方便了许多。告别老唐后,我顺便采访了他所住的“假日饭店”经理,问问到底有多少是高考生包下的房间。 至少在三成吧! 三成?就是说约有100多个考生在你这儿订了房间? 是的。去年最高峰时多达203人。今年天气凉爽,相对少了些。 我对经理提供的数字大为惊叹,因为这样大的客流量能在以往宾馆饭店生意极其清淡的夏季出现,对老板来说简直是喜从天降。 从什么时候形成了“高考客源”?无人知晓。现在各宾馆饭店把争取在高考期间接待考生这一特殊客源几乎作为大家的共同竞争目标了。经理介绍说,尤其是近几年,不管家里条件好的或者不怎么好的市民们,都愿意在高考那几天把家搬到宾馆饭店里来,考生和家长都认为在宾馆饭店生活可以相对放松许多,如不用做烦心的家务和打扫房间一类的杂活,如果条件允许连饭都可以不做。这样考生、家长都能省下不少时间,集中精力对付备考。 那你们作为宾馆饭店,又如何相应做好接待这个群体的服务呢? 对于我的提问,经理的话就更多了,他说他们“假日饭店”从前两年就开始多种相应的服务措施，如在客房里安排不同的灯光和书桌,供考生学习,除开放原有的游泳池与桑拿外,还添置了按摩、催眠等项目。饮食部特别推出了早中晚不同的“考生套餐”和“状元营养套餐”及“状元宴”、“金榜桌”,以及短途考生接送专线。 真是生意人,换着花样赚钱呀! “你何先生说对了一半”，假日饭店的经理狡黠地一笑,说，我们宾馆饭店,只有把消费价格定在最适合的档位,而把服务水平提到最理想的位置,才能吸引广大“高考客源”。 我想也是。不管怎么说,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人们越来越清楚“高考”这场决战对一个考生和对一个家庭来说都意味着什么之后,在最后时刻想尽办法合理地利用和分配好时间与精力,显然是明智之举。 儿子蔡志军没有辜负父母期望，于1999年9月考进了军校，实现了“志军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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