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有些生意眼光和商业头脑的，改革开放初，我是第一批跑到广东沿海倒卖东西的那群“倒爷"中的一个，知道流通领域在整个商品生产环节中的重要性，就是我们说的“卖”。好东西生产出来，不会卖，什么也不是。这在今天是个常识，当时可未必，特别是像书这样的所谓精神产品，若说个“卖”字，似乎先失了人格。本来卖书也不应该作家自己去卖去吆喝，这是出版社的分内工作，可那时出版社一个个装得比什么都正经，羞羞答答，好象他们印书从来都不跟读者收钱，做的是慈善事业。记得那时去跟出版社谈版税，越是大社越假正经，闻“钱”色变，似乎我不但玷污了自己玷污了作家的称号也同时玷污了他们玷污了编辑工作的神圣，他们那个样子也许不该叫假正经，是真正经。

　　我也想过，清夜难眠，扪心自问：可不可以只爱真理不爱钱，像自古以来传说中的文人一样，锥心泣血，拿自己练丹，一生潦倒，活着受罪，图他个死后让后人钦佩。想了又想，不能！现在是什么社会？英雄辈出的社会，信息爆炸的社会，这是拿生命赌明天啊！这个险冒不得。而且且慢，谁说当作家就活该穷死？是，有穷死的，曹雪芹，我就知道这一位，那时候不是没稿费么？那是社会不公平，咱不是不能再让那人间悲剧重演么？强调艺术和金钱不能兼得的人还老爱拿梵高做例子，那我这儿还有一毕加索呢，这厮挣了多少钱，你能说他比没挣着钱的画差么？两回事，艺术和钱不打架。

　　我一直是拿电视剧当给自己打广告看待的，拍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机会到小报上说疯话去，混个名儿熟，读者一见书皮儿，咦，这不是昨天还在报上放狂话那位么？丫都写了什么呀我得瞧瞧。这一招相当管用，92年我见了足有两三百名记者，都见到了，大报小报，北京外地，同一张报纸见了文艺版的见影视版，见了副刊的见周末版的，自己也说乱了，惟恐红不透，惟恐声音不能遍达全国城乡各地。与此同时，图书销售应声而涨，每本均破十万大关，且持续节节上升。到当年底，我看着镜子里自己日渐发福的身材和吃胖了的脸，对自己说：你小子算混出来了。(宋元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