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圈子里，女人叫“小姐”，男人叫“少爷”。每晚“少爷们”手里夹着香烟，在迪厅四处游荡。被称为领班的人虽然不会强迫“少爷”去做什么，但是他们对坐台和出台方面都叮嘱得很周到。刘东是北京一所大学的大学生，他在《招工招聘》报纸上看到一则广告，月薪1——3万。没有想到竟然是去做“少爷”，而且还有人教导他怎么去做。在经过了很多事情之后，刘东最后选择了到派出所报案，并投书本报。本报经过详细调查采访，甚至挖到了那家迪厅以及刘东所遭遇到的那个圈子的老大，他说：这份工作就是在酒吧里从事陪护，工资要看自己和客人之间的关系而定。那么，这究竟是一份什么工作呢？本报将继续跟踪报道。

　　对那些看起来很风骚的女人，该摸哪儿就摸哪儿，不要留面子。

　　一开始刘东并不明白“情感陪护”的真正含义。这家位于北京新街口的知名迪厅里，被称为洪哥、东哥、南哥、龙哥的领班们没有强迫男女“陪护”们(迪厅里公开称之为“少爷”、“小姐”)去干什么，但对坐台和出台各方面都叮嘱得很周到。他们甚至告诉少爷们，不同的女人要有不同的应对方法，对那些看起来很风骚的女人，该摸哪儿就摸哪儿，不要留面子。并叮嘱如果跟客人出去，别忘了带安全套。

　　每晚少爷们手里夹着香烟，在迪厅里四处游荡，寻觅有钱的女主。小姐们一般手里也夹着香烟，个个浓妆艳抹，故作姿态，每遇到单身男性便马上凑过去问：“先生，到那边坐一会儿吧。”或者“先生，聊聊天吧。”有的甚至到门口去拉客。有目标过来，就上前缠着不放，言语、动作都不堪入目。

　　刘东目睹一位女“陪护”将男客人带到烛光区的角落。两人开始还只是莺莺细语，慢慢就越贴越近，直至男客人将其拉入怀里胡摸乱抱，女“陪护”都笑而迎之。

　　一日，一位湖北籍少爷对刘东讲：“昨晚那个女人真疯，把我的衣服都快抓破了，完了却说没钱，气死我了。”另一个少爷也是大学生。他告诉刘东，一次他上前与一个女人搭腔，结果那女的对他说：“我都是老妓女了，你还找我？”

　　刘东在迪厅里首先学会了蹦迪。他接待的第一个客人是女大学生。当刘东说明自己也是大学生后，女学生很善意地忠告他：“这份工作可不适合你干。”刘东说：“我会小心的，谢谢你。”

　　在这里，刘东结识的第二个异性是一位刚到北京打工的江西籍女孩。她比刘东来得晚，常向刘东打听这里的情况。期间这个女孩遭到了一个叫“骆驼”的老“少爷”殴打。那天女孩和“骆驼”同路回家，丢了东西。第二天女孩指认东西是“骆驼”拿了。他非但不承认，还当众打了女孩。女孩便要拉他去派出所，“骆驼”扬言自己在派出所里有人，叫女孩学规矩点。几乎所有的少爷和小姐都为了讨好骆驼而责骂女孩。后来女孩对刘东讲，自己已经没钱了，又不敢回家，只好做下去，但她真怕自己会学坏了。

　　刘东还接待了一位在北京开店铺的天津籍中年妇女。当刘东上前同她打招呼时，女人很吃惊地看着刘东问：“你多大了，就敢来找我？”刘东善意地说：“我看你和我姐姐年龄差不多……”

　　充当少爷的日子里，刘东一直坚守着防线，没有为了钱出卖自己。他也因此没有机会走进那些传出阵阵浪笑的神秘包房，只是看到有服务生不时将酒水送进去。

　　所谓男女公关就是在酒吧里从事情感陪护方面的工作。

　　刘东找工作，是为了挣到学费和生活费。7月的一天，他在报摊上买了一份《招工招聘》报，想找一份好的工作。12版上一条“暑假急聘男女公关：1万—3万”的广告吸引了刘东。

　　他心里纳闷，什么样的工作能有这么高的收入呢？当晚刘东就按广告上的电话同这家中介公司取得了联系。接电话的是一位叫李珊的女人，她向刘东介绍说，所谓男女公关就是在酒吧里从事情感陪护方面的工作。

　　第二天上午，刘东如约来到地处平乐园的北京宏远中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按要求填写了表格，并交纳了100元中介费。李珊送给刘东一张自己的名片，还很正式地开了张收据，让刘东下午3点和一名叫王杰的经理联系。这份月薪上万元的迪厅陪护工作似一块喷香的大蛋糕，吸引着刘东向它走近。

　　下午，刘东拨通了王杰的手机。王杰让他当晚8点到迪厅门口面试。刘东做了一下午准备工作。华灯初上的新街口渐渐多了许多身着黑色服饰的小伙子和打扮入时的姑娘。在这些人中，刘东见到了不到30岁、个子高高的经理王杰。王杰将刘东带到附近的永和豆浆店，很和气地听他作了自我介绍，然后让刘东第二天晚上带上身份证复印件和400元押金来上班。

　　刘东交齐了东西后，由一个叫“洪哥”的领班带进了迪厅。然后王杰一伙儿又向刘东索要了300元出入迪厅的月票费和50元培训费，并训练刘东等一批新“少爷”如何向客人打招呼，怎样识别客人，如哪些女人看上去比较有钱、比较开放或者寂寞无聊。同时规定他们不许随便打听这里的情况，不许与这里的“小姐”套近乎。

　　当刘东问陪护的内容到底是什么时，负责训练的“洪哥”说：“这个你们以后慢慢就知道了。”

　　几天下来刘东发现，做陪护的都不是迪厅的员工，每天需要购票入场，没有固定的工资，而是以陪护挣得的小费作为收入。

　　王杰一伙儿分工明确，有负责招新人、收押金的，有负责办月票的，还有负责培训和领班的。他们对少爷和小姐们监视很严，不许乱说乱问。少爷和小姐们每坐一个台都要向他们上交100元台费，出台则更多。他们就这样吃保护费，坐享其成。少爷和小姐们稍有不慎就要挨骂、挨揍。

　　每晚9点左右，少爷们由领班带进迪厅的烛光区，乐曲响后便四处散开，陪护异性喝酒、聊天、唱歌、跳舞……没有明确规定陪护的内容，也没有任何限制。刘东感觉不对劲，但已交了那么多钱，而且看起来也没有多大危险，于是便在里面呆了下去。

　　7月底，因为北京搞“严打”，迪厅的少爷和小姐们暂时放假一周。刘东就此结束了“情感陪护”的历程。

　　北京新街口周围的迪厅是否有陪护性的服务存在？附近的派出所所长说没有。

　　一周后，刘东向王杰要押金，王杰以不到一个月为由拒绝退还。8月19日，刘东见了王杰最后一面。刘东对王杰讲，如果不退还押金，他将就此事向学校汇报，由学校出面来解决。王杰骂道：“你再这么说，我明天带人砸了你们学校，你信不信？”刘东说不信。双方约好第二天在迪厅门口见面，但王杰没去。

　　20日，刘东给王杰打手机。一个自称其助理的女人接了电话，说王杰不在。

　　21日上午，刘东到西城分局刑警队报案，他们以管辖权不在此处为由拒绝受理。下午，刘东到新街口派出所报案，给予登记。

　　29日，刘东再到新街口派出所询问，无答复。

　　9月21日，刘东第三次到新街口派出所，无下文。

　　10月12日，刘东发E-mail给《中国青年报》。

　　10月19日，刘东接受本报采访；同日本报经多方联系，均未访到北京宏远中秋信息咨询有限公司。稍后，本报实习生拨通了《招工招聘》报的广告电话，接电话的服务小姐说，来刊登一则广告必须带有营业执照副本、单位介绍信和劳动局的审批文书才能接待。

　　当笔者说想找份工作时，小姐善意地劝告不要找中介公司提供的工作，因为每期有几百家中介公司做广告，真假无法核实。

　　随后，笔者又以一名打工者的身份拨通了王杰的手机。王杰问以前是干什么的，笔者说是学生。笔者询问王杰“公关”工作的内容和工资情况。王杰说：“就是酒吧里从事陪护方面的工作，工资要看你自己和客人之间的关系而定。你今晚带上身份证复印件和400元押金到迪厅门口面试吧。”

　　同时王杰还问了笔者的身高和姓名，然后很高兴地说：“好，我等你。”

　　出于人身安全的考虑，笔者没有赴约，而是来到迪厅，见到了迪厅人事部的张小姐。

　　她向笔者介绍了迪厅的建筑规模和客流量。至于“情感陪护”等内容，张小姐拒绝回答，让笔者改日直接去找她的主管主任。

　　随后笔者来到新街口派出所，见到了该所的所长。他说必须有西城分局的介绍信才能接受采访。

　　闲聊中笔者问所长，是否听说过“情感陪护”这个词，他说没有。笔者问新街口周围的迪厅等娱乐场所是否有陪护性的服务存在，所长也说没有。(文中刘东为化名)(青年时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