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条件
第一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在中国掀起了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这场革命的发生,是当时民族危机加深、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
第二,清末“新政”及其破产。革命酝酿之际,正是清政府处于内外交困之时。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彻底放弃了抵抗外国侵略者的念头,甘当“洋人的朝廷”;同时也使国人对清政府更为失望,国内要求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为了摆脱困境,清政府于1901年4月成立督办政务处,宣布实行“新政”。此后,陆续推行了一些方面的改革,包括:设立商部、学部、巡警部等中央行政机构;裁撤绿营,建立新军;颁布商法商律,奖励工商;颁布新的学制,下令从1906年起正式废除科举考试。
新政的内容大部分只是延续了洋务派和维新运动时的做法和主张,很多人认为“新政不新”。迫于内外压力,清政府不得不于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并于1908年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了一个学习日本实现君主立宪的方案,但又规定了9年的预备立宪期限。
预备立宪并没有能够挽救清王朝,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重了危机。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延续其反动统治。正如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在回国后的奏折中所说的,立宪有三大利:“皇位永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这正是清政府立宪的指导原则。
1911年5月,在为形势所迫不得不成立的责任内阁里,13名大臣中满族就有9人,其中皇族占5人,被讥为“皇族内阁”。这不仅使立宪派大失所望,也使统治集团内部因满、汉矛盾和中央与地方矛盾的尖锐而分崩离析。
第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阶级基础和骨干力量。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由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首先发动的。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了初步的发展。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形成的阶级基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骨干是一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与戊戌维新运动及20世纪初清政府兴学堂、派留学生的措施有关。这些青年学生接触到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思想文化,其中不少人在民族危难加深、群众自发斗争高涨形势的推动下,开始摸索救国救民的新道路。当时出国留学成为一种潮流。中国留日学生最多时达近万人。这些青年知识分子,成为了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
2.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活动
第一,孙中山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开始。从根本上说,近代中国的革命是被外国侵略者和本国封建统治者逼迫出来的。1894年,孙中山到檀香山组织兴中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并筹划发动反清起义。
第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宣传与组织工作。历史进入20世纪,随着一批新兴知识分子的产生,各种宣传革命的书籍报刊纷纷涌现,民主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1903年,章炳麟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对康有为的保皇观点,斥光绪皇帝为“载小丑,未辨菽麦”,歌颂革命为“启迪民智,除旧布新”的良药,强调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建立民主共和制度。邹容出版了《革命军》,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的名义,热情讴歌革命,阐述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号召人民推翻清朝统治,建立“中华共和国”。陈天华出版了《警世钟》、《猛回头》两本小册子,痛陈帝国主义侵略给中国带来的沉重灾难,揭露清政府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号召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清政府这个“洋人的朝廷”。
在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传播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团体也在各地次第成立。从1904年开始,出现了10多个革命团体,其中重要的有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岳王会等。这些革命团体的成立为革命思想的传播及革命运动的发展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组织力量。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和黄兴、宋教仁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孙中山被推选为总理,黄兴被任命为执行部庶务,实际主持会内日常工作。同盟会以《民报》为机关报,并确定了革命纲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领导资产阶级革命的政党,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3.三民主义学说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
同盟会的政治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905年11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将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三大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后被称为三民主义。
民族主义包括“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两项内容。一是要以革命
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改变它一贯推行的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政策;二是追求独立,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变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为独立的中国。但是,同盟会纲领中的民族主义没有从正面鲜明地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当时的革命派对于帝国主义的本质认识不清,害怕帝国主义干涉,甚至幻想以承认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为条件来换取列强对自己的支持。同时,他们也没有明确地把汉族军阀、官僚、地主作为革命对象,从而给了这部分人后来从内部和外部破坏革命以可乘之机。
民权主义的内容是“创立民国”,即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资
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这就是孙中山所说的政治革命。不过,民权主义虽然强调了要建立民主共和国,却忽略了广大劳动群众在国家中的地位,因而难以使人民的民主权利得到真正的保证。
民生主义在这时指的是“平均地权”,也就是孙中山所说的社会
革命。但是孙中山的“平均地权”脱离了中国的实际,它没有触动封建土地所有制,不能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在革命中难以成为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的理论武器。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初步描绘出中国还不曾有过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方案,是一个比较完整而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它的提出,对推动革命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积极的影响。
4.关于革命与改良的辩论
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广泛传播、革命形势日益成熟的时候,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坚持走改良道路,反对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统治。1905年至1907年间,围绕中国究竟是采用革命手段还是改良方式这个问题,革命派与改良派各自分别以《民报》、《新民丛报》为主要舆论阵地,展开了一场大论战。投入这场论战的还有其他十几种报刊。
第一,要不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
要不要推翻帝制,实行共和;
要不要社会革命。
这场论战具有重大的意义。通过这场论战,划清了革命与改良的界限,传播了民主革命思想,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但这场论战也暴露了革命派在思想理论方面的弱点。比如,他们主张推翻清政府,但对“革命是否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的问题不敢作出理直气壮的正面回答,只是希望通过“有秩序的革命”来避免动乱和帝国主义的干涉。他们所说的“国民”,主要还是指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而不是广大的劳动群众。他们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是否应该改革的问题也是语焉不详,并且反对贫苦农民“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这些理论和认识的局限不可避免地会影响辛亥革命的进程和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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