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手那天，林恰在大楼里有课。他借口要去存放剩余试剂的房间拿手套之类的杂物，在导师的陪同下进入实验室，确认了目标所在，也确定了储物柜钥匙的位置。

　　回到课堂后，林又找了个借口，暂时离开。随后潜入实验室，打开储物柜取得试剂，并长时间保存，直到3月31日，浅黄色的液体被注入纯净水中。

　　4月1日上午，黄洋喝了口水，感觉味道不对，据说还特意清洗了饮水机和水桶。他很快开始呕吐、发烧，第二天去了林所在的中山医院挂急诊。

　　同学高科(化名)记得，医院初步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化验结果还显示肝损伤，导师带了1万多元现金赶来，安排他住院。4月3日，黄洋依旧呕吐不止，脸也好像又肿了些，验血结果直接把他送进了外科重症监护室(ICU)——血小板只有40×109/升。

　　全面检查后，黄洋的状况令人惊讶，谷丙转氨酶指数高于1000，而正常指标应小于75；肝功能指标全线异常。医院认定他的肝出了毛病，诊断为急性重症肝炎、弥散性血管内凝血。

　　“病情恶化非常快，几天里血小板就跌到了1到2，血氨、胆红素超标好多倍。”高科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专业地看，医院的诊断治疗没有问题，毕竟谁都想不到是中毒，在常规治疗中，中山医院已进行了最高质量的施救。

　　黄洋的父亲黄国强于4月3日赶到上海，还与林在寝室共处了一晚，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那天晚上，林很“淡定”。

　　这也是黄洋一位师妹的看法。黄洋入院后，她曾与林一起翻找寝室里各种杂物，为医院诊断病因找线索；期间林神情自若。作为实习超声科医师，他还为黄洋做了B超测试。

　　“黄洋住ICU后，我见过林好几次，有一次他刚去看完黄洋，我们问他怎样，他说肝衰，人还清醒，我们还讨论了下病因和治疗，看不出半点异常。”高科回忆说。

　　之后高科还在宿舍走廊碰到林几次，“林告诉我，他已经发了8篇论文了。”

　　在黄洋病情恶化时，林讨论的是论文送审和盲审的事。

　　4月7日，黄洋开始鼻腔出血，次日陷入昏迷。医院陷入束手无策的境地。直到4月9日，黄洋的师兄收到短信，提醒注意一种药物。

　　短信曾被公众猜测为来自林，但南方周末记者了解，短信实际上来自另一位使用试剂做实验的学生，黄洋突然恶化的病情使他想起了实验中的大鼠，这种猜想很快得到证实。出于保护的目的，警方未向外界明确他的身份。

　　4月11日，林被警方带走，并很快承认了投毒的事实。次日中午，有同学在医学院看到被警方带回的林，他是来指认现场的。

　　同日，医院发出了病危通知书；4月16日15时23分，医院宣布，黄洋死亡。

　　4月19日，警方向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检察院提请逮捕林，并首次披露案情。动机被归纳为“林某因生活琐事与黄某关系不和，心存不满”，但仍未明确“琐事”的具体内容。

　　“潜意识”与“自尊心”

　　警方申请批捕的消息，说服了许多将信将疑的人，但林的母亲显然不是其中之一。

　　半个月来，只要人们经过汕头市潮阳区和平镇的一栋4层小楼，总能看见这个50岁的女人呆坐在一楼杂货铺，头发花白、凌乱，以泪洗面。

　　在潮汕，崇拜三教神祇是沿袭已久的传统，林母也不例外。每逢初一、十五，人们都会见到这个提着香烛冥纸的农村妇女，前往庙宇虔诚膜拜；如今祈祷更成了她唯一的寄托。

　　“除了烧香拜佛，我还能做什么？”她哭着问。

　　一旁，沮丧的村民们和整座村庄一样沉默。沿街数十户人家都姓林，人们对投毒二字讳莫如深、一致将目光投向过往：“林仔那么乖，肯定是被人冤枉的！”

　　长久以来，“林仔”都是村里的骄傲。他1986年出生于此，排行老二。家境并不优越——父亲早年在一家服装厂打工，母亲则常年拉着一辆木板车，在镇上的工厂里收购废品——10年前，一家人才从狭窄的土屋，搬进了如今的小楼，出售纸巾、饮料等为生。

　　林曾多次劝说母亲不要再收废品，识字不多的母亲却让其安心读书，“全家人的希望都在两个儿子身上”。

　　潮汕地区本有重商之风，村里的男孩大多初中没读完就跑去做生意，林家的孩子却是异类：两个女儿都在当地做老师，两个儿子也先后考上大学，林是其中佼佼者。

　　和平初级中学的蔡老师记得，中学时代的林沉默、害羞，却一直是全校“最优秀的那几个孩子”。在教育并不发达的和平镇，林复旦大学[微博]研究生的身份，是这位老师从教二十年最闪亮的荣耀，她每逢过节也总能收到这位得意门生的祝福短信。

　　林拥有同龄人中少见的自律。其高中同学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林每天6点半准时起床，“老师基本上不用管”；对成绩有些过分执著，常常考试一结束，就在宿舍自责，抱怨状态不佳。

　　“基本属于那种书呆子级别人物！”一位男同学这样定义昔日的同窗，“话特别少，只有当谈起篮球和乒乓球时，话才多一些。”

　　后来显现出的自卑、羞涩、渴望却又不善于与女性交往的一面，在此时也初露端倪。同学们认为，封闭的成长环境和程式化的生活多少影响了他，塑造了一种异常敏感而害羞的性格。

　　高中同学李小寒回忆，她多次向成绩优秀的林请教课业难题，“他从不拒绝帮忙，但如果多问两句，他就不敢直视你的眼睛”。

　　李小寒还记得，在高中英语课的一分钟口语演讲中，林站在讲台上，“身姿很不自然，声音越来越小，甚至听不清，有时不自觉地就转过身，面对黑板”。

　　林曾珍视在家乡的经历——小时候光着脚在雨里乱闯，顶着雨在练江里游泳、划龙舟、在码头钓鱼——尽管外出上学多年后，他又感到与这片故土的疏离。

　　对故土的记忆、家境的艰辛，与内向的性格一起，在林身上刻下一体两面的鲜明印记。

　　大多数人接触的都是其光明的一面：孝顺、和善、恋家。初中好友杨学勇回忆，几年前，林终于说服母亲不再卖废品，自己则从不向家里拿一分钱，而是靠奖学金和家教养活自己。2013年2月，林回家，还把两万块钱积蓄都交给了母亲。

　　很少有人注意到他内心的灰暗。

　　在QQ日记里，林写道：“像《恰同学少年》里面那个在进大学时对着学校领导说他自己父亲是他雇用的挑夫一样，我在本科以前一直也有这么一种自卑的身份心理，每次听说谁谁谁的父母是什么医生、大官的，我就会内心小羡慕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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