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和浙江省教育厅联手推出“新时期教育理念大讨论”后，我们收到了很多读者邮件，有老师，有家长[微博]。其中一位署名“杭州一小学生家长”的读者，在信的一开头就说，“我错了。”

　　“我和妻子都是(上世纪)90年代国内名牌大学的硕士，曾在海外旅居多年，以前一直很自信，虽然国内教育环境严酷，但我们的孩子一定不让他受影响。等到孩子上小学一年级，我发现全错了。”

　　记者联系上这位小学生的家长赵先生，他要求不透露他的工作和姓名。

　　这位70后爸爸，是个上班族，工作节奏快，语速也快。只有谈到孩子教育问题时，他才稍微慢了点下来。

　　“我(上世纪)80年代上的小学，记得那时全国已经在讨论中小学生减负了，本来以为减了30年，应该减得差不多了吧。”

　　减负30年，这话没有夸张。从本报历年报道中，教育减负口号一路有迹可循。

　　不过，这些减负规定被赵先生评价为“一纸空文”。

　　“我孩子去年上小学一年级，老师给家长布置作业，比如拼音要读几遍，预习、复习到什么程度，练字有什么要求、课外阅读、听写有哪些……数学书面作业肯定是有的，都需要家长批改，另加隔三差五的试卷等等。”

　　对减负带有美好想象的赵先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我对孩子教育，一直认定，幼儿园应该好好玩，小学以前不学文化课。孩子上幼儿园时，班上大多数同学已经开始学小学语文数学了，我觉得那些家长有点拎不清。但上了小学后我发现，脑子不清的人是我。”

　　“现在小学一年级的课文和考试难度，相当于我们当年3年级的难度。”孩子带回来很多数学题，“大多曲折复杂，布满陷阱，存心不让小孩对数学感兴趣。”

　　不可否认，现实是，这样的题目班上很多孩子会做，因为在幼儿园时他们就认了许多字，“这不是鼓励幼儿园小学化吗？”

　　听记者提起1996年时教育部门就有规定，小学各年级不搞任何形式的会考、统考、统练。

　　“怎么可能？我孩子去年小学第一学期，就遇到西湖区统考，结果老师和家长们像迎接高考[微博]似地，卷子做了一大叠，直到考试结束。”

　　赵先生有海外旅居经历，不少朋友的孩子在美国读小学。他经常对两种教育做对比——

　　“他们二、三年级的功课，比我们一年级还简单，这并不妨碍美国的高等教育一直领先全球，科技执全球之牛耳。”

　　“我并不想展开讨论中美教育差异，只是通过比较觉得我们的教育方向错了。按理说，社会越进步，小学教育应该更人性化更科学。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难道是社会在退步？”这位爸爸困惑不已。

　　省教研院普教所所长林莉：

　　改变会来得很慢很慢

　　前面提到的赵先生，在给钱报的信中提出了几条建议：更换目前小学教材，教材难度至少减去一半；降低数学难度，取消平时所有单元测试；老师的考核不得与考试成绩挂钩；小学四年级前不得组织统考……

　　省教育科学研究院普教所所长林莉说，这些建议事实上正在省教科院的教育科研孵化基地学校“点式”试行。“课程改革，基本取向是降低难度。”

　　省教科院在调研中曾了解到，有一所学校，尽管通过制度保障教师考核不跟成绩挂钩，学校不用参加全区的所有统考、测评，结果学校还是愿意参加统考。因为他们说，“一到四年级不用考，五六年级全区统考是必须参加的，那时候我要是考不过别人怎么办？不如现在每一步都跟上，更放心一点。”

　　林莉对强大的教育惯性无可奈何。“这种惯性，固然反映了老师们对自己有要求，有责任感；另一方面却也暴露出一些老师对什么是好的教育、好的教学，什么是自己所教学科的独特价值，没有自己的理解，宁愿跟着教育惯性，跟着指挥棒走。”

　　与此同时，她到学校去看老师上课，也能发现不少对教育还有梦想的老师，在一点点做尝试。“从他们身上，总能让我看到一些希望，但前提还是要先遵守游戏规则，他们说不得不先把规范内的游戏玩好，有余力再去试自己的东西，先生存，再理想。改变会来得很慢很慢。” 林莉说。　　(本报记者 王玲瑛)

　　学军小学老校长杨一青、杭高老校长葛锦发、杭二中老校长徐承楠

　　三位老校长，曾是杭州教育改革一线的风云人物，昨天接受记者采访——

　　减负年年喊，为啥就是减不动

　　在很多教育者眼里，“减负”是个老话题，但对每一年的新家长来说，都是最现实的、最迫切期望得到解决的大问题。“减负年年喊，为什么就是减不下来？”昨天，杭州三位30年以上教龄的老校长接受记者采访，回眸过去对比现在，他们的经历或许可以帮助我们寻找答案。

　　学军小学老校长杨一青

　　减负，五十年前就开始了

　　昨天下午，在杭州学军小学求智巷校区的“荣誉校长室”，记者见到了省功勋教师、省特级教师、学军小学老校长杨一青，他刚从昆明出差回来。

　　从1961年进入学军小学，杨一青在这个学校干了45年，做了20多年的校长，关于减负，他感触颇深。

　　“减负这个话题可不新哦，是老生常谈啦！”

　　中国开始减负的标志性事件，是1964年的“二月来信”。杨一青记得，那时候，毛泽东主席也很重视这个问题，关于减负有过批示。

　　1964年2月，北京铁路二中校长魏莲一给上级写信，建议为中小学生“减负”。这封信最后被送至中央。

　　杨一青现在还能记起当时毛泽东对减负的一些经典语录：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突然袭击；要把学生的学习总量，砍掉三分之一；要保证学生的睡眠……

　　几十年来，杨一青亲历了浙江省多次大的减负行动。

　　印象比较深的，是1996年11月，省教委对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作出具体规定：严格控制学生在校活动总量、课外作业总量、考试的科目与次数。

　　2000年“徐立杀母事件”发生后，浙江省专题研究学生减负工作，还搞起了师德培训，在社会各界开展减负大讨论。杨一青说，那段时间对学生的减负工作很重视，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学生书包称重；派人到全省各地明察暗访，看双休日有没有补课现象；对违规补课的，登报，全省通报批评……

　　效果还是有的，不过无法持久，减负讨论过去了，措施没有坚持，学生的负担又上去了。

　　杨一青回忆，后来浙江省又多次下发了“减负令”，还让重高校长签减负责任状，办法都用尽了，学生负担还是没有多大改变。

　　现在的学生负担到底重不重？

　　杨一青说，这个界定有点难，同样三道数学题，有的学生10分钟就搞定，有的学生需要花1小时。

　　“孩子是有差异的，我们要搞适合孩子的教育，搞个性化教育。”杨一青说，义务教育阶段，一个班的学生那么多，个性化教育就会受影响。

　　学生的负担能不能减下来？杨一青认为，有些事情如果能持之以恒，作为一种常规，学生的负担是能减下来的。

　　“升学指挥棒”会增加老师、学生的负担，现在有中高考，所以学生的负担减不下来。杨一青建议，为什么不把高中的招生名额下放到初中呢？这也是减轻初中学生负担的一个好办法。

　　本报记者 梁建伟

　　杭高老校长葛锦发

　　当下，减负只是一个愿望

　　杭州高级中学老校长葛锦发，经常被他的学生尊称为教育家。

　　学生在网上发文说，他无疑是当今教育界最独特的那一个，也许只有那样的人，才称得上是“教育家”。“彼时的杭高，是真正的‘天堂’，从我认识的一些学长处了解，当时的杭高，属于‘请假随便请，校门不设防，作业基本没，考试不在乎’这样的档次。”

　　记者昨天采访葛校长，他笑呵呵地说，“没到那程度，松也松不到哪里去，学习压力还是有的，就是日子还能过。”

　　葛锦发自嘲，“我这个校长不像别的校长那样事业心强，今天评个劳模，明天评个什么，我没想这样，日子也就过去了。”

　　但当时杭高以及校长葛锦发的处境并不轻松。

　　本报记者2003年6月26日曾写报道——《在人文理想与功利原则之间，杭高选择忧伤》，在应试教育环境下，杭高作为有悠久人文历史的名校，在高考排名时屡屡被人指责诟病。甚至有人说，教育家葛锦发败给了高考。

　　“我当时的理解是，顺风跑是容易的，顶风跑肯定是累的，那就累一下吧。好在我们学校的很多老师是理解的，没有给我很多压力；很多家长还是理解的，进了我们学校，看到我们上课，他们也认同了，给了我们一个宽松的氛围。”

　　葛锦发一直在关注当下的教育环境。

　　他说，“现在的教育，我也不懂了。好像是把聪明人教笨，把笨的人教坏了。读大学要感谢室友不杀之恩；小学要提前认识300个字；初中面试，扔个纸条在地上，连思想品德都成了负担，教育现在怎么都搞成这样了……”

　　他叹气，“说不清了。”

　　在他退休前，有一位教育官员跑到杭州跟他聊“减负”。

　　“我没怎么表态，我认为中国的教育离不开社会，家长都在社会中，最后涉及到小孩事业整体行不行，他才知道教育的初衷是什么。我们现在教育程度提高了，但社会并不需要大家都变成博士、硕士。我现在反而对职业教育感兴趣，现在教育过剩，不要以为读了书之后，必须怎么样。”

　　“教育减负，现在的国情下减不掉。唯一能逃避负担的，可能是出国读书吧。”

　　“减负只是一个愿望，减负成功，是一个看得到碰不着的目标，只有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地步，等整个社会，对人才的认识和需求，达到发达国家的状态，技工等不同工作不再有体面不体面之分，社会待遇也不错，加在教育身上的负担自然会减下来。”

　　本报记者 王玲瑛

　　杭二中老校长徐承楠

　　我们的教育方法太落后

　　昨天晚上9点，记者给杭二中老校长徐承楠打电话。这位浙江省功勋教师、省特级教师，目前在美国帮忙照料孙子、孙女。

　　徐承楠说，即使不当校长了，他也一直在思考减负这个问题，“喊了几十年减负，一直到现在还在喊，这说明了很多问题，我们在教育过程中，针对减负还没有用心。这一点，大家都要自责，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我们的教育，还没有尊重学生的发展。”

　　他承认在杭二中当校长时，也没有彻底减轻学生负担，但他一直坚持“升学率不能丢，素质教育也要抓”。他给中国学生开出的减负良方只有一条：“我们的教育手段、方法非常落后，要从改进教育方法入手。”

　　徐承楠的孙子在美国读四年级，孙女读二年级。“他们的负担也不轻，但不是课业上的。我孙子有篮球、游泳和国际象棋的培训，每天的体育运动1个半小时以上。孙女喜欢艺术，每天有家庭教师上门，教她画画。”

　　徐承楠忍不住手痒，就给孙子上奥数，“美国的数学太简单了，给学生10道数学题，全部是选择题，很多题目的形式是一样的，就是换了几个数字。”

　　中国的奥数，比美国数学难多啦！徐承楠说，孙子对奥数还是很喜欢的，还要参加竞赛呢。“美国也有竞赛，是社团办的，竞赛的题目挺难的，五年级要考不定方程呢。”

　　“美国学生在课业上的负担，是没有的，他们学得很轻松，孩子喜欢学什么就学什么。学校、家长很放手。”徐承楠说，学校里会有一些超前学习的课程，只要学生愿意，都能去学。

　　我们的教育现状是只看最后的考试结果，没有尊重学生个人的发展，把所有的教育当成以后竞争社会地位的工具。

　　“我在当二中校长时，追求一个思想——就是尽力挖掘学生自身学习的积极性。”徐承楠说，社会很现实，一所学校的升学率不高，社会就不认可，“所以，我们所要做的，既要达到一定的升学率，适应社会的需求，虽然这种需求是短暂的、短视的；同时又要符合人的培养，搞素质教育。”

　　徐承楠说，“现在的教育手段、方法非常落后，过多占用学生的时间，学生负担肯定重啦。”徐承楠举例说，一个数学老师，布置三道题目学生就能掌握课堂知识，但他发现科学老师布置了10道题目，他有些不放心了，也布置了10道题。“他这样做，学生的学习效果是一样的，但占用了学生太多的时间，负担就是这样产生的。”

　　徐承楠说，好的老师会认真研究自己的学生，掌握他们的特点，激发学生上课积极思考的兴趣，提高45分钟的效率。　　 本报记者 梁建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