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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上海

　　上海开埠以后，西方传教士加快了登陆上海的步伐，建教堂，办学校，他们自比上帝的牧羊人，将中国人视作羊群。当然他们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推广资本主义的文明和价值观，推行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将商品输入中国。不过上帝是说“英格利西”的，为了让中国信众听明白上帝的谆谆教诲，传教士们一开始就必须学一点中文，同时也要教中国信众说外语。另一方面，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探寻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时，需要追溯到文化差异的所在，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对西方文化进行研究。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动荡也需要更多的知识分子通过西方语言文字为载体渠道，进行更广泛的、更高层面的学术沟通与学习。两方面的动机，共同促进了西学的热潮。而外语，正是进入西学堂奥的钥匙。

　　上帝派来的外教

　　甲午战争之前，由传教士及外侨开办的允许中国学生入学的学校有徐汇公学、裨文女塾、文纪女塾、明德学校、清心学校、经言学校、圣芳济学堂、圣约翰书院、圣玛利亚女校、中西书院、中西女塾等。1886年创办的法文公书馆，实行法国学制，除国文外，全部使用原版法文教材。1891年创办的工部局男校与女校，老师全部为外籍人士，还实行剑桥考试制度。中西女塾创办于1892年，是近代上海最著名的女子学校，从一开始就极其重视外语，所用教材除了国文均用英文教科书，连中国的历史、地理也是由美国人编写、在美国出版的，而且还由美国教师讲授。此外，外籍老师还指导优秀学生排练课余节目，比如用英文朗诵长篇诗歌和戏剧片断，毕业前还要举办表演会。

　　裨文女中创办于1850年，创办人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夫人格兰德女士，地点在今天方斜路上的西白云观，这是外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文经女塾创办于1851年，创办人也是由美国传教士琼司女士，地点在虹口，学生除了学习西方文化和四书五经外，还要学习纺织、缝纫、园艺、烹饪等为女性定位的居家所需技艺。这个学校后来改为圣玛利亚女校，建国后与中西女塾等校合并为市三女中。清心学校的创办也颇有意思，由美国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夫妇创办于1860年，一开始只是一所男塾，后来范的夫人希望为女孩子再办一所学校，于是就有了清心女中。清心学校在建国后成了市八中学，前几年这所学校又成了男中，一时成为新闻热点，但许多民众包括记者都不知道“它从哪里来”。不过严格来说，清心男中还不能算是上海男中的嚆矢，早在1846年，美国传教士文惠廉创办过一所男童学校，而且一开始就开设英语课。

　　除英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以外，一些小语种也被纳入教会学校的教学纲要。比如1847年创办的圣芳济学校，开设的外语课程中除了英文、法文、拉丁文外，高级班还设有希腊文。1905年，学校派四名学生赴英国剑桥大学参加公开考试，其中三人获得及格文凭，圣芳济于是声名大振。

　　除了正式西方教会学校和中国官办、民办的学校如火如荼地开展外语教育外，彼时上海还创建了形形色色的外语补习班，并成为一支重要的力量。

　　早在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与教会学校创办同步，上海就出现了外语补习班。比如1864年有洋泾浜复和洋行内的大英学堂，专教中国10岁至14岁的儿童学习英语，他们中有不少人后来成了外国人的“西崽”。1865年，英商在石路开办了英华书馆。这是上海最早的外语培训班。后来，这类学校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仅1873年至1875年在《申报》上做广告招生的就有15所，比如由外国人开办的英话文法公所、英语夜校、得利洋行英语培训班等，以及中国人开办的番文馆、英话英字班、英语夜校等。当时的竹枝词也记录了这一盛况：“英语英文正及时，略知一二便为师，标明夜课招人学，彼此偷闲各得宜。”

　　民国职业外交家顾维钧少年时就在上海英华书馆学习英语。这是一所由外侨与沪绅于1865年合办的学校，教授英语汉语双语，兼及其他课程，学费每年50两银，着实不便宜噢！顾维钧在日后的回忆录里还生动地忆及当年与年龄比他大的同学进行英语单词比赛的情景，其规则有点像今天《中国好声音》的淘汰赛。“我们每周上三次英文课，每次上课，拼读比赛对全班学生来说都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

　　还有一个同文馆，创办于1893年，创办人是英国伦敦会传教士布茂林，曾在中国台湾传教并兴办新式学校，后在广东同文馆任教，并受湖广总督张之洞委托编纂《洋务要辑》。同文馆起初只设日班，后加设夜班，教学内容偏重英语。1900年后，中外衙署、铁路矿务及洋行、律师等行业的专门人才需求告急，同文馆就从优秀学生中选拔助教，帮助管理学生并适当教点低年级学生，酌付报酬。据同文馆在1904年的一份告白中称：“计由海关、邮政、电报诸局业考取者约百余人，外则如洋行司事、买办及翻译与写字之职为数不少。”

　　著名学者、出版家王云五就是同文馆的学生，因为成绩优良，他也“被布先生拔充教生，以承其乏”。布茂林对王云五关爱有加，任他借阅自己的上千册藏书，这些书大多是英文名著，对于王云五开阔视野大有裨益。在布茂林的指导下，王云五阅读了《英国史》、《国富论》、《教育论》、《英宪精义》、《社会契约论》、《法国革命史》等世界名著。另外像郑观应、穆藕初，前者是近代著名思想家、买办，写过影响深远的《盛世危言》，后者是著名实业家，他们都没有进过正规的外语学校，是在英华书馆或海关外语夜校进行补习的，并在他们日后的事业中发挥的极大的作用。

　　包括英华书馆、上海同文馆在内的各种外语培训班，有的延续多年，有的旋办旋停，此伏彼起，蔚为壮观，体现了上海持续不断的学习外语与西学热。

　　与此同时，在1901年，南京同文书院也移至上海高昌庙，成为上海东亚同文书院，这所学校的背景是由东亚同文会，会长是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一个典型的亚洲主义者。移至上海并考察了上海的各方面条件后，遂将上海作为永久院址。它的办学宗旨为“讲中外实学，教中日英才”，学生有中国的也有日本的，毕业后多为日本方面重用，分散到日本领事馆、银行、商社等部门任职。鲁迅、胡适都到东亚同文馆做过演讲，鲁迅讲了一次《流氓与文学》，在当天日记里记了一笔：同文书馆“给车资12元”。但必须指出的是，东亚同文书院后来设立了支那研究部，书院的教师都是研究部部员，他们非常注重收集中国方面的研究资料，包括书籍、新闻、货币、地券、商业文件，甚至传单，还让日本学生利用假期去内地旅行，散发随身带去的牙膏、味精、仁丹等日本小商品，起到广告宣传的作用。

　　上海滩，地球村

　　1923年后上海至长崎的航线开通，日本侨民来上海增幅加大，逐年上升的日本侨民主要集聚上海虹口一带，最多时达到近10万，此时侨民举办的日语补习班和译书所也有不少。

　　俄罗斯侨民也是上海外侨中的重要群体，上海开埠后的20年里，俄侨的人数并不多，直到1900年也不过47人，但十月革命爆发，大批俄侨涌入上海避难。由于他们被红色政权视作敌对势力，故称“白俄”。而后又有一部分来自日军侵占的东北地区，他们从哈尔滨、牡丹江等地辗转而来。至40年代初，聚集上海法租界并受到法国工部局庇护与照顾的俄侨有2万多人。

　　白俄中有旧俄海军人员，也有白军及旧俄政权机关的雇员及家属，还有士官武备学校的学员，以及文艺界、法律界人士等。俄侨在上海的人数与同时期在上海避难的犹太人差不多，但在文化领域及城市气质上，白俄对上海的影响远远比犹太群体深远得多，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

　　白俄在上海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组织，比如保护上海俄难权利委员会、俄侨普济会、俄侨各机会联合会、俄侨律师协会等，俄侨中有许多杰出的艺术家，在上海的文艺活动开展得也相当出色，演出歌剧与话剧，举办定期音乐会，还将芭蕾舞带到了上海，造型艺术方面也留下了许多精彩的印痕。上海交响乐团的班底就是白俄人打下的。

　　白俄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在法租界内设有电台，还办起了出版社与书店，出版的报刊之多，这是其他国家侨民所不能比拟的。报刊方面影响较大的有《上海柴拉报》、《俄文日报》、《罗西亚回声》、《自由的俄国思潮》、《东方风气画报》、《俄国评论》、《我们的时代》等，林林总总有近200种，绝对繁荣繁华。史学家认为上海国际艺坛的半壁江山是俄罗斯文化，这是有事实依据的。

　　在此背景下，白俄还办了许多学校，从托儿所到专科学校及女子学校都有，还有一所上海俄文专修学校，招收的对象主要是华人。至少俄语补习班，在淮海路沿线的支路及弄堂里就有不少，许多中共地下党人就是在这里学了初级俄语，然后再秘密去苏联深造的。

　　甚至，如果允许我们将叙事语言转成为电影镜头，回放至1925年1月11日那个寒冷的冬日下午，任由镜头摇至虹口东宝兴路一条小弄堂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我们便会看到，当底楼的黑漆大门被推开后，迎面的客堂间已经布置成一个典型的英语补习班教室，讲台、黑板、课桌椅一应俱全，课桌上也整整齐齐地摆放着英语教材，但是没有一个学生。学生都到哪里去了？原来都挤在二楼，差不多二十个成年男人围坐在一张由三张八仙桌拼成的长桌周围，表情兴奋而严肃，这里正在召开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四大，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此刻正装扮成外教，一旦风吹草动，便由他出面忽悠巡捕，而正在慷慨激昂做报告的则是48岁的陈独秀。由此可见，外语补习班是上海一道再寻常不过的风景了。

　　此后，我们还可以在上海看到种种学外语的情景，但要等一百年后，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之初才得以重现。夜校里、车间角落、亭子间、公园里、草地上、黄浦江边、街头巷尾……令人热血沸腾，遐想万千。A、B、C、D……

　　链接：新增英语单词中两成来自中国

　　绝大多数的英语词语都源自其他语言，如拉丁语、德语、法语、希腊语、意大利语等50多个语种，其中包括汉语。总部设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全球语言监督机构” 发布报告称，自1994年以来加入英语的新词汇中，“中文借用词”数量独占鳌头。

　　经过1500多年演化，英语的单词已突破100万个，在语言学者看来，它的词汇递增得益于其他60多种将英语和民族语言相结合的语言，比如，西班牙式英语、日式英语、新加坡式英语等。而中国式英语对此的贡献也很大。

　　这里说的不是“Chinglish”(中式英语)，即不规范的、以中文思维拼凑的英语。目前，很多中外专家在研究的是“中国英语”(China English)，是英语在国际化过程中与中国特有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统计显示，自1994以来，加入英语的词汇里，中国英语的贡献至少在15%到20%。比如“dimsum”(点心)、“kungfu”(功夫)、“gelivable”(给力)、Tuhao土豪、Dama大妈等，这些词在学者看来，都和我国的文化辐射力、综合国力，尤其是经济实力的提升相关联。

　　1600年前，仅有Typhoon(台风)、Li(里)、Litchi(荔枝) 等6个中国制造的词汇被收入牛津；17世纪增加了31个，18世纪又有44个词杀入英语家族，19世纪达到112个词，而上世纪截至1992年，新词又增加了152个。不过在一季度更新一次的牛津在线辞典中，中文借词数量可以乘上十。汉语词语改造成英语的方式有音译、意译、音意合译和音译加词缀。例如，汉语拼音“太空”(taikong)和希腊词“nautēs”(航行者)组成英语单词taikonaut(太空人)，主要用来指中国航天员，现已收录于牛津词典中。而最先由海外华人创造的中式英语“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采用了直译的方式，如今这个词已经成了英美国家里不少人打招呼的常用语。

(本文来源：新民周刊 作者：沈嘉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