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拟介绍关于钱钟书先生的一点资料，或称“掌故”。此事与笔者个人直接有关。因为笔者的专业范围和中国的文学界或国学界相去较远，所以此事我若不说，恐怕世界上知道它的人就会很少。因此才想把它“交待”出来，以资世人之关心“钱学”者的谈助，或者也算得一种十分微薄的芹曝之献吧？

　　且说我于194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暑假以后，克服了若干阻挠和挤迫，考入了清华大学物理系(物理研究所)当研究生。那时清华的研究生还为数甚少，我们这一年级(所谓“38学号”)总共只有二三十人，男生不管什么科系都住在相邻的几间宿舍中，大家接触较多。正是从那时起，我认识了钱先生的研究生乔稚威(乔亻必)兄。我们保持联系(偶尔有短暂的被迫中断)，至今已五十余载，彼此皆垂垂老矣！

　　当年在我们这些青年研究生中，流传着一些关于钱先生的故事，大家对他都很崇敬。有人找机会到钱先生家中去拜访，引以为荣。我因性情怯懦，没敢做过这种尝试，而且从那以后，我虽然和钱先生有过一些文字往还，但却一直没有得到亲自拜谒先生的机会。当然，在清华时，我偶尔在校园中或在进、出城的“校车”上，还是见过钱先生、杨绛先生和他们的女儿的，但那当然算不得正式的拜见。

　　附带提到，当时在我们这些同学少年中，钱先生的小说《围城》是十分风行的。同学们日常谈论，常常引用《围城》中的情节来作为“论据”。当时北京的旧书市场，比现在的更加可爱得多。记得我曾先后在旧书摊上买到过三本《围城》(“良权”版)，后来都送给别人或被别人借走了。由此可见，对于今日大多数之谈论《围城》者，我们这些人显然不妨以“前辈”自居了。

　　我于1952年春天(“三反”运动中)，在清华通过了学科考试和论文答辩，然后就算“毕业”。那时情况“是在不断地变化”，入学时允诺的“硕士学位”早成明日黄花，再也没有提起了。因此我们这些人谁也没有得过学位！毕业以后，我被派到济南的“山东工学院”工作了一年多，然后就经过申请回到了北京，于1953年秋季被派到“北京石油学院”(现在“石油大学”的“前前身”)任教。那时乔兄也在北京，我们得以时相过从，直到那“史无前例”的动乱开始时为止。

　　说也特别，我本来学的是理论物理学，但是对中国的传统诗词和书画艺术都十分喜爱。从1954年起，我在当时那种不断被“革命”和被“改造”的逼人环境中开始自学刻印。当时完全没有条件向任何专家请教，也没有后来这种形式的讲授刻印的入门书籍，我只能买了大量的论印旧书(线装书)和许多印谱，来暗中摸索，闭门造车。就这样，我一生刻印数以万计，直到去年(我78岁)才因目力实在不济而基本上“封刀”。

　　我的刻印实行“连工带料”的“制度”。在一般情况下，朋友们想要我刻的印，只要通知一声，我就会买了石材，刻好了印奉送(有时还“加倍”奉送)。1958年，乔兄建议我给钱先生刻印。此议甚获我心，于是就积极从事起来。现查旧存印迹，可知于那年10月3日，为钱先生刻印二方，一为白文“钱钟书印”(回文读法)，一为朱文“默存”，如图1所示。

　　过了几天，又于10月7日给杨先生刻印二方，一为白文“杨绛之印”，一为朱文“季康”，如图2所示。

　　这几方印并没有立即交去。到了次年(1959年)，我又于3月4日为钱先生刻一朱文别号印“槐聚”，如图3所示。

　　五印由乔兄转交后，钱先生很高兴，直接给我写信说要约定日期请我吃饭。但是我向来对谒见前辈感到怯场，而且那时已是“大跃进阶段”，乔兄被派到郊区农村去参加劳动(“深翻土地”)。因此我复信说，宴请之事只好等乔兄回来时再说。这样，一来二去，局势日益动荡，那顿宴请也一直没有举行。

　　在那场无奇不有的“十年浩劫”中，我们这些人真正进入了水深火热、朝不保夕的悲惨状态，彼此之间当然也失去了互相联系的自由，谁也不知道别人的死活了。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中国知识界出现过欣欣向荣的气象。那时乔兄任教于上海某校，该校成立了一个新的文学研究所，通过各种关系，请钱先生给研究所写了牌匾。钱先生在给乔兄的信中表示，写匾之事乃属情不可却，有如“好女怕缠夫”的一般。在那块牌匾上，钱先生没有署名，只钤了两方姓名表字之印。我写信给乔兄说，如果我猜得不错，那应该就是我刻的那两方印。后来事实证明果然不出所料。

　　上世纪的80年代初期，我在工作中遇到一些有关中外文化关系的问题，遍翻所能到手的中国典籍而不得要领，于是我向乔兄打听到通信处，写信向钱先生求教。先生在回信的一开头处写道：

　　“辗转得来书，惊喜交集。尊飧印章，至今宝藏，未遭劫火。”

　　信末果然钤了我所刻的那三方印章，并注明曰：“此即兄妙手奏刀者也。”

　　1995年，“三联书店”出版了钱先生的《槐聚诗存》。书前影印了先生的诗稿手迹，稿末也钤的是我刻的那两方姓名、表字印。

　　我平生出版了几十本著译书籍，但都是些物理学或物理学史方面的滞消货，钱先生对这种东西不会有任何兴趣的。另外，我从媒体上得悉，钱先生经常收到许多别人的赠书，家中无处存放，每到年底就用板车运出去卖废品。我不愿意增加钱先生卖废品的负担，因而基本上从来不曾向钱先生呈送自己的著译品，然而却也有一次例外。

　　1986年(岁在丙寅)，我突发奇想，希望除了信件以外，更多地保藏一些钱先生的手迹。当时钱先生的女儿钱瑗教授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于是我选了自己新出版的几本书，连同一本从“书画店”(旧称“南纸店”)买来的空白册页，以及新给钱先生刻的三方印，一起托人带到钱瑗教授处，并且附了一封给钱先生的信，请求他在空白册页上写几首自己的诗。此次刻的三方印如图4所示：

　　一为白文“钱钟书印”(回文读法)，一为朱文“默存”；第三方是朱文收藏印(按收藏印例应该为细朱文，以免印损书画)，此印若按平常读法便是“默存存赏”，若按回文读法便是“默存赏存”，二者皆可通。

　　东西带走以后，我心中不无疑虑，很怕钱先生怪我“多事”或“不知进退”，而把我也列入“缠夫”或厌物之类。结果还算好。没过多久就收到了钱先生寄回的诗册，上面写了钱先生的50首旧作，而且在跋语中再次揄扬了我的篆刻功夫(具体文字在此从略，以免自夸之嫌)，跋语后面钤了图4中的前两方印。现在这本诗册已成了我的“镇斋之宝”，连同原来的封套(上有钱先生的毛笔手迹)一起珍藏在我的寒舍中。

　　总而言之，就我十分有限的见闻所及来说，凡是钱先生用印的地方，都不出我刻的这六方印的范围，此事也使我甚感荣幸！

　　最后请让我补充几点“题外之言”。第一，“文革”以前，钱先生曾赠我以他所选注的《宋诗选注》，书前有他的亲笔题字，书内有他手写的多处改订，可惜此书已在“文革”中失去！第二，“文革”以后，我得到钱先生寄赠的《谈艺录》，也有先生的题字和手书订正。第三，杨绛先生曾寄赐《将饮茶》一册，也有他的亲笔题字。第四，我曾托钱瑗教授给钟书先生带过几次书物，也曾给她刻过一两方印，但从来不曾和她见过面；当钱先生满八十岁时，我托钱瑗教授带去几件很别致的寿礼，另有一件礼物请钱先生转赠钱瑗，那是一件古玉器，其名曰“瑗”，正是钱女士芳名之所由起。(注：印章原为绛红色）(戈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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