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职员”也叫“国际公务员”，是指在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中工作的各类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同纽约联合国总部一样神秘而令人感兴趣。11月25日，联合国国际职员后备人员在中国的招聘考试将在北京和上海同时举行。此次全国共有6000余人通过网上报名参加，其中上海地区有2300余人。他们都是期待跨入联合国大门、实现美好梦想的青年。如果考试通过，联合国国际公务员队伍中又将多了几张年轻的中国面孔。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999年底，在各国际组织任职的中国籍国际职员总数已超过500人。国际公务员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记者采访了几位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的中国籍国际公务员，走进他们的生活，做了一番“探秘”。

　　级别最高的中国公务员

　　说到联合国级别最高的公务员，大家都知道是秘书长安南。那么联合国级别最高的中国籍公务员是谁呢？了解的人可能就不多了。他就是中国前驻日本大使、今年8月刚刚出任联合国副秘书长一职的陈健。实际上，作为职业外交官的陈健已是四入联合国了。

　　现年59岁的陈健为人谦逊随和，讲话条理清晰。祖籍苏州的陈健还是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地道上海人。1964年，他以优异成绩从复旦大学英国语言文学系毕业后，考入了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翻译班攻读硕士学位，此后便进入外交部工作。1972年，正值而立之年的陈健第一次被派往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历时五年。1982年他又被派到联合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理事会工作了两年。1992年到1994年，陈健被任命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副代表。1994年至1996年陈健回国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两年后，出任外交部长助理，后来又东渡扶桑，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特命全权大使。从驻日大使岗位上走下来后，与联合国有着不解之缘的陈健于今年8月再次回到了联合国，用他自己的话说“很高兴又回到我外交事业开始的地方。”

　　作为副秘书长，陈健负责联合国大会事务部工作，其主要职责是为每年联合国大会的顺利举行提供服务，此外，还为大会程序问题向会员国提供咨询等。在几位副秘书长中，陈健管理的人员最多，有1800名工作人员，其中纽约总部就有1200人。

　　谈到自己在联合国的经历和感受时，陈健感慨万千：“过去30年，我基本上是每个年代都在联合国工作过一段时间，可以说目睹了联合国的发展与变化。概括起来说，就是前后对比，内容不同。就联合国而言，20世纪70年代，是第三世界国家在联合国发展壮大的年代，其最高峰就是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80年代，联合国强调南北对话；90年代，随着‘冷战’的结束，人们则期望联合国，尤其安理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作为个人而言，过去我在联合国的外面，代表中国政府；现在我在里面，代表联合国。但无论内外，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为和平与发展的事业服务。”

　　知识渊博的经济官

　　联合国中文处培训官刘达政听到记者的采访意图后，极力推荐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开发政策分析处高级经济事务官———洪平凡，称那可是个人物。现年44岁的洪平凡风度翩翩、知识渊博，且为人热诚。洪平凡是中国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生。他于1976年至1979年在无锡轻工业学院学习纺织机械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1980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科学与计算机科学研究生班。1983年毕业后进入国家计委经济预测中心(后改为“信息中心”)工作。1985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师从198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莱因教授。当时，克莱因教授协助联合国搞一个叫“世界经济模型连接项目”的课题。作为助手，洪平凡也参加了该课题组。1989年，克莱因教授退休，洪平凡带着课题进入了联合国。洪平凡刚进联合国时被定为专业三级，如今，他已经是专业五级了。

　　洪平凡现在主要负责联合国刊物《世界经济与社会概览》和《世界经济形势展望》的编写工作。为此，他每年召集全球100多位专家开两次会，讨论和预测经济形势，在此基础上形成报告，并于每年的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会议召开前提交给秘书长。除此之外，他还兼任联合国考试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考官和联合国任命与晋升委员会委员。

　　洪平凡说，这几年世界经济形势变化大，波动也比较大，这就促使他不断地思考新问题。由于联合国是一个政治实体，自己在起草报告时能够做到客观公正，这也是自己感到欣慰的地方。他也为中国这几年来在世界经济变化波动比较大的大环境下，保持经济稳定增长而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自豪。

　　联合国里的中国专家

　　现年39岁的李长生是被一个电话召入联合国的。现为联合国伊拉克项目办公室合同处理处合同审核专家的李长生当时是通过10来分钟的国际长途电话考试确切地讲应该是电话询问，就成了联合国聘请的专家公务员的。李长生1983年从上海海关专科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海关工作，后又调至海关总署监管司工作，主要从事知识产权保护工作。1990年8月，鉴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联合国通过661号决议，对伊拉克进行制裁。1995年，出于人道主义考虑，联合国通过986号决议，允许伊拉克以石油换取食品、药品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并于1996年底开始实施该决议。为防止伊拉克进口违禁商品，联合国决定对每笔合同进行审核，并于1996年成立了伊拉克项目办公室。这就需要大量的专业海关人员审查每笔合同。于是，联合国要部分成员国推荐人员来联合国工作，并分给中国一个名额。当时，中国政府推荐了7个人，李长生是其中之一。1998年7月底，联合国一位官员打电话给李长生，询问其业务背景，其中包括有没有处理过国际人道主义贸易援助的经历以及相关的问题等，前后也就10来分钟。不久，李长生就接到通知，要他尽快前往联合国报到。同年8月，李长生与联合国签了两年期的专家顾问合同(相当于专业三级)，但他戏称自己已经“超期服役”了。也许是能干的缘故，上司和同事都很佩服他，因此，他还将超期下去。

　　李长生说，业务不熟，手脚不利索，是很难胜任眼前的工作的。他每年审核的合同就有2000多个。今年8月初至今，他就处理了500多个合同，工作量很大，压力也不小。但这是一件苦中有乐的工作，也是很有意义的工作。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够为一些动荡地区的平民百姓提供国际人道主义援助，为他们送去人道主义关怀，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李长生感到无比的自豪。

　　从实习生到国际公务员

　　朴实能干的北京人郭晓捷是从联合国实习生变为国际公务员的。刚过而立之年的她如今已是联合国总部秘书处经济社会事务部的官员了。1993年毕业于外交学院外交英语专业后，郭晓捷便自费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大学攻读国际经济专业硕士学位。学习期间，郭晓捷于1995年到联合国总部实习过三个月。从那时起，她就对这个过去只在课本、报纸和电视上见到过的国际机构有了感性的认识，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渴望成为其中一员。

　　机遇总是照顾有心人。当年年初，联合国曾进行过一次招聘，但没有招满，于是决定在同年的8月份再招聘一次，对象为专业2级(P2)。郭晓捷回忆说，当时报名人数近40人，而联合国的录取比例为10%。正在联合国实习的郭晓捷决定报考，并递交了个人简历。接下来，就是投入到2个月的备考中去。根据联合国圈定的考试范围和发放的模拟试卷，郭晓捷主要恶补了国际形势方面的有关知识。先是笔试，分两个上午进行，每次3小时。第一天上午考国际形势，多为论述题。由于有所准备，郭晓捷没有遇到难题。第二天上午考专业科目(经济方面)，试题多为基本原理知识和假设案例分析。对于正在攻读国际经济硕士学位的郭晓捷而言，自然驾轻就熟，轻松过关。四个月后，郭晓捷收到了面试通知。面试分为两个阶段：一是抽签准备阶段，限时5分钟；二是口试阶段，包括陈述和回答考官的问题，为时2小时，那阵势就如同“过堂”一样。郭晓捷抽到的题目是“开放贸易的利弊问题”。她回忆说，当时有10位考官(实际上是联合国的专家)，每人问一道题，问题涉及面较广。当时有位考官问了有关高失业率和劳工方面的问题，让郭晓捷有点措手不及，但她还是凭着扎实的基础知识应付了过去。面试下来后，郭晓捷自我感觉不错。果然，三个月后收到通知———她被正式列入联合国后备人员花名册。经过“漫长”的10个月等待，1997年7月，她被联合国派往设在泰国曼谷的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经济社会理事会秘书处工作，1999年12月回纽约联合国总部工作。

　　谈到这几年在联合国机构工作的感受时，郭晓捷感慨地说，必须不停地“充电”，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真正体会到“学无止境”的深刻含义，如此，才能更好地胜任本职工作。此外，联合国更强调团队精神。虽然每项工作落实到人，但有许多工作需要他人的协助才能完成。虽然大家来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的宗教信仰，但同事们相互尊重，相处还是非常融洽的。

　　译责自负的中文翻译

　　和郭晓捷不同的是，联合国中文处的笔译人员徐高景是通过联合国译员训练班考试而进入联合国国际职员后备人员名单的。现年38岁的徐高景是一个典型的南方人，做事认真负责。他1984年毕业于广州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还是在大学三年级时，他就报考了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联合国译员训练班(又称“北外译训班”)。考了六门课，主要是英译中、中译英、口试、汉语以及政治等科目。由于准备仓促，经验不足，当年没有考取，但用他的话说，仍不失为“一次难得的练兵机会”。第二年，准备充分的徐高景再次报考，当时全国共有200多人报考，录取的比例是10%。结果，徐高景脱颖而出，如愿考取了北外译训班。北外译训班是当时联合国委托中国政府举办的，主要为联合国培养高级译员。首期译训班开办于1979年9月，前后共办了12期，1990年7月停办。译训班毕业后，徐高景被分到外交部国际司工作。1989年9月，正式到联合国中文处工作。刚来时为专业2级(P2)，一年以后升为专业3级(P3)，通过自己勤奋努力，现在徐高景已经升到专业4级(P4)，在这个级别，所有的文件翻译都是自译自审，无需上级和他人校对，真正是“译责自负”。

　　徐高景在联合国服务已经有12年了。回顾这么多年来的工作，徐高景觉得翻译工作无小事，尤其翻译联合国各种会议文件，政治性和政策性都很强，半点不能马虎，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工作中时常遇到一些专业性很强的词汇，如环境、核能、法律等方面的专业词汇，为弄清确切含义，译出准确文字，得经常查阅各种工具书，甚至上网查阅相关文章，准确领会意思。每年联大开会，也是翻译最繁忙的季节。有时为赶译紧急文件，加班加点，甚至通宵达旦都是常事。由于徐高景做事认真严谨，遇到不懂的问题从不回避，在他的记忆中，翻译中还没有出现过重大失误，也赢得了同事们的赞誉。

　　这些联合国的中国公务员虽然踏入联合国的经历各不相同，但他们都以自己的勤奋和聪明才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作出了成绩，赢得来自其他国家同事们的尊敬。他们均表示，自己能跨出国门，进而能在联合国机构工作，完全得益于祖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得益于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高，得益于中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升。他们为祖国的强盛而自豪，也为在有生之年能为全世界人民服务而欣慰。(解放日报驻纽约记者蒋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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