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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在沈阳电视台作节目，有一位观众问我：“你是不是一直学习都很好，总是名列前茅呢?”我脱口而出：“不是!”当时大家都很惊讶，以为我是故作“谦虚”。
其实，我是真的不是。初中三年，我一直在班上成绩中等偏下，甚至有一次语文成绩全班倒数第一，如果你知道这些，你就不会以为我是谦虚了。
1994年，我进入东北育才学校学习，表面上看起来，我是进入了名牌学校，可是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又有谁知道呢?育才的建制与沈阳市别的学校都截然不同，初中部分成三大块：“少儿部”、“特长部”、“常态部”。
所谓“少儿部”，是为那些智力超过正常同龄人的水平，并具备自主学习能力的“天才”准备的。这里的学生小学四年级(十岁左右)入学，学习四年，就可以升入大学。十四五岁上大学，绝非一般人可比，难怪育才校内流行一种说法，说“少儿部”是把幼儿园与大学连接起来的“桥梁”。
所谓“特长部”，是为那些学有专长的学生们设置的。下设四个班，即数学、计算机、英语和日语。数学一个班三四十人，基本上都是沈阳市各种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一、二等奖的获得者。
顺便提一下，我四年级时去考“少儿班”，初试百分制考试只考得两分，离十八分的录取分数线相去甚远。毕业前考“特长班”，初试免强通过，复试据说排在倒数三名以内。而我所在的常态班，是育才因为缺乏建校资金为筹资而建立的，每个新人都要交一笔不菲的建校费。纵使这样，考试也是其难无比。当时招生二百人，结果报名者多达三千人，十五人里取一个，比高考录取率还低。在这次考试中，我考第二百五十名，是那种如果别人考上了，却不愿交钱，去替补的角色。
不知是中国人太有钱，还是育才的感召力实在太大，让大家没钱也硬要上，总之那一届招生形势特别好，顺次录到二百三十多名就不再录了。
几十位失望的家长自发聚在校长室外，眼巴巴地盼着能再多给几个名额。可是校方却宣布今天录取到此结束，希望大家离开。人群渐渐散去，到晚上5点多，我和母亲也失去了信心，回家吃晚饭。
天公也不作美，我们刚回家就下起了大雨，一顿晚餐就这样在沉默中混过去了。谁知刚吃完晚饭，母亲竟又穿上了外衣，准备再次去碰碰运气。父亲一开始劝母亲别去了，但后来看到母亲坚决的神色，就摇摇头说道：“唉，去试一试也好，办法是人想的嘛!你要去就把孩子也带上吧，也许这孩子福气大，能有转机呢!”就这样，我与母亲又返回学校。那天夜里，我和母亲在雨里一直站到十一点多钟，我被冻得直哆嗦，几次提出要回去，母亲就把外衣脱给我，自己只穿一件雨衣。她总是小声地对我说：“孩子，坚持一下，坚持一下就会有希望的!”也许是母亲的诚心感动了校方，也许是校长可怜我们母子俩，总之最后校长答应让我去试读。实际上就算是同意我去上学了。
这就是我去育才读书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一个并不出色的孩子，靠着父母的努力，终于有机会去全东北第一流的学校上学了。
“许峥那孩子多聪明呀，考上育才了。”“祝贺你呀，许峥，你真是聪明呀!”聪明是个很中性的词，但放在这里可能就有点异样的味道，譬如一个不漂亮的女人你可以夸她“有气质”，一个不handsome的男人，你可以称他“有风度”一样。但当年我是根本听不出这话里的隐藏含义的。我这颗本来很幼小的心因一些赞美，一些奉承而极度自我膨胀。我犹如阿Q，犹如巴尔代克(波兰小说《胜利者巴尔代克》中的男主人公，号称“波兰的阿Q”)一样，觉得自己的确是聪明，正是因为这聪明，我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不是吗？不然我怎么会不废吹灰之力就通过试读期?不然我怎么会那么被老师喜爱?我觉得我上育才是天经地义的。我甚至遗忘了那个风雨交加的夜晚，忘记了我与母亲被冻的惨境，忘记了那笔父母紧衣缩食积攒下的不菲的建校费，忘记了爷爷临终前对我的嘱托，忘了我其实不过是个编外生!
终于，当期中考试的成绩公布时，我惊呆了。四十三名!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名次呀!这是一个我在小学连想都没想过的名次。四十三名，这意味着我在全班倒数十名之列!
“有人从小康而变得困顿么，我以为在这之中可以看出人性来”，鲁迅这段话用来形容我当时的处境真是贴切无比。第四十三名的成绩，使大多数人只能夸我聪明了：“许峥这孩子真的很聪明，就是学习稍差点儿。”这就仿佛一个男生生了一张奶油小生的脸却偏偏在干清洁工的活，那张本可以引以为豪的脸，却白白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父亲冲我大吼：“光聪明有什么用?”母亲也向我叨唠：“你也不笨，怎么学不好?”我能说什么?我学，我学……就在这“困顿”中挣扎了一年，我终于明白了，聪明确是一钱不值的。也是在那时，我明白了一个词叫“非智力”因素，也是从那时起，成绩不佳的我极不愿再被称为“聪明”。
于是我学，我学，我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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