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雷报道

　　编者按：

　　傅高义为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东亚问题研究所前主任。

　　傅高义教授不断示意接待人员不要催他结束正在进行的专访，显然这位东亚问题专家并不是每次都有如此浓的谈兴。

　　5月15日，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东亚问题研究所前主任在访问中国南京大学时，接受了南京大学记者团的专访。

　　美国的东亚政策的魔方

　　傅高义教授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一位蜷居在潇湘馆里的腼腆的学者，一位美国对亚洲政策的谋略者；他是一位有着自己独特个性，时常对东亚提出能触碰其脆弱的政治神经的预言者。他在早年写作的《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1949-1968)》和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广东》以一种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的语言，完成了可以称作当时对中国改革的“深描”。傅高义的理论，不会仅以外国专家的闲文涟漪般地出现，而会内质性地影响着中国的中国的思想界和政界。它是行走在中国思想琉璃瓦上的骑兵。

　　傅高义所服务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不仅是世界东亚研究的王国，也是美国中国问题研究的大本营。该中心成立于1955年，这个研究中心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世界汉学地硬核，全世界的汉学界都能体察到这个硬核所弥散的放射性“危险指数”的存在。在只有47年的历史里，走出了《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主要编撰者麦克法夸尔教授、著名儒学研究专家杜维明教授、斯图尔特.施拉姆教授--他是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荣誉教授，西方研究毛泽东的权威专家，目前正在费正清中心主持大型文献集《毛通向权力的道路：革命著作，1921—1949》的主编工作。这是迄今为止西方最大的一部毛泽东资料集。

　　关于费正清中心可以有两个字来形容：睿智和思想。在费正清中心诞生了许多具有世界影响的著作：裴宜理教授的《华北的暴动和革命，1845—1945》等著作，被认为是美国中国近代史及其研究方法重要突破的代表作；傅高义教授的《广东共产主义》、《领先一步：改革开放的广东》等专著，被认为是了解中国及其改革开放的重要著作；柯文提出著名的“中国中心观”，批判了“西方冲击论”，这本《在中国发现世界》一书，对美国以至世界汉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这些书还有中国学者既爱又恨的《剑桥中国古代史》、《剑桥中华民国史》、《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这个思想的魔方里，思想可以到达任何的一维，美国政府可以从这个多产而又精英的思想里演绎出多种可能。

　　费正清中心从1955年的东亚问题研究中心到1961年更名为东亚研究中心，继而到1977年的费正清东亚中心，名称虽变了，但是作为“东亚王朝”的思维集纳的功能一直没变，那些在小研究中心成长时常会滋长的“科层多元主义”是这个“东亚王朝”所能克服的。

　　从傅高义的话语里体会东亚经济与政治

　　傅高义(Ezra F. Vogel)，是社会学出身，1958年获得哈佛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在1963—1964年成为哈佛的博士后，学习中文和历史；并一度去日本学习两年的日语，在学术上傅高义除了上述关于中国改革的书影响较大外，其关于日本经济的《日本第一》更是产生了国际的影响。傅高义可以作为陈述东亚政治的关键词，许多的政治事件和政治变迁都是可以由搜索这个关键词得到的。

　　东亚的政治总是会有一个国家充当视线的中心，日本的经济奇迹，中国的崛起，日本的泡沫经济和军国主义，“中国威胁论”，朝鲜的核恐怖阴影。在这些语汇里，时常还会有不跟风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Ezra F. Vogel。

　　与欧洲高度统一的共同体相比，东亚的局势是非常原始而且充满戒备和敌意的。因为在这个团体里是没有公信力的集群，中国和日本都是周边国家的房梁的塔兰图拉蜘蛛，而这两个之间又将彼此的力量的增长视作的后院的野火，无论如何是会烧到自身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悖论式的语境下，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表示，如要确保亚洲的和平和安全只有在美国、中共、及日本三方共同建立起牢固的三角关系，及彼此之间进行密切合作，而亚洲地区的其他国家也不可逡巡不动必须朝此目标奉献一己之力。他并呼吁三方应致力解决台湾问题，这一核心问提(台湾问提是中国的痛处，中国人经常用一种怨恨的目光注视着这里面的关键人物：日本和美国)否则的话一九九六年台海危机将继续上演。

　　傅高义认为，在亚洲的力量的整合过程中，美、中(共)、日已在亚洲地区形成了一个新的“三国时代”。而这也是有史以来这三国首度同时成为亚洲强权。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个三国的松散而有高度聚合的时代，三国所处地位完全不同；中国处在青铜时代，而美国和日本则分别处于黄金时代和白银时代。

　　而在美日中间这两种金属在实行一种“内铸”，正如傅高义所说，美国和日本在各自受国内问题束缚和牵制的情况下，在各自追求自己的终级利益的同时，基本上仍致力于维持和平环境而且双方也已摆出姿态准备互相合作以解决区域难题。与此同时积极加强区域性机构。

　　这种具有积极意义的三角关系，因为三者之间在进行“内铸”同时，还在进行这一种“异质的替换”，也就是每一方都在寻求着对“熔炼所得金属”的最终命名权，傅高义指出，三者关系经常性地处于急转而下，互相拉拢的角逐之中。联手打击的“二反一”原则可以归纳为这一地区的特点。

　　傅高义强调美、中、日之间的“新三国”关系非同“旧三国”，三国之间若不走向合作而竞相发展科技武力，将造成不堪想象的后果。

　　关于中国大陆、美国、台湾地区三者之间的关系，他说过，台湾在美的游说力量很强，现在美中双方在贸易、人权和世贸组织谈判及台湾问题上面临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容易被他们利用，而中国国内的许多变化，许多美国人并不了解。

　　傅高义眼中的中国──青铜的银色

　　傅高义关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论述最有名的应属于《共产主义制度下的广东(1949-1968)》等一系列文章，当时正处于70年代，谈到这点傅高义先生表达了对中国发生的惊人的变化敬意。“那时，就算是南京也难的在大街上看见汽车，自行车也很少，”他说：“当时街上的人十分不安地跟他们说几句话便走开，好像我们是恐怖分子；现在的情况是，年轻人能自如地同他们交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对于中国广东改革的研究基本上起步比较早，往往不会蜕变到为政策作图解的地步。

　　傅认为，广东在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具有点行动具有典型意义但最初是靠地理优越和优惠政策来维持他的发展，开放后的10年优惠政策没有了但是还能在速度上跟进，所以它总是在起着一种先锋作用。

　　但是，正如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里所讲的，亚洲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从1930年的蒋介石政权开始就有一种趋势：政府把企业视为“税收的来源”而不是“财富的引擎”，所以中国的企业容易受到一种事场外的约束，政府对某些企业的“优惠主义”又使市场散失了一种公平机制。

　　当然，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是市场经济的市场公信力的集体性的丧失。

　　在傅高义的眼里，上海与广州有如下的特点：上海强在人才、干部、外语人才同时有一个苏、锡、常经济圈；广州则有珠江三角洲包括深圳在内的广大城市群，以及毗邻香港的优势。

　　广东的最终出路与其他有相同历史经验的国家相似，那就是法律化、规范化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方面是要有完备的法律，同时要培养能干的年轻人多熟悉国外的法律，学习他们的经验；另一方面则是要真正的懂法执法。现在不少人的法律意识很不够，腐败问题、贪污问题、受贿问题也与此有关联，若不很好解决，会直接影响到改革的深入。

　　中国虽是处在一个发展的青铜时代，但是这尊青铜的底质已经在市场的泛化中在改革的催化剂下，呈现出了银色。对于中国而言，我们所要做的是完成古代炼金术士所不能完成的事业──从青铜里炼出来金银。

　　哈佛大学的常春藤

　　对于我们而言，傅高义教授，不仅仅是用“平易近人”来形容的，他身上是一种从容属于可以让你联想:这位老先生是属于那种人，会经常在葡萄藤下数落下的光线，会仔细数月亮下苍蝇翅子的脉络。

　　问起：911后，全球化和恐怖主义成为世界的关键词，这个关键词会成为你研究中国或者是亚洲研究的关键词？(他笑了笑，我知道这个问题他一定回答了无数遍。)“是的，中美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防部趁机提高了军事的预算。在恐怖主义面前，中国和美国是共同面对的，他同冷战一样，同中美针对苏联一样，大大地加强合作。”

　　你对待中国的态度是十分平和的，但是美国政府则不然，如何看待中国学者提出的妖魔化中国的观点？

　　“美国政府是‘百家齐方，百家争鸣’的，64事件对中国人在美国人心目当中形象的形成是十分关键的；南联盟使馆被炸一事，中国人打杂大使馆的形象也是深入人心的。”

　　作为汉学家同中国的“西学家”有没有认识，比如说钱钟书？

　　“他的《围城》很好，我们美国学者有不少人喜欢，但是他是是非常有才的，通几国外语，打通了文史哲的界限，我们见过面的。”

　　傅高义是个非常“顾家的人”，他是哈佛大学的常春藤，长在这所校圆，他会匍匐在墙壁上，石凳上或任何你没有注意到的地方，他已经不太会听别人来讲这所学校的不是，对于陪伴了他多年学校来说是可以理解的。

　　谈话中经常是说，哈佛大学是美国最好的大学，比斯坦佛大学要好，虽然他们也很好。来到南京再给了满箩筐的赞美之余，也有让中国人更丧气的言论“一百多年前，我们眼中最好的大学是牛津剑桥，我们从里到外都学他们，我们学德国尤其是他们的医学。我们吸收世界上最好的教授和学生。”

　　“今天，我看见你们正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话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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