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我成为南京大学的一名学生，在校读书期间，庆幸自己可以经常逃回家去，晚上想几点睡觉就几点睡觉。住在学校里则没有这样的运气，学生宿舍晚上10点钟熄灯，到时候铁定拉电闸，对于那些想用功读书的人来说，10点钟就结束战斗，实在太早了，拉了电闸以后，想发奋，只好到厕所那边去，因为只有这里的灯是长明的。

　　这样的场景真是让人难忘。有一段时间，去教室抢座位成为一件大事，好不容易占到的位置，仿佛是自己抢到的地盘，绝对不肯轻易放弃。如果不是定时熄灯制度，废寝忘食的莘莘学子，不知会用功到几点。一句话，对那些只知道苦读的学生来说，不强制就不行。当时学校里的许多活动，都和确保有效的苦读分不开。譬如体育锻炼，我们这一届学生，年龄相差悬殊，岁数最大的，差不多可以做最小的父亲，于是见到这样的场景一点也不足为奇，有人跑步，有人打球，还有人打太极拳，当然也有人身体本钱好，什么也不锻炼。各种锻炼的功利性显而易见。在读本科的4年里，我差不多每天都坚持打排球。这在当时，颇有些不务正业的意思，因为当时苦读的气氛太强烈，一个人不是成天捧着书，天天出现在操场上噼里啪啦地打排球，就很容易给人误解。大学毕业的时候，同学们互相赠言留念，很多人在给我的留言中，都觉得我是个快乐会玩的人，像我这样能每天打排球的人，就已经是最幸福最懂得享受的同学。

　　毕业以后，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这一代学生，始终能像在大学读书时那么用功苦读，那么玩命，结果又会怎么样？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浪漫主义的想法。人不会永远在臭烘烘的厕所边苦读，不应该也没必要。十年寒窗苦，这里的10年，已经是一个很长的数字，而在大学里读本科，毕竟只有4年。我在校学习期间，那是一个为了知识可以不要命的年代，当时最耀眼的大英雄是陈景润，所有的人都拼命读书。那时候看重的，不是学历，不是职称，眼睛里只有单纯的知识，说为读书而读书一点也不过分。那时候没人去想为什么要苦读，更不会想苦读了以后会怎么样，苦读成为一种风气。人生活在这种风气中，很自然地就心甘情愿地用功读书了。

　　南京大学的苦读是有传统的，有趣的是，从来就没有一位老师要求我们应该如何苦读。在科学的春天里，关照学生用功读书显然有些多余，这就好像一辆汽车的油门已经踩到底了，没必要再提醒司机还应该怎么加速。对于同学们来说，苦读既是一种无形的压力，也是一种当然的习惯，大家生活在苦读的磁场之中，不知不觉就这么做了。回忆当年，最能让人感到亲切的，也就是这种盲目的苦读。历史上，南京大学的前辈就以苦读闻名，辛亥革命以后，有一种流行的说法，那就是要做官去北京，因为那里是北洋政府的所在地，要发财去上海，因为那里是十里洋场，而真要读书，最好的选择就是南京，因为在这里，除了能读些书，什么也得不到。“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这诗句是我们前辈的形象记录，老辈人提到南京大学学生的苦读，总是忍不住要啧嘴激赏。

　　如果说现在仍然感到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自己当年读书还不够刻苦。在不同的场合，面对不同的人，我不止一次说过自己不是什么好学生。直到现在，我仍然常常梦到考试，我害怕考试，一度曾经对考试充满敌意；然而又不得不由衷地赞扬考试制度。如果不是恢复高考，我不可能成为大学生，也不可能考上研究生。再也没什么比考试更公平的竞争。我由衷地感谢母校给我提供的苦读机会，苦读的意义不仅在于学到了什么，关键是给了我一种方法，养成了一种自然而然的习惯。时至今日，我仍然经常提醒自己，应该始终保持一种学生心态，我希望自己永远能当一名学生。(叶兆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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