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政法大学硕士 鲍晨 欢迎网友投稿

　　晃晃悠悠之间，毕业后两年时光已悄然逝去。我偏居南京一隅，平时除了教书、读书，不过胡思乱想而已，颇有些“山中无历日，寒尽不知年”的味道。不管怎么说，在北京的日子是离我越来越远了。与大约九年前相比，我这才真正地找到做“外省人”的感觉。带着些自觉小有澈悟的心态，我从三尺讲台和那些天真未凿的学生当中体验到了一些当初可谓梦

寐以求的东西。

　　正这样优哉悠哉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之际，桑磊兄一个电话来，又把那天子脚下的求学生活拉到我眼前。他希望我就这几年来的“人生”写点感想，以为考研和读研生活的续，也方便考研的诸君得窥研究生生活的全豹。我开始有些犹豫，转念一想又答应了。所以犹豫，是自忖并非什么显要人物，借了机缘偶尔下了个蛋也就完了，如借此名义再塞给考研的诸君一个蛋，且并非什么考研成功秘诀，未免有不知轻重之嫌。然而转念一想，正如桑磊兄和自己这些在为生计奔波之余，仍对“人生”这个不可捉摸的玩意儿念念不忘的无趣之人一直相信的那样，考研不过是人生的一道坎儿，甚且连是否是必经的坎儿也大可怀疑；即使考上了研，顶多也就算个出走了的娜拉，前面有怎样的命运等着仍在未知之列。既如此，在一本关于考研的书中，来一些反思考研之后的“人生”的文章，大约也不是完全无关题旨，就算它是个“前车之鉴”吧。至于这是否仍是另一种一管之见，相信读者自会判断。

　　考研那段“悬梁刺股，囊萤映雪”的日子离现在已经五年了。回过头来想一想，拼了老命挣得的接下来三年读研生涯实在是过得无甚乐趣。住得逼仄倒也罢了，四人一间陋室，好歹比本科时少两个人。我国的学校从来就有些像集中营，以扼杀个性为其主要功能。个人的well-being和integrity从不是其关心的主要内容。我辈自小接受磨练，感觉早已比较迟钝，又非有钱阶级，当然只有努力去适应环境。然而大不幸者，同住其余三人都是北方人，虽年龄不一，好言官，好言利，好夸夸其谈的情趣和左右逢源的本事却是只在伯仲之间。三位仁兄彼此相见不久，便融融泄泄起来。可怜我一木讷内省之江浙人士，刚从彼校园跨入此校园，与之虽专业相同，却无任何共同语言，亦无任何基本的理解。虽然在本科时也常因人和人之间难以沟通而苦恼，却从未想到这一困境能达到如此地步，竟如大象和鱼之无法相互理解一般。在此种格局之下生活，日子一久，我实在为自己的神经担心，终于在研二时咬咬牙搬了出来，独自在校园附近的民居里过活。同院住的是一些每天起早摸黑靠卖蔬菜和水果为生的河北农民。从二十多岁的壮小伙子到六七十岁的老头，六七个人，挤在一个凌乱不堪，只有一张大统铺的房间里，在工商所的检查车呼啸来去的空隙当中在学校后门外的胡同里“营业”。他们没有女人，没有电视机，轮流在一个煤球炉上做极简单的饭，到了晚上便是打牌、下棋，9点多就开始睡觉，一年回一两次家。当我向他们买梨或

　　我当然还得关注我的学业。然而学业本身能提供多少乐趣，也得看该学生的自己的见识、勇气和造化。在生活上是不应该指望导师们关心的。导师如父母，那意思是说做学生的要像对待父母一样孝敬导师，怎可要求导师如父母一样关心学生呢？至于人生方面的引导和身教，这种念头透着浓烈的恋父或恋母情结，作为研究生是不应该这样没出息的。一个人如果连这种低层次的问题都还没有解决的话，不应该去读研究生。再说年龄和职称的高低与人生智慧似乎鲜有成正比的，尤其要知道现在的教授和副教授们大多也是我国传统教育的产物。那个时代社会的宽容度大约还不如现在。所以要用历史唯物主义和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进得导师的门来，如果能够像以前的学徒一样学到一门技术，谋一个讨生活的饭碗，就可以自慰了。但如果一开始没有充分调查研究的话，这一点恐怕也是不能打包票的。更何况导师们多半是业务繁忙的人，能够拨冗给研究生们讲一讲课已经很难能可贵。让他们对学生的学问悉心加以指导，这个要求未免有些强人所难。他们怎么可能对傻乎乎的，闲着无事钻牛角尖的学生们关心的每一个问题都有自己的心得呢？难得有一次机会，比如逢年过节的时候请到各位导师和学生们聚聚餐，在餐桌上谈经论道，探讨学术岂不是也太煞风景？做人要识时务，要有趣，不要太认真，做学生也一样。

　　另外，做学生的要把眼光放得远一些，心眼不要太细。比如说在导师的组织下写了书或译了文章之后不见下文，这是正常现象。写了文章在导师的推荐下发表时要把自己的名字署在导师的后面，这是学生的本分。学会时刻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以及因此必须付出的对价，这是每个研究生院，尤其是法学院的新来者所应当铭记于心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嘛。怎么可以又吃葡萄又不吐葡萄皮儿呢？了解了这一点，在研究生院的日子会快活得多，不会陷入精神分裂的状态。这样，三年的研究生生涯，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就可以使一个乳臭未干的本科生真正地断奶，并可像一张新崭崭的钞票一样，进入社会参与流通了。

　　可惜，我没有做好进入研究生院的心理准备，也一直没能熟悉那一套游戏规则。在里面磕磕碰碰混了三年，出来时不过拿了一张硕士文凭而已。领取学位证书时我本来想拒绝履行跟那位除了在毕业典礼上满脸油汗之外，未给我留下任何印象的校长先生合影的程序，但终于还是没有勇气；只是在领到那张极难看的照片之后便撕掉，扔进垃圾箱而已。研究生院没有把我改造好，我也对自己在社会大熔炉里的表现缺乏信心，怕自己会一下子给熔化掉。另一方面，我又寻思着那么多人，无需讲诚实信用，无需讲待人以仁，无需讲敬业精神，而可以成为副教授、教授，号称学者，我辈习惯于自我反思，读书不忘修身者，如不努力使自己成为学者，则学术人心，实在堪忧。如此想着，再加上对读书生活的留恋，一毕业我便理所当然地跑到大学里教书去了。

　　两年的教书生涯，与一些搞实务的同学相比可谓清贫，在学术上也还是没有可拿得出来的骄人的成绩。所可欣慰者，我却是实实在在地尝到了自由的味道。在此之前，不是受制于人，就是受制于自己的不成熟：经济上的不能自立，对自己和他人的无知，对学校专制的无力反抗，青春期情欲的不能满足，精神上的无依靠，凡此种种，处处掣肘，让人直觉得生命是个累赘。现在，好歹心灵已经给磨得不至于那么娇嫩脆弱，上列各项扼杀生机的毒药也均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中和，甚至可以抽出时间来学学音乐，我才能够在课堂上洋洋自得地对学生说：“孔老夫子讲三十而立，我幸好终于赶在他的时限之前达到了这一境界，接下来是要往不惑前进了。”

　　然而，也渐渐地悟出人生决无可能会达到一种一劳永逸的境界。昨晚读董桥的散文，里面提到托马斯o哈代的一句话：“…happiness was but the occasional episode in a general drama of pain…”，不禁心有戚戚。但转念一想，存在本身本就是如此，它既是累赘，又是幸福与自由的载体，只看自己是否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懂得如何与它打交道。无论如何，我总相信人生是有意义的，它的意义在于，虽然我们每个人都是被限定的(如北大的朱苏力所说，“你我都深深地嵌于这个世界之中”)，但在被限定的范围内，我们总是可以努力使自己不断地达到一个新的境界，不断地体验到一些有意思的东西。关键在于，在碰了很多次壁，付出了很多代价之后，我们是否能学会在清晰地认识自己的边界的同时，仍保持一颗开放、进取且对人生的基本价值富于感受力的心。如果在a general drama of pain当中总是能体验到occasional happiness，为什么不兴致勃勃地活下去呢？

　　我不再去问该不该考研的问题，它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了。

　　本文选自桑磊主编的《中国名校硕士谈考研》丛书之《风雨考研路》，由著作权人授权新浪网独家发表，任何媒体未经著作权人许可，禁止转载，违者将追究法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