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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

　　很多人写八十年代的孩子，确实，关于我们的故事很多，我们的经历值得一写。作者

用平实的笔触写下了我们的生活，不失为一篇佳作。

　　生与1980的一群孩子们，一直到今天，在他们的世界里都有一些刻骨铭心的语汇。那一年出生的孩子在今天，2003年的四月，应该有23岁了。如果按部就班地读书，现在应该是大学四年级，正在人才招聘会的人山人海里挤来挤去。

　　属于他们的那些语汇，在今天看起来，仍然是有一点点的怀旧，就像一场经典的老电影，里面有一些与青春、梦想相关的片段。

　　(一)九年义务教育

　　1992年，在很多城市里开始大规模地普及义务教育，那一年这群12岁的孩子中的大部分经历了这一场声势浩大的教育改革。有的城市把小学五年改成了六年，有的城市则把初中三年改成了四年。那年我小学五年级，被老师告知我们的毕业考实际上已经没有了竞争的味道，很开心。

　　那年九月我进了一所重点中学，是很多人羡慕的好运气，从那天开始就知道我们的初中将有四年那么长。那个时候几个小孩子不知道多出的这一年意味着什么，直到读了大学，到大四了，才羡慕起同寝室几个1981年出生的姑娘，总觉得人家还有更多的时间去尝试一点什么，总觉得人家即便是考研失败了总还有比我们多一年的青春去卷土重来。大学里的女生，在感叹青春宝贵的同时，开始诅咒多读的这一年。

　　因为，生于1981的几个室友，清一色是享受了八年初级教育的。

　　也正是因为赶上了九年义务教育的这班车，我们从此被所有人告诫：将来有一天，遍地都是大学生！不考大学是没有出路的！

　　注意：这里用的是“遍地”这个词，感觉就像满山的油菜花那么壮观！

　　所以，从升上初中的那天起，我们就明白了一个道理：所谓“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全是扯淡！

　　(二)高中委培

　　中考那年，教育计划适当放宽。所以，很多中考时比分数线差几分的学生，得以获得高中委培机会。

　　我也是其中之一：比省重点中学的录取分数线低了1.5分，自费6000元。在我们之前和我们之后的学生，都没有我们那一年花钱多。

　　我还记得在我后座的那个男生，每天都掰着手指头告诉我：三年6000元，一年就是2000，那么每天就是6元多！每天晚上放学的时候他都会说：今天的六元钱又没啦！那时我看着他的眼睛，里面有一点点无奈。

　　直到最后，里面搀杂了疯狂与偏执。

　　还记得他是我们班里最刻苦最用功的学生，是成绩好得连学习委员都不愿意做的学生——因为怕做班干部影响学习！

　　那时候，课间我们说笑的时候他总是在埋头读书。于是他一路从高一的普通班升上了理科重点班，高三进了高考实验班。

　　再以后，高考前夕，他疯了。

　　那年的七月，我考上了大学。那时候我想，如果他能坚持到今天，他也该考上满意的大学的。只是，那6000元钱把中考失利的他逼到了悬崖边上。

　　因为是那时候才知道：他家境十分贫困，那6000元钱是很多很多人凑起来的。

　　(三)《花季·雨季》

　　高一的时候，我们这群人是最早接触这本由一个中学生写的书的。

　　那一年，恰巧我们也16岁。

　　那时候看那群深圳孩子快乐的青春，有初恋、有郊游、有丰富的课余生活和懵懂的日记，很羡慕。

　　可是我们已经习惯了在摞了厚厚书本的课桌上蛰伏，习惯了这样枯燥的日子。因为我们知道：高考实行标准分制度，满分900，对于偏科的学生来说，一门不好，足以与大学绝缘。

　　可是我们还是很喜欢传阅那本30万字装桢精美的小说。虽然后来又有了很多很好的校园文学作品，但是再没有哪一部像《花季·雨季》这样打动我们16岁的年华。

　　直到今天，和很多1980年出生的孩子们说起在我们16岁那一年，也就是《花季·雨季》第一版发行的那一年的故事，很多都和刘夏、和王笑天们有关。

　　那个时候，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做着一个梦，梦见有一天我们也能把自己的故事写成一本书，一本像《花季·雨季》一样有着漂亮封面翔实内容的书——而事实上书店里也确实有了很多这样的书——但是我们大多没有动笔，因为，那时候的感觉确实是太美好了呵，所以连自己都知道：从此，很难有一本书，真的打动我们，就像16岁那年的那本《花季·雨季》。

　　(四)大扩招

　　1999年我们高三，全国第一次大面积扩招开始。

　　那一年，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扩招，好象上大学从此就是一件不费力气的事情。还有一些人，比如我们的老师，则告诉我们“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样的道理。我们每个人都背负着一个沉重的蜗牛壳，好象在这样天时地利人和的机会面前如果错过了就万劫不复一样！

　　也是那一年，走进了大学的我们发现师兄师姐们看我们的眼光都怪怪的，他们说：我们系里从来没有一下子录取这么多人啊！他们的那声“啊”和他们的目光，让我们觉得他们就像一点点磨出的细粮，而我们就像将就着装袋的粗粮。

　　从那一年往后系里一年比一年招的学生多，从一开始全系的人在一间公共课小教室里开系会发展到了要到公共课大教室开会，又到了要去阶梯教室开会，最后干脆把四个年级分两批开会！可是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恐慌还不止于此，而是越来越多的人与越来越不够用的浴室、寝室、自习室、阅览室……学校不停地盖楼可是还是追不上学生膨胀的速度。甚至于，越来越多的学生与相对减少的教师让我们感受到我们的大学教育都仿佛是越来越重量不重质了。

　　可是真正了解大扩招带给我们的痛楚还是在2003年的这个春天，当我们走在人才市场里，当我们发现大扩招带来的是更多人的走投无路与更多的失业，我们才知道了：“飘”，未尝不是一种选择。

　　因为，对于并不缺少本科生的今天，在这些或大或小的城市里，除了这样漫无目的地漂泊，我们还能怎样呢？

　　(五)假如记忆能够移植

　　那一年，这个作文题目使全国掀起一阵对高考作文大讨论的浪潮。

　　我还记得我旁边的男生后来说起他写的是要把冰心奶奶的大脑移植给他，要为所有小朋友写更多好的儿童文学作品，他的这个清纯的愿望有了良好的收成，那一年我知道他的语文成绩是818分。

　　可是也是那一年，这个本来可以用太多题材去表达的自由主题，却让很多学生作文拿了零分。

　　于是，我们是在那一年发现了中学语文教育的弊端：无异于八股文的议论文埋没了多少灵动的属于青春的思维？！

　　所以，尽管我们高中的时候还没有“新概念作文”那回事，可是因为赶上了一场这样的作文改革，我们中的很多人都还是有一点扬眉吐气的。

　　因此，这个词，在以后被很多次被提起来时，都说是高考历史上的第一次，我们也就很高兴地说：是啊是啊，那是我们那年高考的题目啊！

　　于是，这个词，也就从此令我们无法忘怀。

　　(六)考研听力

　　2003年1月18日，在全国各地的考研考场上，79.9万人的考生大军奋力拼杀。也是第一年，我们赶上了考研听力被计入总分。

　　我们这群80年的孩子啊，总是如此毫无准备地赶上很多个第一。

　　虽然在最后复习的半年里，我们每天听大量的英语磁带，做很多听力题目。可是我们还是没有想到，真正到了考场上，题目居然那么难！

　　那天，在我左边的那个男生看看考题，又听了听语速极快的录音，深深地叹口气。然后，他低下头，半小时后交卷走出考场。

　　那一刻，我们都兔死狐悲地看着他伟岸的背影。

　　可是我们没有勇气放弃，我们只是，很想哭很想哭地继续作题，那时候我们所有人都觉得被愚弄了：从来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一年的考题居然可以比以前任何一年的考题都难！

　　我还记得，在考场上，作题的我手脚冰凉。那股冷气，还一路侵蚀到了我的心脏。我的信念，几乎是在一瞬间就坍塌了！我像很多人一样，只是硬撑着，坚持到了收卷的铃声响起。

　　走出考场，在济南五中的门外，我看见有女孩子在嚎啕大哭。夕阳照在她身上，我看到了很多张面无表情的脸。

　　第二天，我们的考场里已经出现了空座位。

　　全部考完后我们才敢交流考试心得，几乎所有人都在说：听力录音里的那个男人说话真是不喘气的！然后又说：第一年计听力分数，何苦出这么难的题目？！还有人埋怨：为什么要把那么难的一篇短文放在四篇短文的第一篇，为什么生词量突然就加大……

　　那个寒假，碰见很多考研的难兄难弟，都是怨声载道。

　　也是之后的那个春天，当我得知自己进入复试的消息后，我的泪水没有任何警戒地就流出来了——只有这一年考过研的人才知道，我们，是怎样度过那若干个不眠之夜，又是怎样的，在已经不抱任何希望的时候突然就让我们的梦想重见了天日！

　　这一年，大部分学校的公共课分数线都下调到了45分，这个成绩暗示着这一年考研分数的惨烈，却依然无法改变79.9万人中的很大一部分踏上求职或复读旅途的命运。

　　于是，我们中的很多人，在经历了这么多个“第一”之后，如此坚强地，一次次跌倒又爬起，一次次，奔波在自己选择的路上。

　　生于1980的孩子们呵，就这样带着这些聚会时候永远无法忘记的语汇，在理想沦陷了或者是希望的旗帜高张的时候，都忘不了擦拭一下记忆的旧胶片，轻轻拂去岁月的灰尘，让它们，就像一枚祖母绿那样闪光。

　　真的宝石，是敢于正视岁月的沧桑、敢于直面曾经的失败的。

　　所以，我将这些陈年的旧事，作为对逝去的青春的菲薄的献礼，敬献于少年时代的碑前。我想，从此，生于1980的我们将更加奋然而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