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一位大学毕业生领到的第一笔工资，是56元整；50年后的今天，这一数字番了几十倍，达数百元甚至几千元不等。我们谨以此文记录建国50年来中国大学生“第一笔工资”之变，用小小的数字展示整个时代的发展进程。

　　受访者：黄耀明，1955年大连海运学院本科毕业生，国家交通部内河局长江船舶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现已退休。

　　黄耀明1955年从大连海运学院驾驶系专业本科毕业之时，正赶上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开始。当时，对中国普通百姓来说，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粮票”的出现。50年代初，我国粮食极度短缺。中央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采取凭证定量售粮”。于是，在中国后来被使用了约40年的“粮票”正式出现。1953年底，北京在全国率先实行面粉计划供应，印发的“面粉购买证”成为北京居民使用得最早的粮票。之后，面票、布票等相继问世。

　　正在全国计划票证盛行的当口，黄耀明被分配到位于北京市城区的交通部内河局。这个来自广东的50年代的大学生，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在1955年10月7日这天上午，从机关财务室领取到了他平生的第一次工资，数目是人民币56元。那一年他22岁。

　　“我当时觉得好多，我从来没有拿到过这么多钱！”已年近7旬的黄耀明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唏嘘不已。

　　黄老告诉记者：“拿到钱后我根本就没有多想，第一件事就决定先寄给父母一半，这就去掉了28元。”黄老的父母是广州市民，属于一般家庭，家里的负担还能承受，并不真正需要刚参加工作的儿子寄钱补贴，但黄耀明觉得这是他最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当时学校一起分到交通部的还有3位同学，都是和我一样，拿到工资就赶往邮局给家里寄钱，只是多少不同罢了。”

　　工资剩下的一半28元钱还够开销吗？面对记者的疑问，黄老笑着告诉记者：“信不信由你！第一个月我就只用了8块多钱，算起来也就差不多是我工资的一个零头。”

　　当时物价便宜是花费不高的重要原因。据黄老介绍，当时大米1斤只要1角2分钱，面粉1角5分，猪肉都是吃供应，肉价只有5角左右。黄老一日三餐吃的机关食堂的菜更是便宜，素菜几分钱一份，荤菜最贵不过2角。油条、馒头、肉包子之类往往1角钱就能吃好一顿早餐。

　　“就这样的物价消费水平！你说能用多少钱？”黄老非常感慨。

　　虽然是交通部这样的国家大机关，虽然第一笔工资就“高达”58元，但黄老和他的同事们却没有使用任何电器，既没有手表也没有收音机，这一切都需要资历、需要票证才能买到。黄老的宿舍和办公室与其他人一样，惟一带电的设备就是电灯。到逢年过节，能在部里的组织下，偶尔看上一次电影，就算是最奢侈的开销了，因为电影票2角一张。

　　黄老的工资很长时间都是56元，10多年间他坚持每个月给父母寄半个月的工资，即便如此，黄老到结婚的时候还攒了一笔够排场的积蓄：“工资和消费水平长时间不变，到结婚成家的时候，我不缺钱。”

　　受访者：冯勋伟，1965年华东纺织工学院(现更名上海东华大学)本科毕业，现为博士导师。

　　冯勋伟1965年从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毕业的时候，所面临的处境与5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大相径庭。

　　冯老向记者回忆，从60年代初，个人口粮定量就开始全面压缩，各地饮食业实行凭票用餐，食油、禽、蛋、肉等严格限量供应，还增发了饼干票、儿童食品补助票等。有过来人这样描述当时的票证使用之广泛：“票据种类繁多，面额毫厘计较，只要你能想到的商品，就会出现相应的票据。有地方还发放过煤球票、冰棍票。油票最小的面额甚至是‘0.25钱’──大约也就是‘一滴’油……”

　　所以，当时决定留校当教师的冯勋伟非常满意自己的教师工作，因为教师比一般人更容易得到各类票证补助。那时候是按级发工资，冯老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个月工资是58元5角，“好像是21级，反正就是这么多。”大家拿着这么多工资就发愁：“这么多钱可怎么用啊？”当时的物资真是太匮乏了，你在大街上转悠一天也买不到什么好东西，根本就没有东西可买！

　　“我的工资要养活一大家人！”冯老告诉记者。这位60年代中期参加工作的大学生，从领第一个月工资开始，就承担起了家庭责任和义务。冯老说的他自己的这一大家人至少有5个左右，基本都没有什么工作，主要靠他的工资来源。

　　因为物价便宜，也没有额外的花费，“主要就是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不讲究什么生活质量的那种生活需要。”因此，冯老第一个月的工资在支出所有必须开销以后，还略有节余。因年事久远很多事情记得并不那么清楚了，冯老回忆说：“大概还有个10块钱左右的节余吧。”养活了一家人后，还有10块钱的节余真是不简单。

　　1965年，正是令中国所有40、50年代出生的人都不堪回首的“三年自然灾害(1959、1960、1961)”刚过去的第3年，当时，所有的中国人心中都有一份“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储粮情结，普遍的做法是：每月两斤的议价杂粮券绝不会放弃，平时能用杂粮券的尽量用杂粮券，以便省下粮票，想方设法把省级粮票换成全国粮票，把零碎粮票换成大额粮票，把旧票换成新票。冯老也不例外，“我把第一个月工资中节省下来的10元钱换了几十斤上海市的粮票。”

　　受访者：许为国，工农兵大学生，1976年华中师范学院毕业，现任湖北省计委某处室处长。

　　许为国1976年分到省纪委时已经29岁，当时已婚7年，小孩快满5岁。他第一个月的工资是52元，标准的行政23级，但这份看似普通的工资对于许为国来说可谓意义重大——它真正宣告许为国完成了“鲤鱼跳农门”的飞跃。对此，许为国有着发自内心的感慨！即便到现在，这位已享受副厅级待遇的老处长每年只要一见到新分来的大学生，就会真心实意地说：“你们才是真正的大学生啊！我嘛。半真半假，只能算是‘时代造英雄’。”

　　许为国是标准的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大学生，1972年全国工农兵大学第一次招生，他就被推荐上了。当时的他是湖北黄岗地区(现黄岗市)浠水县马垅镇快活大队的团支部书记，因为“根红苗正”，公社就层层推荐他到武汉华中师范学院上大学，学的是中文，他当时的水平也就一个初中毕业。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关键在于他符合“革命又红又专”的条件。许为国告诉记者：“当时全国山河一片红，只有靠当兵，顶替和靠政治挂帅才能读工农兵大学，1973年甚至还出现了‘白卷英雄张铁生’。”他告诉记者，“一个叫张铁生的农民在工农兵大学的考场上，一开考就交了白卷，可居然还上了北京大学。”

　　52元钱的工资看似不多，可带给许为国的实惠简直是太多了。因为，他一下子成了真正的国家干部，可以不再种田下地了；他现在可以把老婆孩子从农村接到武汉来了；他能够让父母跟着他这个有出息的儿子来大城市享清福了。

　　“即便是70年代，生活水平物价水平也都和60年代差不多，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工资的功能就是养家糊口，非常经用。” 许为国感慨万千地告诉记者：“惟一不同的是，70年代工农兵出身的这一批大学生对这份工资看得很重，也很珍惜，上大学对我们这些人来说真是时代给予的意外收获，离开穷山恶水的农村，能吃上国家饭拿到一份稳定的工资真是感到喜从天降啊！”

　　50、60、70，这三个年代，是中国建国以后非常特殊的三个历史时期，发生了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等诸多深远影响国际国内的大事，但只有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得比较缓慢，这种状况几乎持续了整整30年。

　　20世纪50年代初，出于社会主义改造的需要，国家对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实行了“包下来”的政策。与此同时，国家实行了第二次全国工资改革，此后不仅国营企事业单位和公私合营企业的工资由国家直接管理，而且集体经济的工资也由国家控制。随时代产生的计划经济，也带来了人民群众生活所需计划供给和消费水平的低下，即便是备受尊崇的大学生群体也难以例外。

　　从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分配到各企事业单位的10来万大学生的工资基本都是相差无几，一般第一个月都在行政21级到23级之间，十年甚至几十年都没有明显的变动。那时侯，中国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月工资也仅在30元至60元之间，这充分说明：当时中国的大学生属于真正的高收入阶层。

　　这三个年代的消费水平和物价水平所遵循的共同特点是：物资匮乏，老百姓用工资满足基本生活所需，长年累月吃计划供应，以粮票为主的票证供应制度主导和反映了那三个时代的主流消费水平。(本报记者 姚海鹰 上海 北京 武汉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