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三四月，进京指标苦了毕业生。一年之后，无奈的一方轮到了企业，获得户口的新员工开始了一轮跳槽离职的“热潮”。

　　北京每年的进京指标大约在1.5万左右。在国家部委，新分来的信息专业的大学生，5年之后仍然留下来的不超过30%。

　　既然以吸引人才为目的的留京政策已经变了味--

　　李梅玲／图

　　一个不足30人的小型金融中介公司，2002年招了5名外地大学生并解决了户口，如今还不到两年，5个人中已经走了4个，没有一个肯交违约金。作为这家公司的老板，孙先生对自己的公司变成了解决北京户口的跳板颇为无奈。

　　浩竹猎头公司王常江先生告诉记者，尽管借助进京指标，仍有很多企业难以实现留住人才的目的，根据他个人估计，每年有一半左右拿到户口的员工选择了跳槽，并且数字仍有增加的趋势。

　　北京近几年每年平均进京指标为1.5万左右，如果有一半人选择了跳槽，意味着每年都有7000多人拿到户口后选择离开。

　　优惠政策变跳板 户口成了双刃剑

　　记者向人事部门问询有关获得留京指标的毕业生一年之后的跳槽数字时，人事部门表示，并没有这样的统计。作为政策的制定者，对政策的实施效果没有跟踪、调查体系，不能做到对政策及时调整、完善，恐怕也是进京指标政策难以实现初衷的原因之一。

　　进入3月，大学生就业进入冲刺阶段，据悉，还有至少一半学生四处找工作，而这些学生中有许多外地生源，对他们来说愁的不是找不到单位，而是能解决北京户口的单位。为了得到户口，毕业生可以接受进入专业不对口的行业做自己不喜欢的工作，可以接受微薄薪水的职位，可以接受去一家前景、规模并不很理想的单位。京城一所知名大学法学院的女生就曾经为此签了专业并不对口，自己也并不喜欢的马兰拉面，并在工作10个月后离开了这家单位。

　　如果说每年三四月，进京指标苦了毕业生，那么一年之后，无奈的一方就轮到了企业，因为此时，获得户口的新员工开始了一轮跳槽离职的“热潮”。最令企业头疼的不光是违约金、档案等等扯皮的琐事，还有人才集中跳槽之后留下的工作岗位真空，以及白白付出了一年的培养精力及费用却为竞争对手培养了人才的尴尬。

　　充当这样跳板的并非只是一些小企业，据记者调查，像北京锅炉厂、北京燃煤机械厂这样的老国有企业也是跳槽大户。据了解，在国家部委，通常新分来的信息专业的大学生，5年之后仍然留下来的不超过30%。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王胜利老师在分析政府、企业、人才三者在进京指标问题上的法律关系时表示，北京市政府给予部分企业进京指标，是对企业的一项优惠政策，企业可以借此吸引优秀人才，于是，进京指标便成了政府对企业和个人的双重优惠政策。

　　本来是给企业和个人的双重优惠，却给企业和个人都带来了双重困扰；本来是一件让企业借此吸引人才的好事，却在实际执行中形成了一支几千人的跳槽大军和由几百家、上千家企业组成的户口跳板。

　　进京指标可倒卖 造成政策性腐败

　　越是依赖进京指标的企业越留不住人才，于是，企业开始“认命”，指标变成了可贩卖的商品。

　　在享受进京户口名额的企业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市场化程度不高，规模有限，又需要新鲜血液的企事业单位。由于缺少人才，政府才把进京指标给了这些企业，为的是让这样的单位在吸引人才的时候有硬件方面的优势。但在单位本身的体制与管理机制不足以吸引人才的情况下，单靠户口招贤纳士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根本留不住人才，结果，恶性循环，企业只能沦为解决户口的跳板。

　　很多企业于是开始“认命”，进京名额每年还是要伸手向国家要的，但是目的已经完全发生了变化。户口变成了可以贩卖的商品，变成了可以赠送的人情。在北京，很多应届大学毕业生都将“找工作”和“找户口”变成截然分开的两件事情。3月份之前，主要的目标是找户口，托各路神仙打听有什么单位可以解决户口，然后花个1万-3万，将自己的人事关系办进单位。很多效益不好的国有企业每年都有这种户口指标标价出售。

　　能否把限制性政策变为鼓励性政策

　　既然以吸引人才为目的的留京政策已经变了味儿，是取消还是改进就成了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刚刚启动的《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工作中，如何控制北京人口总数成为专家和政府部门的一个艰巨任务。目前北京有常住人口1400万人，人口数量是不能无限增长下去的，进京政策本身就是限制人口的方法之一。进京指标的政策不会在短期内取消，那么合理引进人才并留住人才，就必须仰仗于政策本身的适度调整。

　　人力资源专家王常江认为，留京指标应该从分配给企业变为政府的一种资格认证，适度降低门槛，只要本科毕业，在北京工作了一定年限，就应当给予北京户口的待遇，可以参考此前发布的针对外地进京人才的《关于实施北京市工作居住证制度的若干意见》，其中就有规定，符合一些条件的人才可以获得北京市工作居住证，获得居住证3年后可得北京绿卡，享受北京市民待遇。把现在毕业生与企业之间的行为变成政府与毕业生之间的行为，这样不仅杜绝了腐败，也同时把留京指标这样的社会资源归还给政府，体现了对企业的公平。

　　北京市教委负责大学生就业工作的甘北林处长也认为，对留京、进京不控制不行，但目前控制的做法，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已经不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北京市大学生就业制度需改革，变指标控制为标准控制，同时改变以往政出多门的管理办法，简化管理手段，简化管理部门。J056 J111商报记者方芳李洋

　　进京指标的三个漏洞

　　分配不公 非公企业失去国民待遇

　　进京指标实际上是一种社会资源，而这种社会资源的分配并不合理，2004年，北京市市属用人单位需求毕业生4.8万人，比去年增加8000多人，其中机关占10%，事业单位占22%，非公经济单位占45%。但是进京指标除了特批的高新技术企业外，只有行政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才有。最需要人才的非公经济却没有进京指标。

　　这种指标分配的办法还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它在限制人才市场化的同时，也使一些民营企业失去了国民待遇。

　　政出多门 留京指标与进京指标名额不符

　　据了解，京外生源毕业生进京需同时拥有“留京指标”和“进京指标”，这两个指标各由北京市教委和人事局掌握。“留京指标”是指毕业生有了留京工作的资格，由市教委掌握并以总量计划下发给各高校，“进京指标”则是限制用人单位的，用人单位有了这个指标，才能接收毕业生。但实际操作中，这两个指标数额不符。市教委有关部门此前宣布为支持高新技术企业的用人，取消北京5000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留京指标限制。随后人事部门的用人指标也有放宽的表示，市人事局公布了69家高新技术企业放宽进外地生源的限制。于是这样一个悬殊的数字摆在了大学生面前69:5000。同一件事，同一个政策，却出现了两个不同的额度。

　　遗害多多 违约金难以保障

　　中国大恒(集团)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介绍，该企业为高新技术企业，每年都有十几名应届毕业生来公司工作，几乎年年都有两三个人因为跳槽或出国等原因，不到4年服务期限就走了，甚至在1年内就离开。对于违约情况，公司感到很无奈，因为违约者的违约金交不上来，而他们的人事档案在海淀区人事局，每人每年的档案管理费是240元，公司已经为他们每人一次性交纳5年的管理费，合计1200元。人走后，户口便可以由集体户转为个人户。这种行为对企业的经营工作损失很大，导致企业几乎不太愿意招聘非北京生源的应届毕业生。

　　对于企业来说，最无奈的并不是解决了户口的员工的大量流失，而是员工走了却拒不交纳违约金，企业只能扣着员工的档案和户口，形成一种僵持状态。且不说企业拿着无偿占有的留京指标这种社会资源来收取违约金的做法是否合理，仅从个人信誉的角度看，员工如果签了协议，就应该支付这笔钱。目前，违约金过高、跳槽员工没钱是很多员工不交违约金的主要原因，但专家建议，可以在劳资合同上标明缓交，几年之内连同利息一并还清。